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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 第六章 权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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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必须加以利用，也必须加以限制。因此，在进行政治思考时，我们必须考虑权力的目的。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里有两个大而难的问题。首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显然，不了解生命本身的目的，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任何目的。但是，这一直是每一代人的一个谜。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法国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大概是最伟大的一位得出了似乎绝望的结论，认为人的生命根本没有目的。但是，一旦我们证实了生命的目的，我们必须评估哪种权力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些目的。权力不可能做到每一件事：譬如，它不能让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因此，思考权力的目的，可能会在两点上迷失方向——曲解生命的目的以及误解权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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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思考权力的目的的难度与这样做的重要性是相匹配的，特别在今天我们对人民与政府的适当行为感到极深的困惑的时候。我们的困惑无疑有许多原因，技术在无休止地、无计划地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商业化电视培养出来的一时风尚渗透了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使我们迷失方向，这远甚于我们能够意识到的程度。无论是什么使我们感到困惑，政治后果都会是很严重的。缺少智慧的、稳定的目标，我们会将我们的才智和注意力都放在次要的问题上去——探索太空而不是消除贫困，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不是更糟糕的话，我们将额手相庆。总有一天我们会做得更糟糕，那就是当我们痛苦地期望逃离歧义和不确定性的烦恼，从而将绝对权力交到一个通过宣传和恐怖行为追求统一的领袖或政党手里（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简短定义）的时候。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在有关权力的目的方面毫不反抗地陷入怀疑和冷漠，那些目的很可能会由不负责任和麻木不仁的人来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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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些原因，思考权力的目的这个问题就不是从容的消遣，而是紧急的、实际的责任。但是，面对这样困难的任务，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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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到政府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一个人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无论追求什么价值，应该是可以让大家共享的价值。权力针对的利益，应该是共同的利益。这看上去也许很粗浅。但真是这样吗？有所有人都能共享的价值吗？那些有权力的人，即便他们的意图是理想化的，不也总是追随个人的利益，而忽视他人的利益吗？让我们在一开始就问，是否每一个政府都不必然追随少数人的利益——少数控制政府的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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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是否每一个政府都只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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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的利益”这个词以及认为这是描述每一个政府的目的的论点，都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一书中提到过，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特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提出的。实际上，特拉斯马库斯认为，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的，因此，谈什么共同利益或全民福利是没有意义的。每一个人的目标都纯粹是个人的事，很可能与他人的目标相冲突。结果是，有权力的人只寻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已经作好了牺牲他人的利益来获得自己利益的准备。因此，每一种社会和政治秩序，无论是最古老和受尊崇的，还是最小心地加以设计的（除了赤裸裸的暴政），都有欺骗性。特拉斯马库斯认为，政府通常宣称认可上帝和人民，但这都是假的，因为他们真正所做的和他们企图做的，都是为了促进“强者的利益”,那些有权力的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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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伟大的思想家完全同意特拉斯马库斯的观点。然而，尽管有一些思想家一直对已建立的政府怀有深深的疑问，因而认为大多数政府事实上只为“强者的利益”服务，但是他们也相信，在一些特殊的条件下，如哲学家变成统治者时，情况会不一样。譬如，马克思就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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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克思相信，工人阶级注定要为自己掌握所有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会完全地、明确地、不被强迫地为所有人服务。国家将会“消亡”。但是，在此之前，政府会不可避免地背叛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正如已经提到过的，马克思认为，他那个时代的自由民主制和代表了上层阶级利益的、伪装起来的专制政权没有什么差别。像成文宪法、代表会议以及普选制这类工具，应该推动政府为其属民的利益服务，却只是欺骗的工具，是遮盖土地拥有者、工业家和金融家的专制面目的复杂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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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观点部分是因为他坚信任何社会中决定性的权力都是掌握在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的手中。各种政府权力机构，如立法机构和警察，掌握着次一级的权力。在一定的情况下，政府会摆脱阶级统治，但他们通常只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集团的代言人。因此，政府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为共同利益服务。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更关键的一点是，一个被对立的阶级所分裂的社会不会有共同利益。一个阶级的利益必定是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或摧毁。在马克思的世界中，即便是一个哲学家—统治者，也不可能设计出一种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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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将马克思暂时地置于特拉斯马库斯一边。通过加上了“直到共产主义革命”这句话，马克思修正了特拉斯马库斯的立场。否则，他认为，政府维护的“正义”仅仅是“强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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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特拉斯马库斯一直是政治思考的主要目标这一说法并不算太过分。柏拉图用《理想国》的整个篇幅来完成这个任务。当然，并非所有的思想家都有意识地考虑过特拉斯马库斯的立场，但大多数都试图标榜过，政府可以不仅仅为了强者的利益，也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去促进事态发展。甚至像霍布斯这样喜好嘲讽的思想家也强调说，人人需要和平。认为政府即便是真的也很少寻求共同利益的卢梭和马克思，将注意力集中在展示如何能够战胜自私的统治。自由主义在回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时，试图显示自由与民主政制既能够代表工人的利益，也可以代表有产者的利益，他们只是在重申对特拉斯马库斯论点的古老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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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够被驳倒吗？你的回答取决于你是相信人们在本质上是隔阂的还是统一的。即便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些人必定比他们期望的以及其他人得到的更少一些——享受、工作满意的程度、财富，等等。这对于那些在战斗中丧失生命的士兵来说，对于那些从事不可缺少的、但又显得荒谬可笑的工作的工人来说，对于那些遭到监禁的罪犯来说，尤其如此。问题是要显示出这些人不是为强者的利益做出牺牲，而是以某种方式为共同利益作出贡献。因此，只要所有的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是如此的有组织，以至于那些或是自愿或是由于冲动为了其他人的共同利益牺牲自己个人欲望的人，实际上是在为一种共同利益作出牺牲，而且是为了他们本身的最高利益而不是为了达到其他的目的，那么对特拉斯马库斯的反驳就可以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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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念似乎很牵强，但实际上，它并不有违于常识。我们一般不认为那些战死疆场的士兵（除非他们是被不公正地拉去参军，或者是参加一场非正义战争）是强者的牺牲品。我们通常也不会这样审视监狱中的罪犯。我们感到，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公正的。为何如此？大概是出于服务于某种目的，譬如为了国家的生存或维护正义这类对每一个人来说甚至比生命更重要的目的。人们并非总是这样想，但他们通常这样认为；否则，他们的政府只能纯粹地依靠武力来生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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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面对着这些复杂的问题，我们难道不能简单地说，每一个人的利益，即使是纯粹自私的，但多少会与他人的利益相一致，因此使社会得以运转？这样一来，我们就能避免提到诸如“最高利益”同时也是“共同利益”这种难以理解的神秘事物。不幸的是，我们不能诉诸如此迷人而简单的权宜之计。原因是，成百万人所意欲的利益，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很难协调一致。甚至像秩序与和平这种基本的价值观也不绝对是每一个人都期望的。革命和战争总是产生从混乱中谋利的人。因此，社会秩序取决于一定程度的强制。这通常采用和平压力的形式，但没有一个社会可以避免偶尔公开动用武力。这种强制只是对“强者的利益”的维护，除非是代表了共同的利益。如果利益的确是共同的，它必须也是那些受到强制的人的利益，但他们必定没有察觉到，否则他们就没有必要被强制了。总之，由于人们不能够在他们意欲的利益上得到统一，他们必定在他们真正的、但通常没有认识到的利益上是统一的。否则，每一个政府就只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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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绝对论和道德相对论的问题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如果有绝对的道德法规或绝对的价值观，它们必定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共同利益的意义，否则，它们不会既是好的也是绝对的。因此，一个道德绝对主义者会把正义看成一种善，每一种纯粹的个人利益都应当从属于它。那么，罪犯遭到的监禁就是罪犯自己的本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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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所有道德规范和价值对于环境或人都是相对的——如果它们只代表某些人好与坏的观念，那么，真正的共同利益这个观念是否有意义就成问题了。一个道德相对论者可能在逻辑上必定与特拉斯马库斯为伍；确实，柏拉图对特拉斯马库斯的攻击，是对道德相对主义的总体攻击。但是，柏拉图的思路非常错综复杂，这使得在这种事情上维护一种永恒规则的行为成为不智之举。许多相对主义者一直像柏拉图一样，对特拉斯马库斯的立场抱有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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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跨越了在整个政治思考范围中最崎岖、最令人讨厌的领域。但是我们没有躲开它的方法。政治体制在本质上是一系列的安排，由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这怎么能够在道德上得到容忍呢？文明是在道德的巨大阴影下延续的——这是由政治秩序投下的阴影。除非我们可以表明，特拉斯马库斯是错的，而且政府可以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把文明生活看做是建立在对弱者的剥削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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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问：如果有共同利益，那是什么？如果这种利益的定义得到确定，那么，特拉斯马库斯就得到了反驳。然而，要试图确定共同利益，我们离不开我们已经跨越过的最崎岖、最令人讨厌的领域。这不仅是因为这个问题中的哲学方面的困难，而且也是因为个人方面的困难。问到利益问题，就是在问你高于一切关心的是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极力要求你愿意并且能够内在地看到自己的思想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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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广泛接受的答案置于我们讨论的中心，可能会有一些帮助。穿过现代历史的喧嚣，这个答案清楚地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这就是自由，一种要将社会组织成能使个人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生活的地方的观念。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期间，对自由的呼喊震耳欲聋，自由处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中心，自由主义已统治欧洲和美洲的政治生活逾二百多年。这不是一个毫无异议的答案，正如共产主义表示的，在那里，平等与团结优先于自由。但是，共产主义是对迄今为止统治着西方世界的自由传统所做的有意识的反抗。其他反自由的运动也是如此，如法西斯主义，他们的反抗情绪证实了他们所反对的自由主义仍占有优势地位。那么，让我们问一下，虽然我们受到了扫荡我们这个世纪（指二十世纪——译者）的意识形态暴风雨的连续冲击，我们是否还能够在自由传统中找到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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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政府的最终目标只是能够使个人按自己的选择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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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肯定的回答在今天有很强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在确定政府目标的定义时，它使我们绕过了当今的道德多样性（更不用说混乱了）。在涉及什么是好的这个问题上，现在的人们各持己见，譬如，某些人认为是平等的正义，对其他人来说，则是给予那些有能力的人获得极大物质财富的机会。对有些人来说，流行音乐和大多数电视节目是好的，而对其他人来说，只有古典音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才称得上“好”。要让政府或任何形式的社团（如学校）决定谁是对的，似乎是不可能的。就连哲学家在至善的本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那么，让个人为自己决定什么是好的，让他们相应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就是合理的吗？换一种说法就是，认为唯一的共同利益就是自由，不就是合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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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是这样的。在这些人中，有两类相当不同的人。一种是道德相对主义者。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这些人认为没有绝对的至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至善是有益于所有的环境和每一个人的。至善完全是个人的偏好，而偏好，如我们所知，各有不同。没有根据能让一个人说另一个人认为是好的并不真的是好的。从这一观点看，给予立法人员、法官、行政长官或者甚至教师以任何为其他人指定他们生活的目的的权力，便是很荒谬的了。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让所有的人有根据自己个人的目标来生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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