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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希伯来人也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他们寻求置于历史洪流之上的立足点。确实，比起古希腊人，他们远远不那么惧怕变化，并且更加认可它是现实的一部分。甚至耶和华（在某种程度上，更确切的应该是说，特别是耶和华）也处在任何固定的和可知的秩序之外，神圣的决定是自由的和不可预见的，而耶和华有时甚至表现出对过去行为的后悔。至于对人类以及其他造物，希伯来人和希腊人有不同看法。希伯来人不同意希腊典型的信仰——认为现实基本上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合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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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甚至希伯来人也肯定有一些事物是超越历史变化之外的。“上帝的仁慈是永久无尽的”，而且，这种仁慈的一种表达方法是律法，是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的圣训。这些不可能受到任何历史侵蚀过程的影响。在这点上，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一样，将社会置于不可改变的秩序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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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可改变的现实和规律的追求是那样的持久，使人感到在其中有一种人类生存必须履行的责任。如果没有任何事物是持久的，我们几乎不可能生存下去。然而，最近两个世纪出现了一些对“自然”和自然法的攻击。对于自然（即是，与应该截然不同），一些最深刻、最有说服力的哲学家反对过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有可知的、永久的事物的结构。休谟就是其中之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坚持认为，因果之间没有必要的关联。按照休谟的理论，当我们谈到原因和结果时，我们只是叙述感觉到的重复出现的顺序。我们无法知道，过去持续出现的顺序是否会在将来继续如此。因而我们不能对现实的基本秩序做出断言，我们甚至不可能知道是否有这种秩序。尽管康德公开声明要驳斥休谟，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相似的观点。我们已经注意到，他的 《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人们认为他们在自然界中已经发现的固定不变的结构，只是他们的心智加在从现实中得到的感性材料之上的结构。它们本身并不代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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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现实本质上是一个固定的自然秩序的观念，受到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年）来自另一个角度的挑战。柏格森是一位法国哲学家，他的知名度已经下降，但他是一个具有伟大的原创性和说服力的思想家。按照柏格森的说法，变化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现实的本质。”不存在已经做过的事情，只有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保持固定的状态，只有处在变化过程之中的状态。[44]对于生物和人类而言，这是很显然的。柏格森承认，一些现实是相对固定的，但它们是死亡了的、无机的，不是有生命力的、有精神的。他谴责了对不变现实的追求。他认为那是要将稳定性——理智碰巧需要稳定性——强加于内在本质上是“不息的创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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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对自然秩序的攻击之最终例证是存在主义。一种统合各种不同形式的存在主义的主题是，人类本质上不是一种一成不变、超越历史的形式。人类是自由或主观的，因此超越所有固有的、客观的原则。不是永不改变的秩序，而是极大的自由才是现实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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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思考的问题不仅涉及真理而且涉及正义。随着我们刚刚讨论过的那种观点的流行，对不变的道德原则的信仰衰微了。康德认为这不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他攻击传统的自然概念，他通过一种坚定的、毫不妥协的义务概念阐明了一种道德理论。但是，如果没有自然，传统的自然法的观念就必然会衰落了。休谟将道德建立在个人的期望和嗜好的基础上，也建立在风俗与习惯上。柏格森认为，一个好的行为是有创造性的行为，来自于对生命活动的直觉感受，存在主义者争论说，选择创造了价值，而不是服从于价值。这些思想家中没有一个认为，一些事是好的只是因为个人或社会说它是好的。他们不是彻底的相对论者，然而，他们都反映了古老信仰的衰败，这种古老的信仰认为道德标准在所有的历史变革中都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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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正义对于时间和地点都是相对的这种流行观点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是马克思。马克思著作的绝大部分力量来自于他有力的论证：许多被看做是大自然中不可改变的一部分的现实和标准，如，利润的动机、私有财产和议会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信仰和习惯，必定会消失。作为一个人，马克思不是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这可以从他对无情的雇主的痛斥中很清楚地看到。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没有这种标准：他的目的不是要揭露资本主义的文明是邪恶的，而是要说明它是暂时的。他的革命力量来自于他将他攻击过的文明的各个方面统统清扫到历史洪流中去的技巧和彻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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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么多世纪中，我们试图将社会建立在永不改变的基础之上——在永恒的理式之上，“自然”的基础之上，或在上帝的基础之上，这只是人类软弱的标志吗？或者，这是出于一种直觉，认为缺乏这种基础的关系就没有实质或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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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我们追问的是政治的基础。柏拉图直觉地认为，人类值得追求的政治取决于对不变的、超越历史的现实结构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他是正确的吗？不难认为他是正确的。没有自然法的概念，罗马帝国代表的和平与秩序的胜利可能不会实现。如果自然法的概念在移居新大陆前早已被遗忘，我们了解的美国就很难存在。另一方面，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些社会，如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在反映出的创造性和求新性方面，远比确立不可改变的秩序方面要清楚得多（这是柏拉图遭到伯里克利的雅典反感的原因之一，他认为比较没有创造性的、缺少变化的斯巴达是道德的典范）。近代最令人激动的哲学思想是尼采的哲学思想，他有力地攻击了不变的真理和价值的观念。对于尼采来说，那种观念是已经死去的上帝的一种表现。永不改变的真理和正义的概念有可能是相对安全的、通向和平以及合法的秩序，但却是不体面的吗？ 一切都在变化的观念有可能是危险的，同时却为人类成就的顶点以及尼采设想的“伟大政治”提供了唯一的基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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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在现代人的绝望阴影中摸索道路。我们对历史的进程没有什么信心，而且，我们害怕，我们自己的存在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完全被无情的和变幻莫测的事件的潮水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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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真的如此残酷和不可靠吗？也许它在终极目的上，不像在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恶毒和不合理。也许，有时在历史中消失的自然和道德秩序，实际上是由历史创造的，因此，符合历史进程最内在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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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假设粗略地规定了现代思想的进程。在怀疑真理和正义面对历史是固若金汤的之后，就会放弃古代和中世纪时期认为永恒的自然秩序是历史变革的基础那种信仰，近代的思想家尽力在历史结构本身中寻找真理和正义。这一努力产生出一些独创的、迷人的历史进程概念。在这里，我们应该将自己限制在这种观念的最有综合性的形式，即有关进步的学说。坚持认为历史会产生一个好的社会——不仅是越来越舒适，而且也是越来越合理和人道——就是坚持认为历史是理性的，因为这是走向令人满意的目标的过程，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它是道德的。真理和正义因此重新获得它们似乎暂时失去了的首要地位；结果，它们决定了对它们有威胁的历史进程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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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进步的学说是有根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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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历史会自然地走向“美好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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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人以来，近代人的答案都是极度的肯定。进步已经被看做是人类历史自然的——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特征。一个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年）在这方面的观点。他是启蒙学说的典范，也是法国大革命中恐怖主义的牺牲品。在孔多塞关于历史的哲学中，中心观念是人类无限的完善能力。孔多塞的观念不仅意味着人类可以变得完美——反对进步学说的卢梭也这样认为，而且意味着，人类强烈地倾向于完美，结果，历史自然地倾向于实现这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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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孔多塞来说，进步的关键是理性的启蒙。科学推广并加深知识，印刷和教育又传播知识。他用苏格拉底的方式断言，知识的增长必定与道德的进步并驾齐驱。孔多塞承认，进步的道路会穿过令人痛苦的时代。譬如，他认为，中世纪是迷信、偏执以及教士压迫的时代。但是他似乎并不害怕我们会永远地滑向黑暗的时代。他认为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命运推动着人类走向启蒙，并且通过启蒙走向自由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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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著名的进步理论倡导者有黑格尔和马克思。两位思想家都显示出不论认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近代人都倾向于相信进步。两人都不认为自我意志或知识有占优势的影响力。对于黑格尔来说是“理念”（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在头脑中意识到它），对于马克思来说是经济力量，控制着事物的发展进程。他们认为，这些控制力量终究能被认识，从而可以有意识地决定事件的进程，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它们都在历史参与者的无知和反抗中影响着事件的进程。黑格尔和马克思认为，从长远来看，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的盲目和不足也许会延缓进步，但不能完全阻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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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观念的权威性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中尤为明显。两位思想家都相信，进步是以曲折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进步不是稳定和谐地向前运动，它是通过张力和冲突得以实现的，而且，最有灾难性的时刻也许预示着最光辉的时刻。因此，人类通常是落后的和混乱的这一事实，不是历史道路上的障碍。错误和冲突远远不是对进步的抑制，而是进步的工具之一。进步得到了无可比拟的肯定。无论借助于“理念”还是经济力量，无论借助于参与者的反抗还是他们的合作，进步的规律始终维持着它的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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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对人类的力量引导着历史的信仰是受到历史有它不可改变的规律这种更古老一些的信仰的制衡一样，进步的学说虽然在上一、两个世纪很流行，但是远非如此乐观的观点也同样流行。的确，思想史上有很多思想对历史进程持悲观态度。譬如，古老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通常认为，历史多多少少是按照一定的循环推进；反反复复才是历史的规律，而不是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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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理解这种观念是怎样出现的。反反复复是我们的环境和生活中显著的、甚至令人敬畏的特征。它在季节更替之中，在人类的世系繁衍中表现出来。虽然历史循环的观念是可以理解的，但它表达了一种与孔多塞和其他进步的倡导者的满怀希望相差甚远的情绪。如果历史是循环的，那么最终，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完成。在一个单一的周期中，也许会取得成就，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包括了许多周期，只能成为对在第一个周期中取得的成就的反复修补和衰败。一种可怕的徒劳支配着人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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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和其他基督教思想家反对历史循环论。他们必须这样做，否则，耶稣的生命以及上帝的其他行为将会屈从于规律之下，因此受到永无止境的重复这种怪异现象的诅咒。然而，基督教思想家发展的另一种观点也是极为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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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基督教徒认为，历史会走向最后的灾难和恐怖：“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45]当然，到了历史终结的时刻，上帝将会建立它的王国，这一顶点——自从亚当的罪孽开始，所有的时代都引向这里——将会赋予历史一种它从未有过的意义，如果历史是受循环反复的规律控制的话，它不可能有这种意义。历史在这种意义上是朝着“美好社会”发展的。但是，这不是引向一个美好的世俗社会，上帝的完美的王国不可能是个世俗的王国。历史也不会自然地引向一个美好的社会。也就是说，在罪恶的人的推动下，它只会自然地引向大灾难。只有上帝的干预才能使之转为救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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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清楚，历史对于基督徒们来说是有目的和意义的，这种意义和目的在古典思想的循环历史观中是没有的，尽管如此，在基督教的历史观和现代的进步学说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在基督教的观点中，历史起源于人性道德的自戕；而进步学说认为，人性从来没有失去其根本的纯真。基督教的观点中占支配地位的主题是悲剧，我们必须预想到“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46]进步学说认为，主要的主题是稳定的改进。在基督徒看来，最终是现世的一种变形，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地球会消失，而进步学说让我们看到地球上更多的和谐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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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很少得到讨论的理由，对进步学说发起了挑战。这个观念认为，除了个人灵魂的迷失和拯救没有什么是根本重要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47]从这个观点看，所有的进步必须是精神上的，内在的；任何历史的（不同于个人的）发展是否是进步的，就很值得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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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法不是基督教特有的，但却是由基督教提出的。在它最一般的形式中，它只是认为一切事物必须以它对个人的影响来评断——只是个人，而不是人们或历史境况，才是他们自身的目的。即便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也对进步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因为一些国家现在享受的越来越多的便利和舒适，不能够证明过去无数的个人在他们的一生中忍受的脏污和贫穷是公正的。前几代人是否能被看做是下一代人获取福利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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