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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的另一边我将之称为“便利政治”（the politics of convenience）。这种政治或者是建立在对人类的能力和尘世生活的可能性的怀疑的基础之上，如基督教的思想，或者是建立在满足现状的基础之上。两种态度都导致一种没有什么期望，也没有什么要求的政治，因为它们认为世界或是不能够，或是不需要有多少改善。政府不需要拯救人们的生活，而只需要提高生活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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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代表了满足现状的便利政治。他不认为没有政府的生活会很可怕或难以维持。他不会想到要说出卢梭说过的话，也就是，当人建立一个政府并进人公民状态，“他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他的思想开阔了，他的情感高尚了，他的灵魂整个提高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若不是对新处境的滥用使他往往堕落得比原来的出发点更糟的话——对于从此使得他永远脱离自然状态，使他从一个愚昧的、局限的动物一变而为一个有智慧的生物，一变而为一个人的那个幸福的时刻，他一定会是感恩不尽的。”[39]这是救赎政治的声音。对于洛克来说，一个政府可以替公民做事，为他们节省时间，减轻烦恼。但仅此而巳，它不可能将地狱变成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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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歧——它不仅仅是一条线——将这两种权力概念截然分开，因为每种概念都有相关的观念和看法，因此，每一种概念又都是一整套政治哲学的核心。那些赞成救赎政治的人，经常专注于人类灵魂的状态——譬如，人与真和善的关系（柏拉图），或者，人的道德完善性（卢梭）。那些赞成便利政治的人，一般主要关心外界事务的安排和对它们有效的、有秩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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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再一次出现。一方面，所有的注意力都被放在了公共领域，因为它认为，只要私人生活与目标完全从属于公共生活与目标，政治就可以带来救赎。救赎政治包含着一种固有的走向极权主义的倾向，而非只是将之作为权宜之计。拯救一个人或整个人类这样高尚的目标，使得对私人生活的关注相比之下显得平凡琐碎。此外它认为，如果每一个人自己的私人生存空间得到保障，那么，他将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救赎性政府够不着的地方，换言之就是他们可以拒绝接受拯救。另一方面，在政府主要是提供便利的地方，保障私人领域是首要的考虑。最好的生活被认为是私人生活，在那里个人能够追随自己的兴趣，享受自己的快乐，即便与拯救观点相比它看起来微不足道。从这种观点出发，公共领域并不被认为是多么广阔和崇高，不被认为是实现人类本质的地方。相反，它更是狭隘的、功利的，主要为保护私人生活得以繁荣的条件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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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专注于灵魂状态以及通过改造公共世界使灵魂重生之可能性的思想家一般认为，地球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财产，并希望对这份财产进行严格地管理，或者废除私有财产。柏拉图、卢梭和马克思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私有财产的敌人。另一方面，像洛克这种主要关心外界事物安排和保护私人生活的思想家，一般都是私有财产坚定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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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救赎政治很可能成为集中的、无限制权力的政治。无法否认，这在马克思并非如此。对于他来说，历史上最终的拯救行动——无产阶级革命，是为国家的消亡做准备的。但是，第一个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人——列宁，提倡无限制、高度集中的权力，柏拉图和卢梭也都多多少少反对分权和限权。在另一方面，便利政治典型地内含于立宪主义和混合政体的观念中。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只是打算消除一些日常生活的不便，保证生活和财产的安全，分割权力并用宪法限制权力显然是谨慎的举措（除非有人赞成霍布斯有关人性的观点）。但是，这种谨慎绝不可能创建出“新天地”，如果以后者为目标，就需要一个新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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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站在这边或那边。譬如，很难说霍布斯是哪一边的。一些读者很可能在形成自己的政治观念时，发现结合救赎政治和便利政治的办法，也有可能不选择任何一边。但是，我认为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个对近代社会来说非常深刻、非常危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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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历史的这一阶段，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对救赎政治产生了疑虑。就它的实践者而言，它似乎表现出一种自我神化。政治领袖索取在《旧约》中只有上帝才有的权力——消除所有非正义并报仇雪恨，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其注定的完满。由于人类在事实上并不拥有拯救的权力，救赎政治似乎也必定要带来严重的失落感。因此，它注定走向幻灭与政治冷漠。也许对许多人来说，救赎政治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手段很可能像其目标一样失去束缚。政治领袖认为自己是拯救者，就不会注意道德和宪法的限制。良心和宪法规定的细节，能够被用于阻止获取全人类的正义与和谐共处吗？宏伟的目标可以使残暴的手段成为正当，救赎政治最终可能成为背叛和恐怖主义的政治。相反，便利政治自然地发展，清醒地、温和地选择其手段。目标不是那么光辉，也就不能使无限制的暴行成为正当行为。便利政治是以温和地估计人类品行和能力为基础的，它的实践者将自然地倾向于不相信不节制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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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散文家、小说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 年）由于自身人道的、诗意的气质的影响，倾向于救赎政治，但是同时受到十足清醒的头脑的阻止，因此他倾尽全力研究这个问题。他把自己关心的许多问题都集中在政治谋杀这个问题上了。作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反法西斯运动的参与者，他与很多共产党员都有联系，他尖锐地感到，他生活在一个谋杀的时代。他说政治（显然不是指所有的政治，而是指极端性的政治，包括所有的救赎政治）包含着杀人，因此，要承担我们的政治责任，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时候以及什么权利可以使我们杀人。他特别关心限度问题。一起政治谋杀怎样才能不立即粉碎所有的限制，为无限制的恐怖打开通道呢？他的答案是，只有你愿意立即放弃你自己的生命作为补偿，你才有权利出于政治理由杀人。只有你愿意同时牺牲自己的生命，你才能正当的为了伟大的政治目标牺牲他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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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的论点看上去是公正的，但并非完全令人满意。你怎么表现并证明——甚至向你自己，的确，特别是向你自己——你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不用真正做到，只用认为自己愿意放弃生命，那就太容易了。加缪没有强调，任何在执行一起政治谋杀的人同时必须自杀身亡。另外，一些政治上最残暴的人都是狂热分子，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不能使他们的恐怖主义合法化，加缪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加缪在这里只是为有良心的人提供了内心的控制，而没有为救赎政治中固有的暴力提出清楚、客观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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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更进一步将救赎政治完全否定也就毫不奇怪了。这意味着否定共产主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圈子内，共产主义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加缪因此遭到了抨击。加缪没有站到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去，相反，他是很激进的改革主义者。他对穷人和受压迫者特别关心。但是他坚持要我们记住，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全面地、彻底地了解社会，只能了解社会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可能知道折磨社会的邪恶从何而来。加缪不能容忍这些邪恶，他相信，反抗这些邪恶对我们的人性来说是必要的。但是，要想发掘它们的最终原因，并通过对这些原因的攻击一劳永逸地将它们根除，是超越我们的力量的。总之，救赎政治是不可能的。社会邪恶将永远存在，我们与他人生活在一起，不停地向这些邪恶进行攻击，这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尽管我们一直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将它们完全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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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对救赎政治中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批判。譬如，救赎政治的特点是肯定一种历史模式，并声称自己的目标由历史的命运向前推进，势不可挡。加缪认为，这是鼓励放弃道德限制，诉诸无限制的谋杀。另外，这只是一个幻想；如果我们不能够全面的了解社会，也就不能够了解历史。我们的思想参不透开端或结尾。加缪宣称，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存在的。救赎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选出一个特别的团体作为拯救性的洞察力和权力的独一无二的、一贯正确的来源。对于加缪来说，人类是有限的，没有例外。没有任何团体是预先指定的拯救者。尽管他自己来自于一个工人家庭，对工人有着极大的同情和尊敬，加缪仍攻击马克思主义将工人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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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彻头彻尾是政治性的。通过政治，我们进行反抗非正义的斗争，并实现我们人类的团结。但是，政治也吸弓I我们陷人毫无限制的罪行之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通常源于我们的拯救意图；那些寻求完全根除邪恶的人，自己经常变得异乎寻常的邪恶。因此，人道和节制就十分重要。加缪提出的是便利政治的动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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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很容易被这种景象征服。便利政治与我们大量的资源结合，为我们大多数人提供舒适的生活。因此应当指出，便利政治不是没有弱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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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便利政治没有为我们所有的人平等地服务。它是为一些少数人服务的，而且继续为他们服务，愈演愈烈。对于早期美国殖民主义者来说，对黑人进行奴役通常是“便利”的，现在，将大多数黑人抛弃在没有法律的城市贫民窟中，也仍然是“便利”的，因为这比决心努力消除种族隔离和伸张正义更经济、麻烦更少。男人指派女人在家里管理家务、抚养孩子，以使他们自己能够充分地处理外界的事务，对男人来说这也一直是便利的。这种便利有一种独特的强迫性：将孩子抚养成人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需要，不可逃避的责任；而由于只有妇女能生孩子，能够喂养他们，因此很容易（虽然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推断，她们最适于抚养孩子。鉴于这种观点，很难不怀疑专注于便利的人是否缺乏道德想象力。从其本质上看，对便利的关注是否多多少少对非正义和苦难很冷漠？这种观点主要是来自生活舒适和有权力的人吗？这个观点还有另一个弱点，同样严重。便利，甚至是为所有阶级和种族、男人和女人所平等地享受的很大的便利，也不会长久地满足人类。一个“明智的”人会说，政治拯救是白日梦，而且只要能提高生活的便利和舒适度，我们就应该满足了。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明智，至少从长远来看如此，而且他们也未必应该明智。从以赛亚时期到马克思时代，人们幻想着一个“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的时代，一个“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40]的时代。当我们停止这类思考时，我们会变得更高尚、更好吗？然而它又会带给我们多少恐怖和失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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