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98161
1703298162
尽管聚居性是人类这种动物拥有的重要物种特征之一，但是如果看过一些自然世界纪录片的话，一定晓得，“集体行动”绝非是灵长目动物或人类的注册商标。在广袤无垠的非洲大草原上，不仅像野牛、羚羊与大象等草食性动物有着成群结队行动的现象，即便如狮子或土狼等部分凶猛的掠食性动物，集体行猎也经常是它们捕捉猎物时的惯用伎俩。换句话说，是否在日常生活当中采取集体活动的形式，绝对不像一般人直觉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某些物种因竞争弱势以致自然生成的自我防卫举动，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自然现象。
1703298163
1703298164
那么，这种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703298165
1703298166
首先，相信大多数人都能接受以下这个假定，亦即：“生存”是所有物种的共通终极目标。地球上的各式各样动植物，自远古以来无不在漫长而艰辛的演化道路上，用尽一切办法来适应各种环境挑战，甚至发展出特殊的生理机制，例如厚实的皮革与装甲、具强大爆发力的肌肉、同时可用于防御与攻击的犄角、组织再生能力，或者可随环境而任意变化的保护色等，其目的大体都是希望自己在激烈的“物竞天择”的过程中，可以完成“适者生存”的期盼，以免遭到淘汰。尽管如此，除了主观地配合周遭既有环境的需要之外，在争取生存机会的过程当中，物种还得面对客观自然环境设下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挑战便是“资源稀少性”问题。
1703298167
1703298168
众所周知，自然界当中，大概除了阳光、空气和水等三种物质要素之外，就没有所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了；严格来说，像人类等主要以陆地为活动范围的物种还必须仰赖“淡水”维生，因此，对他们来说，水资源也是相当稀少而珍贵的。有相当多的人类早期文明与大河环境有着直接关系（例如北非的尼罗河流域、中东的两河流域、东亚的黄河与长江流域，以及印度次大陆的恒河与印度河流域等），历史上的许多战争与纠纷也都和争夺水源有关（战国时期的长期纷扰何尝不是与黄河有关），更不用提其他显而易见的稀少资源了（例如16世纪在东印度群岛爆发的香料战争、20世纪的石油冲突，以及在历史上无数为了争夺土地而引起的战争）。
1703298169
1703298170
当然，除了地球自然环境本身具备的“绝对”稀少性之外，有时候人为因素也会带来所谓“相对”稀少性，这也就是常见的“分配不均”问题。值得说明的是，即便是由于强者垄断而引发的稀少状态，垄断的前提大多也是因为强者体认到资源有限的事实，以致未雨绸缪的结果。
1703298171
1703298172
换句话说，一方面由于物种存续需要各式各样资源的不断挹注，另一方面这些生存所需要的资源又大多具有前面提到的稀少性，于是高度竞争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进一步来说，就算我们不去理会这些物种是否真有聚居的天性，就后天环境所形塑的挑战看来，通过团结模式来运作的聚居行为，至少也是它们在面对激烈竞争时必须选择的理性结果。
1703298173
1703298174
部落：长期共同生活的起点
1703298175
1703298176
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同样具有群居习性的人类被称为“社会动物”。不过，如同研究人类权力史的英国学者曼恩（Michael Mann）特别强调的，与其说人类是一种“社会的”动物，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来得更恰当些。这类社会学家一般都认为，人类并非先验性地需要一个社会，而是根据其经验性的现实需求去创造一种社会关系。
1703298177
1703298178
举个例子来说，尽管许多生物学家通过对近似物种的对比研究发现，人类与其他灵长目动物（例如黑猩猩或狒狒等）一样，都有着团体群居与家庭劳务分工等结构性特征，但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不管在什么时代，喜欢离群索居，潜遁到深山野林里的所谓隐士总是屡见不鲜，这说明有一定比例的人具有反群居倾向。当然，大多数人似乎还是习惯居住得彼此接近一些。
1703298179
1703298180
那么，人类选择群居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1703298181
1703298182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颇有道理：人们为了获得特别的好处，并认为集体生活可以带来这些好处，于是便聚在一起；政治团体则因为可以带来总的好处，于是一直发展下去。拉斯基（Harold Laski）也认为，社团的存在，是为了达到团体成员的共同目的。类似意见同样出现在奥尔森（Mancur Olson）的论点中，他强调集团成员所以愿意集体行动（甚至放弃部分个人利益），前提必然是因为这个团体能够促进所有成员的共同目标，因此，相对地，任何组织如果没有办法增进其成员所预期的利益，则必然将无法避免地走向消亡的终极命运。这一连串看法不仅构成所谓公共选择理论的起点，也是所谓社会契约论的重要基础。
1703298183
1703298184
总之，在经历一系列漫长而艰难的试炼后，人类终于证明自己是一种适应能力强大的动物，几乎能够解决迎面而来的所有恶劣挑战。更重要的是，在距今大约5000～8000年前，一部分因应自然选择而养成群居习惯的人类，又展开了另一段关键且让人印象深刻的变迁过程，也就是从居无定所，以四处游猎为主的生活，过渡到以农业与养殖动物为主的定居性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具恒久性质的部落也就出现了。
1703298185
1703298186
19世纪末的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这么说过：“人类的历史可说是进步的纪录，也就是知识累积与智能扩大的纪录，以及从知性与福利较低阶段不断向更高阶段前进的纪录；每一代都把自己所继承者，依自己经验修正到更有益的方向，并将一切凭自己实力所取得的胜利果实，加以扩大后传递给下一代。”我们不见得要同意19世纪以来欧洲进步主义的论点，认为人类具有社会合作的“本能”，每一次成功的社会合作经验又会进一步激发人类的隐藏潜能，从而一次又一次地将其生活水平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我总觉得，这种想法实在过度夸大了人类历史中的光明面；但是，定居性农耕部落的出现确是个重要得不得了的转折点，因为固定的生活边界、共同生活的伙伴，以及伙伴性质的愈来愈复杂，在在都使得人们不仅无可避免地朝向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发展，也必须多花点脑筋来设计并调整彼此间的关系。
1703298187
1703298188
正因有固定的众人之事必须处理，“政治”生活也跟着开始了。
1703298189
1703298190
1703298191
1703298192
1703298194
政治是什么？ 制度 于是分工合作起来了
1703298195
1703298196
人之有异于万物者何在？对于这个极具哲学性的问题，我们希望从更实用的角度来诠释。很明显，人类拥有远比其他所有动物都复杂得多的社会结构，这或许是不错的答案之一。但问题马上出来了：人类是如何建构此种制度的呢？这些组织的需求起点，及其希望达成的目标终点又是什么？
1703298197
1703298198
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1703298199
1703298200
分工、无政府状态、效率、人性、政治责任
1703298201
1703298202
制度源起：定居性社会形态及其需求
1703298203
1703298204
我们在前一章里讲过，独居生活未必一定不利于生存，不过必须面对更大的环境挑战与风险罢了，但多数人类还是理性地选择了“群居”作为一种集体求生存的形态；当然，从两个人（结婚）、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家庭或家族）、一群人（部落或村庄）到更多的人（国家机器），人类的群居方式与选项可说不胜枚举。
1703298205
1703298206
尽管如此，在数百万年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主要以采集（捡拾浆果、坚果与禾本植物）与食腐（分享掠食者的剩余）为生的人类，根据主观猜测与考古的结果，最初的组织是相当松散且不稳定的；虽可能存在简单的家庭与村落单位，但因聚落人口不多，分工结构不那么复杂，严格来说也没有太明显的“政治”关系。前述情况伴随人类渡过了漫长的“史前”时期（包括所谓的旧石器以及新石器时代），直到5000～8000年前才突然发生重大变化，其关键在于具有稳定边界的永久性村落的出现。
1703298207
1703298208
这里有几点必须进一步说明：首先，人类所以从仰赖采集、游猎或游牧为生，转而朝向以定点畜牧或农耕为主的生活形态（尽管其过程绝不可能是全人类同时齐头并进），当然是由于后者能提供更大的生存能量，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可以通过“创造自然”（经由人为加工来增加动植物产量）来强化自身竞争力。但重要的是，想过这种生活显然需要若干先决条件，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创造发明”，像耕作与驯养技术、生产（农用）工具的进步、对大自然环境（尤其是土壤、水文系统、气候变迁与天文学知识）的了解、结构力学与工程技术的突破，以及知道如何经过配种来进行动植物基因改良等等，如果不能在这些方面有所成就，即使是定居生活也未必能稳定发展。
1703298209
1703298210
无论如何，我们更重视的是定居生活带来的分工现象与问题。
[
上一页 ]
[ :1.70329816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