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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如罗素所言，动物争夺权力不过是为了生存与繁衍罢了，人类却有着无穷尽的愿望。或许正因如此，相对于多数动物的目的只在保卫既有地盘，人类却希望不断且几乎无限地扩张领土范围；其结果是，有些人很快就发现，威胁人类生存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并非来自掠食性动物的侵犯或者自然资源稀少的特性，而是人类之间几近恐怖的同类相残。当然，政治上的权力关系未必总是这么可怕，特别是在当代一些比较民主的国家，因为政治斗争失败以至于被抄家灭族的可能性其实不高；但这并不是说政客们就不继续斗争了，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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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说，我们可根据权力的特征，将政客们拥有的权力分成“强制性权力”与“象征性权力”两种。前者是利用物理制裁或暴力威胁手段，让受影响者为避免痛苦而干脆服从的力量，其形式包括刑罚、禁锢、流放、死亡威胁或其他类似手段；总之，目的是为了建立没有人反抗的一种稳定状态，使野心家们得以长期为所欲为。后者则是通过社会规范（例如父权社会与家长政治）与意识形态（例如“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等君权概念）特别是某种阶级观念的建立，让人们不仅养成自愿服从的习惯，甚至心底下也承认政客们确实因其贡献而“高人一等”，从而让这种权力关系变得更为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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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客们来说，象征性权力的重要性远高于强制性权力，其理由是：位居权力金字塔上层的政客或精英，其实只占人群的一小部分，在未必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长期用强制手段压制人民的结果，终将不断累积阶级冲突能量，最后可能被迫面临反噬的命运；相对地，如果能通过意识形态来产生催眠效果，则可兵不血刃便收到服从的效果，何乐而不为呢？值得注意的是，政客们不仅通过复杂的意识形态来进行说服与控制，他们更常运用的是威望性仪式或排场手段，例如过去皇家进出宫廷时出警入跸，富丽堂皇的卤簿仪仗，如今连民主国家总统出门也必然有警车开道与保镖贴身随侍，其理由美其名都是为了“保护元首安全”，但实际上哪真有那么多人会有闲工夫去刺杀他们呢？真正的原因，还是为了塑造政客高人一等的权力形象，以便无须强制便可得到心悦诚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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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命天子抑或公仆：民主观念下的阶级倒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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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的问题又来了。如果我们将因为资源稀少所引发的权力争夺，政客们比起一般人民更具有争夺权力的意愿与能量，以及政客们一旦获致地位必将无所不用其极地捍卫其权力等现象，都视为是必然结果的话，那么人民岂非永世不得翻身，只能一路悲到底不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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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答案并没有这么简单。在此，我们可以通过回溯人类漫长历史的发展来得到一点信心。概括说来，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大约经过了四个阶段，亦即力权、神权、君权与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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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最原始的阶段中，人类必须不断应付自然界甚至同类的生存挑战，因此拥有蛮力、胆识与作战技能者脱颖而出，成为部落首脑。但随着人类思考能力与文明程度的不断演进，社会复杂性与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使某些宗教的想法逐渐形成，人们一方面相信有更高阶但不可见的力量存在，同时相信与这种力量接触的密切程度将是能否生存的关键之一。由此，那些自称或果真拥有与这股力量接触特质的人便成为关键人物（一般被称为祭司）；人类不仅给予祭司相当崇高的政治与社会地位，还为宗教目的而建起了许多宏伟壮丽的建筑物，甚至一度将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层面（例如何时播种、如何进行惩罚与是否出征作战等）交给宗教仪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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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股力量毕竟有两大缺陷：首先是能够接触这股力量的超能者实在太少了，以至因为民智渐开而降低可信度，而且，即便有人接触到这股力量并发出“神谕”，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因此在“靠神还不如靠人类自己”的暗示下，自然人便逐步取代无形力量成为统治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刚进入君权时期的人们不仅还算理性，而且也蛮有些民主味道；例如他们对君主的选择不仅强调“推举”程序（特别在游牧部落中一直如此）与真正具有于社会有贡献的能力，同时没有世袭制度（例如中国上古传说中的禅让政治），甚至还有一定时间的任期限制（例如希腊与罗马的执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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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原则确立后，权力游戏也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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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出现的是领袖终身制，然后是“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世袭制。当然，通过集体催眠使大家相信没有更好人才，以至取得不断执政正当性的终身制度，以及通过基因筛检建立“一家一姓天下”的世袭制度，都不能满足政客们的权力欲望。因为不管是终身还是世袭制，都是欺骗大众、让人们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政治结果，一旦需求未能被真正满足，骗术被戳穿，其权力基础也将受到威胁。为建立更稳固的权力基础（即使骗术被戳穿也能继续混下去），政客们进一步发明了所谓“君权神授”学说，强调他们之所以能锦衣玉食受人供养，并不是因为具备什么能力或人民觉得非他们不可，而是老天爷的意思，亦即他们拥有所谓“天命”，中国的皇帝们在圣旨“皇帝诏曰”前先说明自己是“奉天承运”而来，便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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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君权的理论发展实在远远背离了人类所以选择群居并创造制度的理性，因此反动（农民起义或革命）偶尔出现也就可以想见。不过，君权的发展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意识形态力量的强大，因为如此明显不理性的政治制度，居然也占据人类历史很长一段时间。其后，一直要等到欧洲因为出现早期资本体系，使人民逐渐获得知识与经济等足以和君权抗衡的力量后，人民在思想层次上才又重回政治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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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要补充说明的是：首先，前述人类政治制度的四个发展阶段只是一种概括式的说法，世界各地人类发展的速度其实并不一样，当前全球便同时存在着民主、半民主、君权、君主立宪，甚至还有少数的神权例证。其次，我们更重视的是制度演进的原因。正如本书一再重申的，非但社会是基于人类经验需求而出现的产物，政治制度更是如此；换言之，制度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它能否有效响应社会需求。因此，随着人类需求的增加（因为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结果）与智识能力的普遍提升（亦即拥有判断制度能否应付自己需求的基础要求），制度当然也得跟着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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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发现（自觉意识提升）无形力量不那么可靠，但需求又无法解决（尤其是人群间竞争愈来愈激烈）时，自然会舍神权而就君权；同样，当人们无法继续忍受贵族的荒淫自私，同时培养出敢于挑战现状的勇气后，绝对王权的想法也就成为过眼云烟。从这个角度看来，尽管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确实需要制度与领袖的导引来完成自己的希望与目标，而富有冲劲同时更处心积虑的政客，往往也得以通过这种社会集体需求来满足其权力欲望，但事实是，他们永远只是人群的一小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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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民众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与政客有赖于人民协助以完成其权力目标（在无人孤岛上戴着皇帝帽子根本不好玩）的现实，让民众拥有了反制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在民智大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理性思考的今日，大家已经发现两个现实：第一，如果没有多数人民的支持，政客们根本“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第二，世上能人异士多得很，根本没有人是不能取代的。换言之，所谓“真命天子”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了解政客不过是通过公开应征（参加竞选）而拿到录取通知的公仆罢了。进一步来说，根据一般人都知道的社会常识，所谓“仆”，乃是以服务为最高宗旨的一群人，我们未必一定要将他们视为下人，给予他们基本的尊重也是应该的，但若是盲目地崇拜追捧，岂不是有点荒谬无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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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国家 日子久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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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基于生活需求而创造出社会，并开始了政治生活后，这种集体形态便随着我们生活内容的愈来愈复杂，以及人群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有着不同的变化趋势。以今天来看，我们都生活在某个“国家”里。不过，到底什么叫做国家？国家这种单位是怎么出现的？人民与国家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来定位？……显然，目前还存在一大堆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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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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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政府、人民、主权、中央集权、地方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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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的缄默：政治顺从力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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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人类何以“理性”地选择群居生活；接着，特别在进入定居生活后，为了应付社会上愈来愈明显的分工必要性，组织制度的接踵出现也是理所当然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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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的基本假设仍是：人类是在理性考虑之后，才自愿地组成社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人类既然以自愿为基础来思考是不是要成为社会一分子，当然可能在想法改变（假使这个社会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后，自愿退出这个社会，就像我们参加或退出某个社团组织一样；第二，既然满足需求是人们集体组成社会的起点，一旦领导者不能有效提供福利，就应该随时能被换掉才对。但现实（同时也让我们大伤脑筋的）是，人类在加入社会后不但被迫顺从强制性的权力（主要通过法律规范形式来表现），而且没有自由进出社会的机会，甚至正如前面提到过的，政治精英们还会不断设法垄断或扩张自己的权力，包括取得终身与世袭执政的“合法性”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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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人类自愿组成社会之后，到现代国家制度成形以至人们无法自由进出社会之前，一定还有些被忽略的事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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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者主张，个人的同意与接受是国家组成的前提。例如洛克便认为，政治权力必须由同意产生，即便同意是以默认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每个成员仍仅能由自己表示同意；日耳曼哲学家黑格尔也主张，国家是以相互怜惜为基础的“普遍利他主义”的产物。不过，前述契约论式的国家起源说毕竟有着两大缺陷：首先是我们根本找不到契约，其次是历史证据昭昭在目，在长达数千年的君权时代，保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看上去一直都不像是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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