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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克思相信，工人阶级注定要为自己掌握所有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会完全地、明确地、不被强迫地为所有人服务。国家将会“消亡”。但是，在此之前，政府会不可避免地背叛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正如已经提到过的，马克思认为，他那个时代的自由民主制和代表了上层阶级利益的、伪装起来的专制政权没有什么差别。像成文宪法、代表会议以及普选制这类工具，应该推动政府为其属民的利益服务，却只是欺骗的工具，是遮盖土地拥有者、工业家和金融家的专制面目的复杂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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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观点部分是因为他坚信任何社会中决定性的权力都是掌握在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的手中。各种政府权力机构，如立法机构和警察，掌握着次一级的权力。在一定的情况下，政府会摆脱阶级统治，但他们通常只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集团的代言人。因此，政府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为共同利益服务。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更关键的一点是，一个被对立的阶级所分裂的社会不会有共同利益。一个阶级的利益必定是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或摧毁。在马克思的世界中，即便是一个哲学家—统治者，也不可能设计出一种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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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将马克思暂时地置于特拉斯马库斯一边。通过加上了“直到共产主义革命”这句话，马克思修正了特拉斯马库斯的立场。否则，他认为，政府维护的“正义”仅仅是“强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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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特拉斯马库斯一直是政治思考的主要目标这一说法并不算太过分。柏拉图用《理想国》的整个篇幅来完成这个任务。当然，并非所有的思想家都有意识地考虑过特拉斯马库斯的立场，但大多数都试图标榜过，政府可以不仅仅为了强者的利益，也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去促进事态发展。甚至像霍布斯这样喜好嘲讽的思想家也强调说，人人需要和平。认为政府即便是真的也很少寻求共同利益的卢梭和马克思，将注意力集中在展示如何能够战胜自私的统治。自由主义在回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时，试图显示自由与民主政制既能够代表工人的利益，也可以代表有产者的利益，他们只是在重申对特拉斯马库斯论点的古老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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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够被驳倒吗？你的回答取决于你是相信人们在本质上是隔阂的还是统一的。即便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些人必定比他们期望的以及其他人得到的更少一些——享受、工作满意的程度、财富，等等。这对于那些在战斗中丧失生命的士兵来说，对于那些从事不可缺少的、但又显得荒谬可笑的工作的工人来说，对于那些遭到监禁的罪犯来说，尤其如此。问题是要显示出这些人不是为强者的利益做出牺牲，而是以某种方式为共同利益作出贡献。因此，只要所有的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是如此的有组织，以至于那些或是自愿或是由于冲动为了其他人的共同利益牺牲自己个人欲望的人，实际上是在为一种共同利益作出牺牲，而且是为了他们本身的最高利益而不是为了达到其他的目的，那么对特拉斯马库斯的反驳就可以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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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念似乎很牵强，但实际上，它并不有违于常识。我们一般不认为那些战死疆场的士兵（除非他们是被不公正地拉去参军，或者是参加一场非正义战争）是强者的牺牲品。我们通常也不会这样审视监狱中的罪犯。我们感到，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公正的。为何如此？大概是出于服务于某种目的，譬如为了国家的生存或维护正义这类对每一个人来说甚至比生命更重要的目的。人们并非总是这样想，但他们通常这样认为；否则，他们的政府只能纯粹地依靠武力来生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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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面对着这些复杂的问题，我们难道不能简单地说，每一个人的利益，即使是纯粹自私的，但多少会与他人的利益相一致，因此使社会得以运转？这样一来，我们就能避免提到诸如“最高利益”同时也是“共同利益”这种难以理解的神秘事物。不幸的是，我们不能诉诸如此迷人而简单的权宜之计。原因是，成百万人所意欲的利益，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很难协调一致。甚至像秩序与和平这种基本的价值观也不绝对是每一个人都期望的。革命和战争总是产生从混乱中谋利的人。因此，社会秩序取决于一定程度的强制。这通常采用和平压力的形式，但没有一个社会可以避免偶尔公开动用武力。这种强制只是对“强者的利益”的维护，除非是代表了共同的利益。如果利益的确是共同的，它必须也是那些受到强制的人的利益，但他们必定没有察觉到，否则他们就没有必要被强制了。总之，由于人们不能够在他们意欲的利益上得到统一，他们必定在他们真正的、但通常没有认识到的利益上是统一的。否则，每一个政府就只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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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绝对论和道德相对论的问题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如果有绝对的道德法规或绝对的价值观，它们必定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共同利益的意义，否则，它们不会既是好的也是绝对的。因此，一个道德绝对主义者会把正义看成一种善，每一种纯粹的个人利益都应当从属于它。那么，罪犯遭到的监禁就是罪犯自己的本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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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所有道德规范和价值对于环境或人都是相对的——如果它们只代表某些人好与坏的观念，那么，真正的共同利益这个观念是否有意义就成问题了。一个道德相对论者可能在逻辑上必定与特拉斯马库斯为伍；确实，柏拉图对特拉斯马库斯的攻击，是对道德相对主义的总体攻击。但是，柏拉图的思路非常错综复杂，这使得在这种事情上维护一种永恒规则的行为成为不智之举。许多相对主义者一直像柏拉图一样，对特拉斯马库斯的立场抱有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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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跨越了在整个政治思考范围中最崎岖、最令人讨厌的领域。但是我们没有躲开它的方法。政治体制在本质上是一系列的安排，由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这怎么能够在道德上得到容忍呢？文明是在道德的巨大阴影下延续的——这是由政治秩序投下的阴影。除非我们可以表明，特拉斯马库斯是错的，而且政府可以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把文明生活看做是建立在对弱者的剥削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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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问：如果有共同利益，那是什么？如果这种利益的定义得到确定，那么，特拉斯马库斯就得到了反驳。然而，要试图确定共同利益，我们离不开我们已经跨越过的最崎岖、最令人讨厌的领域。这不仅是因为这个问题中的哲学方面的困难，而且也是因为个人方面的困难。问到利益问题，就是在问你高于一切关心的是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极力要求你愿意并且能够内在地看到自己的思想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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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广泛接受的答案置于我们讨论的中心，可能会有一些帮助。穿过现代历史的喧嚣，这个答案清楚地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这就是自由，一种要将社会组织成能使个人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生活的地方的观念。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期间，对自由的呼喊震耳欲聋，自由处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中心，自由主义已统治欧洲和美洲的政治生活逾二百多年。这不是一个毫无异议的答案，正如共产主义表示的，在那里，平等与团结优先于自由。但是，共产主义是对迄今为止统治着西方世界的自由传统所做的有意识的反抗。其他反自由的运动也是如此，如法西斯主义，他们的反抗情绪证实了他们所反对的自由主义仍占有优势地位。那么，让我们问一下，虽然我们受到了扫荡我们这个世纪（指二十世纪——译者）的意识形态暴风雨的连续冲击，我们是否还能够在自由传统中找到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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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政府的最终目标只是能够使个人按自己的选择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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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肯定的回答在今天有很强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在确定政府目标的定义时，它使我们绕过了当今的道德多样性（更不用说混乱了）。在涉及什么是好的这个问题上，现在的人们各持己见，譬如，某些人认为是平等的正义，对其他人来说，则是给予那些有能力的人获得极大物质财富的机会。对有些人来说，流行音乐和大多数电视节目是好的，而对其他人来说，只有古典音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才称得上“好”。要让政府或任何形式的社团（如学校）决定谁是对的，似乎是不可能的。就连哲学家在至善的本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那么，让个人为自己决定什么是好的，让他们相应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就是合理的吗？换一种说法就是，认为唯一的共同利益就是自由，不就是合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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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是这样的。在这些人中，有两类相当不同的人。一种是道德相对主义者。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这些人认为没有绝对的至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至善是有益于所有的环境和每一个人的。至善完全是个人的偏好，而偏好，如我们所知，各有不同。没有根据能让一个人说另一个人认为是好的并不真的是好的。从这一观点看，给予立法人员、法官、行政长官或者甚至教师以任何为其他人指定他们生活的目的的权力，便是很荒谬的了。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让所有的人有根据自己个人的目标来生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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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在我们这个时代显示出其可行性。它不需要任何信仰的跳跃，不需要有宏伟的（但是有问题的）理想。它适合一个已经看到过许多坚定的信仰采用了恐怖主义的形式、光辉的理想在破灭的幻想中烟消云散的时代。认为政府应该只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能使个人按照自己的选择生活的观念，对于不存有幻想、有时玩世不恭的一代人来说是可信的。这是除了自己和暂时的满足感之外，对什么都不确定的一代。这种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多数）受到最低限度的政治的吸引，这种政治对我们人类的本质或我们最高的理想不做任何宏大的设想，因此对我们没有什么要求。这种政治甚至可以被称为自我关注的政治。它必定是，至少含蓄地是契约型的；一个人对法律的服从，不是因为法律服务于正义或某种伟大的共同目标，而是因为法律提供了一种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一个人可以追求自己的欲望。公民权是以自我利益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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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个观点中最明显的问题是，如果每一种绝对的好都被否认，那么，自由也不再是绝对的好了。它只能在有助于大多数人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的基础上受到欢迎。但有些人具有赌徒的灵魂，或者具有很强烈的自信心，他们会更愿意在一个没有太多自由、少数人持有巨大的权力、特权与财富的社会中茁壮成长。一个道德相对论者无法和这种人进行争论。这远远不止是理论上的思考了。充满道德疑问的民众不会为自由提供坚实的基础。很有可能，道德的混乱以及不确定性为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否则，德国人不会支持一个从一开始就实施道德暴行的政权。的确，那些认为至善只是个人偏好的人，可能在某种情绪下支持自由。但是，如果他们受到恐吓（如前纳粹时期的德国人受到的经济不稳定的恐吓），或仇恨某些少数族裔（如那个时期的德国人典型地仇恨犹太人），或对国家权力及特权的丧失不满（以德国人对凡尔赛条约的态度为代表），或者有一个灵巧地玩弄他们的情感的蛊惑民心的政客（如希特勒一样），他们就会抛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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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道德相对论只是偶然地、而不是从本质上支持自由。因此，很有必要注意到，在那些认为自由是国家中心目标的人中间，也有道德绝对论者。他们基本上分为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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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中一种人来说，自由不只是人们碰巧喜欢的什么概念。相反，由于自由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自由也是我所有公民同胞的自由，它是一种无条件的道德义务的实质。如果我决心为自己争得自由，从最基本的公平角度看，我必须为每一个人争得自由。这与情绪没有任何关系。支持自由时，我遵守道德法规，它不问人们是否恐惧、不满或受到其他某种不自由情绪的掌控。相反，它明确地告诉他们——也就是，不受任何感情或环境的影响必须做什么。个人优势在这种道德计算中也不起任何主导作用。我支持自由，不是因为自由为我个人的利益服务，而是因为通过为每一个人争取自由，我证实了自己普遍的人性（universal humanity）。（这一观点一般被称为“道义论”，这个词是指一种认为道德行为在于做正确的事情而不管结果如何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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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德绝对论中的另一种人来说，结果有决定性的重要性，因为道德行为存在于使一个人能够实现至善的生活方式中。虽然至善的本质的确值得争论，但绝对的至善是存在的，这一观念没有得到否定。得到否定的只是，政府可以给出任何有关至善的定义。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因为至善的本质必须得到自由的选择，强迫人们选择至善的观念是荒谬的。对其他人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在现代寻求公共的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不存在。一种可以称为“道德多元主义（moral pluralism）”——在有关至善的问题上有分歧的状态——的观念，被看做是现代文化的特征，至少在现在是不可超越的。道德多元主义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与它共存，这意味着允许人们为自己确定至善的定义。那么，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任何有关至善的官方定义都是极其不合适的。但是，个人的定义却是另一回事。作为个人寻求至善是与我们作为道德和理性的生物所具有的尊严是一致的。自由的目的就是允许个人这样做。可以说，国家的道德中立是个策略而不是意识形态。这并不是说，任何人碰巧喜欢的任何事必定是好的，也不是说，自由的作用只是允许人们追求私人享受和偏好——虽然它起到这种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允许人们寻找至善，并且如果他们发现了或自认为发现了至善，它允许人们献身于此——只要他们不以任何方式践踏他人的自由。（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是“目的论”，与“道义论”的观点相对。后者断言存在无条件的道德律，不管其结果如何都有效，而前者，“目的论”的观点则认为行为准则的有效性取决于它们对实现人生的终极目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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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着过于简单化的危险，那些支持自由却又认为没有绝对的善的人可以称为是“享乐主义者”，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各种各样的欢愉。另一方面，那些支持自由的人，不论是基于道义论的观点认为应该无条件地这样做，还是基于目的论的观点允许个人用自己的方法去追求至善，都可称为“道德主义者”，这是因为美德在他们的心目中很重要，而在“享乐主义者”那里则不重要。我们可以简单的将道德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都称为“自由主义者”，因为对于这两派来说，自由是共同的善。对于他们二者，自由都是一种特殊的善。它不是排他性的。可以说，它是一种可以与许多其他善的观念共存的善。因而，它似乎特别适于一个道德困惑和多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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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现代文化中的价值观的多样性，自由主义者的态度是极其合理的。的确，人们会奇怪怎么能够有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然而，反对他们的大有人在，而且，在根本上，不是来源于像法西斯主义者那样的极端分子。它来源于那些忠实于不像自由那么轻松、那么盲目的的善的观念的人群。对于这种人来说，如果善像自由主义者要求的那样从属于个人选择的权利，那么，公共生活就是贫困的。他们不一定完全否定自由，自由也许在他们所认为的善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们也并不一定接受自由，而且在它与更高的价值观有冲突时，他们准备好要限制它，或将它完全搁置一边。今天，对价值观抱有非常严肃态度的人们在许多领域中遭到怀疑，因为人们害怕他们危害自由，而且，他们很可能确实会。然而，人们可以问，如果不是过去有这样的一批人的存在，文明是否会存在？因为很难说仅凭自由就能激励人类最伟大的创造行为。对这种或那种价值观的深信不疑，带来了古希腊文化的辉煌、罗马帝国的和平与秩序以及中世纪的深奥与显赫（以哥特式的大教堂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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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价值观可以看做比自由更重要呢？我们简要地检验几种价值观，这将不仅回答这个问题，也可以帮助读者发掘他们内心最深处所关心的是什么，以及在关于政府的目标是否只是使个人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生活这一问题上，他们的立场何在。那些发现了似乎值得个人献身的一种善的人，将至少拒绝享乐性的自由主义。如果发现的善极其重要，他们也会拒绝道德性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那些思考几种不同的善观念引起了个人困惑或认为社会差异不可解决的人，将被推向自由主义的方向。下面是严肃的思想家和领袖们认为具有超过自由的意义的几种主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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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义。正义的理想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威严。这反映在它构成了政治哲学的第一部同时也许是最伟大的经典著作——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主题这一事实中。对于柏拉图来说，正义不仅是社会的同时也是个人灵魂的恰当秩序。它必然与人性无法分割。如果我们用词小心一些，可以说一个不正义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人。在所有的时代中，都有人将正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然而，如果正义是威严的，那么它也是非人格化的，而且要求很高。这与自由无法和谐地走到一起，而且可能需要牺牲幸福。它告诉我们，自由没有正义重要，而且，那些不自由的公正的人，必定是受到强制的。它还告诉我们，幸福是不重要的，除非它存在于人的关系和人的灵魂的真正秩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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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有各种对正义的解释。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将正义的阵营一分为二。一边的人将正义解释为识别少数人的特殊品性和成就。杰出一般是分界线这一边的暗语，正义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构想出来的。正如几乎所有的保守主义者一样，柏拉图赞成这种正义。在分界线的另一边，人们对人类的相似处比对人类的不同之处更有兴趣。因此，正义就是平等。这边的暗语一般是同情。马克思肯定了这种正义性，各种社会主义者也追随这种看法。然而，有必要强调，在分界线的两边，正义都没有妥协可言。严肃地思考正义的人，无论他们用等级观念还是平等观念谈论正义，都与那些认为善是一种观点或个人偏好的人呼吸着完全不同的精神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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