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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政府是否应该与个人有相同的道德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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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由于认为政府与个人不应该有相同的道德限制，因为它们不可能有相同的道德限制，而臭名远扬。我们已经注意到，马基雅维里认为，没有权力，人类就不可能有秩序，而且任何人类的事务就都不可能完成。马基雅维里的另一个看法是，有效地运用权力与严格地执行道德律是不可共存的。不作恶，就不可能实现理想。要理解马基雅维里带有一定悲观色彩的论调，就必须了解到，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表述过对道德律的冷漠，也从来没有宣扬邪恶。马基雅维里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思想中固有的张力，也就是认为，道德律是存在的，但是，统治者有时必须打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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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个人没有这种必要。统治者为了建立和保卫国家，有时必须做出不道德的事，为了同一个目的，庶民却必须永远保持道德品性。如果个人认为，他们在他们的利益需要时有破坏道德律的自由，那么，社会秩序就会崩溃。因此，政治领域在道德上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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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了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在思想史上就成了最声名狼藉的人之一。莎士比亚提到他时，说他是“凶残的马基雅维里”。在罗热分类词汇词典（Roget’s Thesaurus）中，“马基雅维里式的”一词的同义词中包括“错误的”、“诡计多端的”以及“不诚实的”。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反面意见是多么微弱、多么少见。迄今为止，据我所知，在政治思想的主要著作中，没有综合的、系统的观点可以与马基雅维里的观点相对抗，认为个人可以有与统治者相同的强硬的道德观。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年）不同意马基雅维里的观点，但是，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他从来没有系统地与马基雅维里争论过。许多思想家相信，政治秩序的好坏取决于其成员是否道德正直。但是，马基雅维里也相信这一点。他的文章中充满了对古罗马人的荣誉感和正直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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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里不同于其他思想家的地方是，清楚地说出了他人很少否认的事：虽然政治秩序取决于对道德标准的尊重，但是它也取决于统治者偶尔违反这种标准的能力。由于伟大的思想家们对这个令人十分不安的观念保持沉默，我们可以想象，泄露了令人痛苦的真理（一位学者提到过他的“令人震惊的诚实”）——一个其他人不愿意承认的真理，也许就是马基雅维里的主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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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马基雅维里的观点主要不是来自于政治哲学方面，而是来自于普通的道德信仰。但是，有这些信仰的人们能够在面对政治现实时还坚持他们的立场吗？让我们以撒谎为例。任何人如果对在政治领域中很普遍的那种含糊其辞、虚伪的讲话反感的话，都会考虑这样两个问题：1.如果不是经常性地隐瞒其计划并且任意地压制信息并施展诡计，一个政府能够成功运作吗？2.如果一个政府能够通过撒谎获得诸如结束战争或者帮助社会底层团体这样的结果，这个政府应该彻底拒绝撒谎吗？可以肯定地回答这两个问题，但是，那是不合乎情理的。相反，这些问题支持马基雅维里的结论，即我们不能够要求统治者和个人有着同样的坦率和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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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将问题转向马基雅维里，我们就应该询问，是否每一种政治环境下的道德限制都是条件性的。如果统治者可以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去撒谎，他们可以杀人吗？马基雅维里说可以，不仅为政治欺骗作辩护，还为政治谋杀作辩护。但是，如果我们走得这样远，那么，理想和良心还剩下了什么？难道在事物的本质中，可以用极度邪恶的手段来达到善良的目的？苏联的共产主义政府已经情愿为了完美的和永久的共同体而实行大规模的迫害，但没有实现、甚至接近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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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这个问题之下的是一个有关道德律的本质的问题。为了明确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运用前面所做的一个区分——道德绝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之间的区分。让我们回忆一下，前者认为存在一种衍生于自然或上帝的道德律，它独立于个人及社会的利益和观点。后者，道德相对主义的理论认为，道德是由一些易变的环境，如个人的需要或社会的需求等决定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道德是相对于它们的。你在它们之间的选择预先决定了你在政府是否应该接受与个人一样的道德限制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道德绝对主义标明了对所有人适用的道德律，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是一样的，而道德相对主义则允许在政府和私人的道德观之间有一定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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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这一主题之前，最好回忆一下本书中前面提到的一个忠告，也就是，政治理论领域中的问题很少能够只根据一些哲学原理直接推论而形成结论。因此，在当下这个例子中，说政府有时必须破坏某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绝对的道德律（个人不可改变的义务），是可以争论的。譬如，我们都认为“不可杀人”是一条绝对的法律，我们也会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如在战争中，政府会合理地杀戮。你可以反对说，绝对意味着无条件，因此，这个词不应该附加在一条在一定的情况下必然遭到触犯的道德律上。但是，像屠杀和撒谎这样的行为，不管它们在哪种情况下做出，都一定是邪恶的，在这种意义上说，反对它们的法律是绝对的。甚至可以相信，一个杀过人或撒过谎的人，即便环境使这些行为无法避免，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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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相对主义是否为统治者有权忽视道德限制的问题提供了肯定的答复，取决于道德律与什么有确切的关联。如果它与每一个人的需求和环境有关，那么，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与不掌权的人就不会受到同样的道德限制。但是，如果道德与国家或文化有关，那么，从逻辑上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应该从属于相同的道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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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提醒是为了告诫人们不要过于简单地思考问题，而不是要表明人们通常的思考方法，或道德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中固有的主要逻辑推论。毫无疑问，道德绝对主义一般排斥政治道德和私人生活道德之间的区别。它肯定一种单一的、囊括一切的道德秩序，因此将政府放在与个人必须担负的相同的道德限制之下，因此，任何对这些限制的违犯，都需要一种特殊的正当理由。即便有某种正当理由，也不能使那些侵犯道德律的人完全地摆脱犯罪感。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在德国参加了反法西斯运动，虽然他只是做了他认为不得不做的事，他仍然对参与刺杀希特勒的活动负有犯罪感。从这一立场来看，政治可以被看做属于道德张力和道德悲剧的领域。但是，仍然必须看到，政治有一种统一的和权威性的道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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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相对主义使事情变得非常简单。它认为，政治领袖和公民有着两种不同的道德领域，或政治领袖根本不受任何道德范畴的限制。譬如，如果道德观念只涉及同一国家的公民之间的关系，那么，国际关系就不从属于任何道德条例；政治领袖可以在他们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上毫无顾忌地根据环境决定他们的行动，只对将他们和他们自己的属民维系在一起的道德纽带负有责任。道德相对主义也会采取另一种形式，认为权力的掌握就是从所有道德条例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领袖在任何行为领域中都不必受缚于道德上的压力。为了国家理由，他们会杀人，甚至欺骗他们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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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道德相对主义使问题变得明朗。它不需要政治领袖受到明白某种道德法规的限制却又被迫触犯它们的强烈束缚。他们可以问心无愧地按照他们自己不同的规则行动。道德绝对主义投射在政治生活之上的道德限制和失败的阴影被驱散了。总体来说，道德绝对主义的气氛是很沉重甚至是不祥的。道德法规受到最严肃的对待，对它们的违犯就不会只被看做是容易改正、可以适当地忽略掉并最后忘掉的错误。“绝对”这个词就意味着，它是不可扭曲的，是与人的各种性情和环境没有关系的。对绝对性的抗拒或违背，会导致一种根本的和无比严重的后果，必须用“下地狱”这个词来形容。道德相对主义驱散了绝对性的沉重气氛。它认为，尽管人类容易犯错误，他们还不是邪恶的，他们也不会受到诸如下地狱这样最终的、超常的惩罚。道德相对主义不给任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譬如，一位外交家或一位政治家——带上道德绝对性的铁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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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一开始也许会启发读者。但是，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给予统治者这样的自由会冒很大的风险。如果在最好的情况下，“权力导致腐败”，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趋势在权力意味着解除一切道德限制，或至少解除所有无条件的道德限制的地方，得到了加强。此外，如果政府豁免于普通公民适用的道德标准，那么很清楚，他们也豁免于公民的道德裁判。如果政府豁免于公民的道德裁判，他们多半也将豁免于公民的政治裁判。如果是这样，他们就是不受监督并且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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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够通过简单地坚持每一个人都适用的相同的道德标准，并拒绝允许任何例外的方法，来防止一系列的道德危机和哲学难题吗？也许你可以。但是这一可能性会带来对现实的理想主义的曲解。二十世纪的政治舞台已经展现出许许多多的悖论和恐怖，因此我们一定会怀疑政治现实能够用像道德律——以它的威严和简洁性——所要求的那样来明确地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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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政府是否应该与个人一样受到同样的道德限制这个问题，被迫放在了美国人民的面前，因为他们在充满战争和野蛮的派系斗争以及国际竞争的世界中，扮演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公民的角色。再拿刺杀为例，在权力政治的冲突和张力中，一个国家经常得益于一个外国人物的死亡——也许是一位领袖，或者是一个特务。一个斯大林主义的特务对住在墨西哥的苏联政府流放犯托洛茨基的刺杀，只是最近的政府行刺中最骇人听闻的一个例子而已。公众都知道，美国在最近几十年中曾试图并已经进行了多次刺杀行动。美国人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事实？相对主义者也许不会有所触动，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没有什么用来控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道德律。马基雅维里可能会有所感触，但原则上会赞成（说在原则上是因为任何刺杀行为必须在政治上是必要的才可以得到认可）。然而，任何相信绝对道德律的人会说，一个国家不应该在任何情况下进行谋杀。绝对主义者的这种禁止有意义吗？这在任何情况下，譬如，甚至在国家本身的安全受到危害时，仍然有意义吗？如果一个国家，像每一个国家一样，愿意在战斗中杀死敌人的士兵，让它用一切办法不杀严重威胁到其利益的外国公民，这样做合乎逻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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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比刺杀的道德问题分量更重的一个问题是核战争的道德问题。冷战的结束改变了我们对核战争如何爆发以及如何进行的看法。我们不再认为这主要是超级大国之间的摩擦。不幸的是，冷战的结束没有减少核冲突最终发生的可能性。的确，核武器的扩散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可能性。我们因此无法停止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也就是，什么时候——如果真有一天发生的话——对核武器的运用能够成为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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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关系到自身的利益，因为他们是唯一在战斗中用过核武器的人。在广岛和长崎扔下的核炸弹夺去了二十万人的生命，大多数是平民。美国人对核炸弹的运用在道德上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吗？对广岛和长崎事件的争论开始于对是否必要的疑问。是否可以将炸弹扔到没有人居住的地区？如果城市不是必然的目标，很少会有人支持总统的行动。但是，假如对无人居住地区的毁坏不会对曰本领袖产生任何影响，成千上万的生命——包括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将会在对日本本土的侵人中丧失。人们会站在这些立场上进行争论，认为轰炸广岛和长崎是有必要的。但是，是否有人会在答复这个观点时提出，从道德立场上看，这个“必要”应该得到否定？——轰炸是大规模屠杀，从任何立场上看都是不正当的？如果是这样，美国在战争中用常规武器所犯下的种种暴力行径是否也应当受到制止：如，对东京和柏林的轰炸？在这种限制会妨碍美国赢得战争的情况下，你是否还会回答说“是”？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你支持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你是否接受政府可以正当地使用恐怖手段对付平民这一原则？对政府永恒地服从道德律这一观念的肯定或否定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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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讲，问题是进行核战争是否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道德行为。在中世纪，政治思想家发明了一种“正义战争”的概念。这一概念认为，当战争符合一定的条件，如，有一个合理的目的，以及在没有过度的摧毁的情况下有可能达到这一目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推动这一概念的原则是，战争可以是道德的。现在，人们经常问，正义战争的概念是否还没有被核武器所废弃？核战争怎么可能是道德的？似乎核战争一定是无目的的，因为在最后什么都不会剩下——没有文明，也许根本没有人类了。什么样的目的可以证明这种手段是正当的？什么样的道德算法能够授权普遍的毁灭？核战争的合法性即便在马基雅维里分子和道德相对主义者眼里也必定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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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核战争的合法性受到怀疑，那么拥有核武器的合法性也应该受到怀疑，因为，除非具有潜在的威胁使得在某种情况下必须运用它们，否则这种拥有是没有意义的。这个问题得到过广泛的探讨，主要与所谓的遏制政策有关联，美国在整个冷战中都遵循了这一政策。这个政策主要包括建立庞大的核武器武库，无声地宣告着在受到类似武器攻击的情况下就会动用它们。这种政策有可能是道德的吗？如果总统表面上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反击，但私底下永远不会动用核武器，即便美国受到核武器的攻击，那么，这种政策是道德的吗？或者，这种极其自相矛盾的、偷偷摸摸的以及受约束的态度，使人们不可能维持太长的时间？在另一方面，又有什么政策能够替代遏制政策？在世界上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的状况下，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能够清醒地敦促美国裁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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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不会很快地就有清楚的答案。但是，它们清楚地指出了对道德问题思考的迫切性。在核武器给我们的文明社会带来的空前危机中，人们不会真正地被引诱到放弃所有的道德观念这一步。这会像在海上遭遇暴风雨时放弃舵轮和所有导航工具一样。懂得政府与道德律之间的关系，看来实实在在地是件生死攸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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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权力的道德限制问题引出了宪法限制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它们是不同的。前者以道德意识为基础，后者则以法律为基础。但是，当强加于掌权者身上时，相同的疑问就出现了——怀疑让政府在不考虑变化的情况下就从属于永恒的限制这一点是否明智。因此，有了下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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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政府是否应该在所有情况下服从宪法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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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之间的冲突强迫我们思考这一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早期，人们一般认为民主是好的，而独裁专制是不好的。但是，人们开始意识到，好与坏不可能截然分开。虽然独裁专制看上去仍然非常不好，我们不能够就说民主看上去是很好的。不仅政府受到宪法限制的国家中存有众多邪恶，而且，邪恶在某些情况下似乎受到这些限制的保护。譬如，在美国这个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国家，许多人仍然食不果腹、无家可归。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绝然清楚的。然而，可以问一下，如果宪法中没有那么多实质的、程序上的限制，使得政府基本上无法进行任何合理的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的话，上述的情况还会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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