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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定居生活大大改变了人类间的关系;首先,人际关系的重点由此从共谋“安全”,转向以“合作”为主的互动。在长达数百万年的史前时代当中,人类在维持生存方面大体可以自给自足,群居生活不过用以提供更高的安全系数罢了;但在定居时代来临后,由于群体规模日益膨胀而为生活形态带来的复杂内涵,实在很难由单一个人来独力完成,于是“分工合作”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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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分工”看起来似乎是定居生活的必然结果,但由此而衍生的三个问题也相当让人伤脑筋:首先是该如何分工的问题,也就是怎样把不同的工作适当地分派给愿意共同生活的人(由此形成所谓的职业);其次是如何在分工后进行“交换”的问题,亦即在分配所得时如何让大家能够公平地取长补短,且各取所需;最后,则是如何维持既有分工状态的问题,也就是在大家都愿意长期共同定居生活的前提下,怎样让社会秩序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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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前述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再度确认一个前章提到的观念,亦即“社会乃是人类经验性需求下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既然并非先验性地需要一个社会,当然可以在自以为需要的另一种情况下,决定弃绝或改造社会内涵,这正是社会秩序总是不稳定的主要由来。进一步来说,社会如果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话,后者当然会想办法加以对抗——谁愿意生活不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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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为了解决因为分工现象而衍生的诸多问题,更为了满足人类组成社会的最原始需求,建构一个合理、高效且能被接受的“组织”,显然是定居生活出现后的最急迫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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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有组织:无政府状态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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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多以想象作为基础,但人类究竟如何开始组织生活,如何摆脱所谓“无政府状态”,数百年来依旧是政治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例如17世纪初的欧洲学者霍布斯便由利己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假设入手,认为人类最初面对的自然环境,是一个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以致“人人为战,且人人为敌”的冲突性状态;由于资源缺乏加上竞争激烈,人类不但要跟大自然中的其他万物竞争,即便是在人类之间,为了争取所谓生存配额,既可单独采取秘密阴谋来对抗其他的人,也可能联合其他人类进行集体自卫行动;总之,生存是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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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如此诠释人类早期所面对的自然环境,主要是因为体认到人性中存在三个关键因素,亦即:竞争(在资源稀少的世界中彼此争夺有限利益)、缺乏自信(由于人人平等,因此攻击是最佳的防卫手段),以及追求荣耀(满足威望的虚荣心理)。他认为,这样的人性现实,是人类在筚路蓝缕的初民社会中为满足生存需求而从环境中不断学习累积的结果。不过,与他同期稍晚的英国哲学家洛克则乐观地认为情况没那么严重,最初的自然状态应该是众人“理性地”生活在一起,且在人世间没有更高权威可进行裁决的状态;相对于霍布斯认为应该建构一套权威体系,以避免人们重回当初野蛮的原始世界,洛克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制定法律上,而是建立一个可无限上纲的“天赋人权”概念,用以限制并对抗任何有组织力量,并借此保护个人的自由与私有财产权利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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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没时间做深入的哲学思索,何况这样的思考也不见得是必要的。在这里要问的只是:前述诠释角度的影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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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阶段的政治主流想法(未必正确)来看,我们虽接受了洛克的天赋人权概念,并将其作为民主政治建构的重要基础,但实际上却更仰赖霍布斯的想法,因为一切制度与组织的前提都是: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制度,必将天下大乱;或者反过来说,有了当下这些组织制度,人类的生活将变得更趋稳定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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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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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儿并不想贸然回答这个问题,值得想想的是,如果暂时没有更好解释的话,人类所以能在自然界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虽然个人并不喜欢这个自大的名词),除了生理结构的演化优势(特别是大脑组织发达与双手的灵活运用)外,人类能借由更复杂的分工系统来面对更多的挑战,应是绝不能被忽视的一个事实。在此,且让我们再度不厌其烦地回到前面提出的假设,亦即:社会是人类经验性需求下的产物。或许人类祖先们面对的环境,未必如霍布斯想象的那样野蛮、危险,且混乱不堪,但考虑到人类当时所能掌握的技术(特别是自我防卫与医疗技术),他们的处境可以想见应该是极其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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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无论所谓“无政府状态”究竟为早期人类带来多么严重的生存竞争挑战,威胁态势的存在与人类早期自保能力的缺乏,都使得“组织”这种可集合众人力量的机制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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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展的事实看来,比其他动物复杂得多的人类社会结构,确实让人类既突破了演化的限制,确定或强化了物种的生存,更让我们拥有反过来操控自然的超能力。无论我们认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正面或负面,必须强调的是,最近数百年来的科学发展已然再度改变了人际关系的重点,亦即由合理地安排“分工”转向以谋求更高“福利”为主;特别是对那些大体已摆脱生存问题的社会而言,如何让生活过得更好,成为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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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不管人类组成社会的主要目标是互助以求安全、创造更具分工效率的社会,还是共同谋求更高的生活水平,所谓“组织”或“制度”被认为在此过程中扮演关键的工具性角色,其内部运作以及人们与组织制度之间的互动联系(配合、服从或参与),一般更被视为所谓“政治活动”的重心。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制度是根据什么原则而被创造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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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分工架构的设计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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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定居生活而带来的社会复杂性,使得互助合作确实有理由成为人类进行生存竞争时的选择;为解决相关问题,具组织性的制度应运而生,“效率”则成为研拟过程中最重要的考虑;换句话说,能不能最快速且有效地解决大家的需求问题(现在经常被称为所谓的国家竞争力),便成为群体能否承受生存考验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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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原则,人类在创造制度时出现了三种现象:首先是“角色分化现象”,也就是区分出决策者(也可称为领导者或统治者)与一般大众。做出这样区分的理由很简单:尽管生存乃人之所欲,但更重要的事实是,由于周遭环境与个人习性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人需要的东西往往不尽相同,如何“去异求同”或在保留个别差异性的前提下,找出最大公约数的共同点,便成为社会凝聚力与制度能否运作的关键;由此衍生出来的是“决策”问题,也就是总是有人必须要负责找出前述共同点来。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事实上(特别是智商或诸如领导魅力等条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这种事情,因此首先便需发掘出那些有能力且愿意贡献所长的人出来。不过,我们对这点暂时不拟做深入讨论,因为那是下一章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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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现象则是“政治阶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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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将国家比喻成一艘大船,并认为正如舵手必须操控其船只以穿过变化莫测的海域一般,政治家也必须带领人民承受来自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个层面的狂风暴雨,但现实是负有领导任务的绝非“一个人”,而必然是“一群人”,由这群人所组成的团队即是所谓的“政府”。不管所持理由为何,经过正式或自以为是的授权程序后,这群人首先成为具发号施令功能的政治制度核心,并因着前一项分化理由而出现决策者、执行者与被统治者等不同的政治角色,更重要的是,这些角色之间还出现了所谓的“权力”关系,也就是总有人说了算,而另外一些人则是,如果不听话,就只能等着接受强制处罚。我们得承认,建筑在法律规范基础上的权力关系,从追求效率的层面来看虽然无可厚非,却是数千年来政治纷争的最主要来源,以及政治哲学的最主要思索焦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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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可观察到的制度特征是“组织分工现象”,亦即为因应定居生活的各种复杂先决条件与社会发展现实,人们必须想办法清楚区分各种具不同特征的工作,例如军人、商人、农人与工匠等,然后再交给职有专精的各个部门,负责针对各种工作拟出行动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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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分工现象到底应细分到什么程度才合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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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实在没有标准答案。只能这么说,分工的精细度首先与社会组成人口多寡有关(人口愈多则行政部门区分得更精细),其次与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有关(随着历史进展与文明程度提升而衍生出愈来愈多的新兴部门),再者,则与政府角色变迁有关(从“帝力于我何有哉”到“万能政府”间的差异),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得配合社会与民众的现实需求才行。此外,除了从精细度来观察分工结果外,也可以从结构面将分工形态区分为“垂直型”与“水平型”两个模式(当然,其实所有的制度都同时具有垂直与水平两种形态):前者关注的主要是决策流程与执行成效等层面的问题,后者(也被称为“扁平式”组织)则更关切不同部门间的横向协调关系,因为分工本身毕竟并非建构制度的目标,能不能顺利完成社会要求,才是制度是否具有“效率”的评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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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为了追求“效率”这个集体性的社会理性需求,由此产生的政治制度首先必须把少数具有决策能力的人找出来,并赋予其领导角色,然后环绕决策者形成所谓的政府架构,最主要目的是发掘社会上的各种需求,然后通过决策与执行系统,回过头去满足这些林林总总的需求;最后,为了更有效地去发掘、分析,并决定这些需求的优先级,政府内部也必须适时地进行一定程度的分工架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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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组织分工的内在冲突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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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知道人类创造制度、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以及制度所希望完成的主要目标,似乎还不足以真正了解制度。在看上去好像非常简单的逻辑之下,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失败的制度设计实在是无以数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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