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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我用这个词来指称在一个社会中经过上百、上千年发展的习俗、惯例、神话以及历久弥坚的信仰组成的复合体。对一些人来说，传统是一个社会最珍贵的财富。这是我们的人性的首要条件。一个被剥夺了得自传统的一切的人，除了潜在的可能性之外，就不再是人，而是一种奇怪的野兽。因此，智慧就不是哲学家所拥有的或者可以得到的——与柏拉图的观点相反，而是对人类的行为方式和需要的理解，这些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演变形成的，渐渐地在构成传统的惯例、信仰与实践中积存下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传统比任何人都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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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有着所有的智慧，传统仍然是脆弱的。它不仅可以通过有意的政治革命遭到摧毁，而且也会由于粗心大意——也许是鲁莽的技术和社会改革——而遭到摧毁。一旦遭到摧毁，就不可能很快地重新建立起来了。传统的实质就是，它不是人类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而是时间的产物。传统的维护者通常被称为保守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一个政府没有比保护继承下来的行为规范和洞察力更重要的其他目标了。这些行为规范和洞察力构成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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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地说，这就是为什么保守主义者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原因。并不是传统具有排他性，一种传统一般也包括正义、自由和其他政治价值观的标准。在这一点上，传统和自由一样，是一种能与其他善观念共处的善观念。大多数保守主义者赞成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保守主义者远比自由主义者对自由的理解有限制性。自由以及其他所有个人可能选择的价值，都是按传统来限定的；而且，如果只是粗心地加以限定的，这些价值观就会威胁到传统。埃德蒙·伯克说过，赞扬人的自由之前，他会先问他们打算如何运用自由。这完美地表达了保守主义者对自由的看法。这一观点远比大多数自由主义者能够赞同的要更有限制性、更为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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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同体。个人选择的主权并不是一个像某些住在美国这种自由国家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古老、那样长久的理想。从伯里克利（Pericles） 时代直到现在，许多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最严肃的改革者都相信我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政治的最高目标是使我们本质上的一致性成为现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持有这种看法，中世纪时期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也都如此；在近代世界，多位深刻的思想家如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都阐述过这种有关共同体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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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对共同体理念的有趣的重申来自于女权主义者。共同体的理念几乎全部是由男人构想并提出，多多少少是理性主义的，道德的权威及法律的整合力反反复复地得到强调。各种女权主义思想家怀疑男性的理性主义，一直尽力用一种更具体、更包容的方式设想共同体。他们将个人关怀和对话关系带进了共同体的范围中，而这些在过去通常被看做是个人的私事。这一点不应该被夸大，一些男性的哲学家，如伟大的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就规划了无可比拟地温和的、关注个人的共同体学说。不过，在想起康德曾坚持，如果一个社会正在解散，有一个罪犯在等待执行死刑，就一定要先处死罪犯然后再解散的时候；想起康德关于人类种族在观念上是绝对的“目的王国”的学说是现代共同体观念的主要源泉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传统理论需要注人一些不那么强硬的法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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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到，从原则上讲，共同体的理念不是一定与自由相对立的。如果自由就是按照你本质上的自我来生活，如果你本质上的自我与其他自我相一致（换句话说，如果人类实质上是统一的，不是隔阂的），那么，从这个词真正的意义上讲，自由是在共同体中，也只有在共同体中能够体验。但是，这里的自由是重新下过定义的，这不是那些相信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使你能够按照你的选择生活的人所理解的自由。你也许选择不去留意你本质上的自我所提出的要求，那么，为了共同体，你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重新适应——通过强制、激励、再教育或者其他方式，使你与你本质上的自我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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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出的能够替换自由的其他善的形式不仅仅只有正义、传统和共同体。但是，它们为思考提供了一个基础。问题在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形式——或者任何其他善的观念——是否真的值得让你放弃你所选择的简单的、吸引人的生活目标。人们该怎样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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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应该注意到，这绝大部分取决于你如何回答本书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人类是否在本质上是隔阂的。任何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思考在这里都有用。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的），那么，你基本上否定了正义、传统和共同体可以作为终极目标。更重要的是，你已经否定了任何绝对的善的存在，因为绝对的善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它必定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在本质上统一起来。换句话说，如果你相信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的，那么将自由作为你的政治理想就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尽管我们在本性上是隔阂的，但自由使人们生活在一起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如果你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人类在本质上不是隔阂的，而是一致的），那么，像正义、传统和共同体这样的理想就很容易达到，因为如果我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必定分享一种共同的、绝对的善。相应地，你对自由的态度会有所保留。因为如果我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么，一个充满了追逐各自的价值观和个人满足的互不相干的个体的社会就不可能是理想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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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与本书中其他主要问题有关的思考也是有用的，如第七个问题：人类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吗？如果你认为人们不平等，你肯定强烈坚持一种承认独特品行和成就的正义。而且，你会很容易地接受传统并将之作为政治目标，因为传统一般体现并承认显著的不平等。但是，你不能——除非经过复杂的智力策略——否定存在绝对的善，你也不能毫无保留地肯定自由。本质上的不平等的观念暗示着一种自然的人类贵族政体。这就预先假定了某种绝对的价值观，并排除了个人按照各自的价值观生活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如果你相信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那就将有多种可能。如果他们的平等只在于让他们区别于他人的任何绝对标准的缺乏，那么，享乐型的自由主义的领域就向你敞开了大门。如果他们的平等被认为是每一人共同分享某种绝对价值观，你可能会选择平等的正义或共同体作为公共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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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这些如此抽象的问题时，运用具体的例子是会有帮助的。思考政府的目标时，一些最相关的例子都涉及政府的强制问题。你愿意让政府在哪里用武力进行干涉？思考这个问题会帮助你决定，你确信政府应该追随什么样的目标。下面三个话题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到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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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杀。自杀是自我谋杀。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政府有权利阻止，并在它不能阻止的时候，严重地处罚谋杀他人的行为。为什么？因为谋杀否定了人们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而生活的权利？或者因为谋杀侵犯了某种伟大的、绝对的善，如生命？如果是前者，肯定自杀的权利是符合逻辑的，这是按照你的选择来生活。如果是后者，那么，很难说自杀如何在根本上不同于其他谋杀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通常在谈话中为自杀的权利辩护，但很少在具体的情况下这样做。当警察用大网和套索防止在高处犹豫不决的人从上面跳下来时，从来没有公众抗议的风潮出现过。为什么没有？当有人着手如此私人性的行为，如自杀时，我们的干预是不恰当的吗？或者，一个实际的自杀尝试，暂时地将一种深奥的、也许是没有被认识到的价值观挖掘出来了，这种价值观甚至比自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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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堕胎。人们普遍地站在一个立场上为此辩护，认为妇女是否要孩子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政府没有权利干涉。允许堕胎的观点完全的与自由主义思想相洽，特别是享乐型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似乎一致地，或几乎一致地强调，每一个妇女在这件事上都有自主的权利。她们的主张完美地描绘了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生活的理想。她们坚持认为，如果一个妇女能够被迫生育孩子，她的身体和她自己的生活实际上可以从她那里被剥夺走。那些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争论道，像这样完全不留余地的对自由的肯定，不仅会使堕胎合法化，也会使杀害婴儿的行为合法化；而且在有关人的生命的问题上，或潜在的生命的问题上，我们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生活的权利必须受到我们共同的人性的限制。这个激烈的问题最终起源于我们在本质上是否是隔阂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是，那么，强迫某人生养孩子就是对私人生活不可容忍的干涉。但是，如果我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么，中止怀孕也许与我们所有的人都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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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色情产品。免于每一种审查制度是自由主义者的主要理想。支持的论点通常基于人们应该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生活，他们认为自己阅读的杂志或观看的电影与其他任何人无关，而只与他们自己有关。这个推论听起来不错。如果我们在本质上是隔阂的，而且个人的生活完全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那么，政府对私人生活的任何干预都具有人侵性和专横性。但是，许多接受这个论点的人也有过不同的想法。这部分是因为儿童愈益成为色情活动的目标，部分是因为女权主义者对色情产品贬低女性的方式日益敏感。结果，色情产品面临着比过去更难对付的反对。这里的问题是，这种反对以什么样的价值观为先决条件，并且展现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大多数人想到让儿童面临色情杂志挑起的淫欲时所感到的那种厌恶，能够解释为主要是由于他们认为儿童还没有到能够为他们自己选择角色的年龄吗？或者，这代表了对某些重要的、共同的价值观——如照顾无邪和无助的人——的违背所感到的嫌恶？妇女感到了色情产品对她们的贬低，这反映了自我保护的本能，还是一种对巨大的、具有普遍性的邪恶——一种表面上的私人娱乐，实际上不仅贬低了妇女，也贬低了人类——的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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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权力目的的问题是极度困难的，因此，也许有必要退一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它们。这样做的一个方法是挑出一两种通常被看做是绝对的、比自由更重要的价值观，去询问政府是否应该支持它们。因而产生了下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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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政府是否应该对真理和道德负有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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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任何人会否认，公职人员应当诚实、有道德。但是，这里的问题不涉及任何像是否需要可信任的政府官员这种无可争议的问题。它提出的问题是，那些官员是否有责任在他们管理的社会中坚持真理、培养道德品质。他们在规定人们应该相信什么、在个人生活中应该做什么的过程中，起到了恰当的作用吗？政府是只关心维持秩序与保护个人自由，还是它也关心真理和善？总而言之就是说，政府是否应该负有精神方面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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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会感到吃惊，有人居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世俗主义在西方政治中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了，而且，世俗主义意味着公民与终极事务——如真理和善——之间的关系与政府无关。如果说有哪个组织卷入了个人的精神事务，那就是教会，而教会和国家必须严格地加以分离。是否让教会或任何其他组织、任何其他人，在实际中卷人个人的精神生活必须由个人自己决定。个人主义一度在经济事务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如今在精神事务上也是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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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件好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与当代的美国人想的不一样。他们既不分享我们精神上的个人主义，也不同意我们政治上的世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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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管过去都考虑过什么问题，说那些如此根本的问题已经得到了绝对的、永久的解决，岂不是非常可疑？如果真理和道德全都属于教会范围之内，就没什么可疑的。但事实是这样吗？不论人们对宗教持何种态度，他们不是都有着关注真理和善的内在精神吗？如果是这样，他们能不关心所有与他们相关的、教会内外的那些价值观吗？如果社会和国家与真理、道德没有关系，它们能够是合理的吗？很清楚，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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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第一种价值——真理——开始。政府是否对真理负有任何责任，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是否对那些受到它管理的人的信仰负有责任？政府应该完全不干涉信仰问题以及个人应该完全独立的观念，是近期才提出来的，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洛克在十七世纪末为这一学说做过辩护。他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但他提出的观念仍然有争议，而且总体上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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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早期思想家提出政府应对信仰负责的原因并不是荒谬的。这些原因也许不充分，但它们不是不能理解的，或者明显地没有道理。首先，这些思想家认为，我们能够确切地知道真理是什么。大多数伟大的希腊和中世纪思想家都会认为“是谁在说？”这个问题是坏问题或缺乏智慧的问题，而这种问题会败坏有关人性和宇宙的客观真理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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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让人们自己寻找真理？这些思想家大多数都会做出合理的（尽管可能是错误的）回答，说即便对于最伟大的思想家来说，发现真理也是困难的，这是完全超出一般人的能力的。结果，如果政府和社会不帮助个人决定他们的信仰，大多数人将陷于盲目，最后绝望。由于社会秩序取决于共同的以及真正的信仰，因此这会使社会陷于虚弱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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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思想家大多数并不会从这种回答中推断，政府应该有一种排外的、不受监督的权利来宣告真理。他们也不会推断，政府应该试图用暴力和恐吓来坚持真理。譬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家和哲学家对寻找真理并将其公布负有首要的责任，而典型的中世纪思想家相信，对信仰的监督主要是精神力量的责任，也就是教会，而不是现世机构的责任。甚至柏拉图和奥古斯丁这些比其他人更激进、更充满激情的思想家，也远没有期望用武力推动真理。柏拉图的办法是教育，而奥古斯丁是在长时间的踌躇之后才极不情愿地支持使用暴力反对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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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思想家以及直到近期的其他思想家都没有考虑过近代的观念：政府在精神方面保持中立。对于他们来说，了解真理是人生的主要目标之一，而政府对人生的影响又是如此巨大，因此不能不让它参与并帮助共同追求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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