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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民族这个社会群体概念的出现，根源自人类在优胜劣汰的残酷环境当中的“自保”本能。由于无法完全克服生存挑战（其主要威胁来源先是自然界的掠食动物，接着是人类自己的同类相残），维系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当然是有必要的；对此，人类首先发展出“区隔”与“封闭”概念，借此以形成所谓我群（we group）意识，这也正是族群结构的发展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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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民族主义的对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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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若说民族不过只是个“想象”下的结果，显然也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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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包括家庭与家族在内的“血统关系”，本来就是人际关系中很重要的一种互动模式；尽管前面曾经从迁徙与混血的角度，告诉大家真正“纯净”的血缘是不存在的（日本或韩国自称其血缘纯净度高达98%或99%以上，根本是夸大其词），但是，考虑到多数人类采取的“定居性”社会生活形态，至少可以这么说，在某一时期的某一特定范围内，某一群人确实可能存在着比起其他人更类似一些的特征。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拉长（经过几百或者上千年以上）与地理范围的扩大（例如直线距离超过上千公里），人群间的差异自然会变得愈来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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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说，除了考虑血统关系与生活形态所造成的结果之外，同时必须了解“情感因素”对民族形成过程的影响，这也正是孙中山所谓的“民族意识”概念。因为人类不但跟其他物种一样有着感情作用，甚至还因其思考与记忆能力更胜一筹，情感内涵也愈发强烈与浓厚；这就跟过去的左邻右舍一样（如果排除现代社会冷漠感的话），住在一块儿久了总是会有些感情。更重要的是，如果还存在着“外来刺激”的话，经由血统、生活与情感等因素所消极累积起来的集体意识，便会上升为具有政治性与对外性两种特质的民族主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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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例证当中，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相较于强者经常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四海一家学说与“普世主义”，所谓民族主义若非是弱者用来激发危机意识并进行自保的心理工具，至少反映出采取民族主义的社会正面临来自外在环境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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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国在春秋初期由于受到蛮族入侵的威胁，有人便喊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在五胡乱华导致黄河流域地区普遍受游牧民族严重威胁之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也甚嚣尘上；至于法国为因应1789年大革命后导致各国可能联合干预的局势，也特别在《人权宣言》中声称“各民族均享有独立主权”，并于1793年通过全民皆兵的总动员法，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前述可以发现，由于受到外在环境间接或直接的威胁，其实不管是否属于同一族类，一致对外都是人类“理性抉择”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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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更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角色暧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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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各位只要注意“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这两个名词间的差异性就可以了。相较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仅起源更早，它所诉诸的对象也更现实，亦就是指一个国家里头的人民（事实上“民族”这个词汇的源起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中，早期指的都是人民），这反映出在多数社会当中，人群来源本来就具有复杂性的本质。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提示语中所提到的，19世纪所以被称为“民族主义的时代”，显然清楚地暗示了爱国主义在这段期间被升华到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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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一章描述的，欧洲自16和17世纪以来，便陷入长期混战的动荡局势当中，为因应乱局并保障生存安全，现代国家结构的雏形初步成形，也就是积极地调整政府、人民与领土等概念的定义，并发明了所谓主权观念。但这样的努力显然只着重在提升“由上而下”的效率面，并设法规范国际关系而已；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新挑战，人民能否“由下而上”全力配合政策，便成为国家能否应付国际竞争的关键。换句话说，人民的忠诚度愈高，国家的力量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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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底该怎么提高人民对国家政策的配合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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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孙子兵法》所讲的“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政府与人民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要想让人民接受出钱出力的政策要求，固然可以使用处罚等强制性的手段，但如果能让大家“心悦诚服”或“心甘情愿”，岂不是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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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民族主义便成为此刻欧洲政府用来催眠人民的重要心理工具之一。例如19世纪的哲学家密尔（John S.Mill）便从民族情感角度来界定民族主义，同时强调“在同一个政府下效忠国家”的民族认同感，从而一方面开始将民族等同于国家与人民，同时也造就“民族国家”这个自19世纪以来风行至今的观念。民族国家概念的最高理想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至于实现这个理想的最主要原则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自决”主张，亦即：所有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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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的国内效果（也就是强化团结凝聚力）可说是正反俱呈的。其中不乏有些成功的例子：例如德国与意大利这两个分崩离析达数百年的地区，便借由民族主义的力量而塑造出新国家，再者，如果没有要求牺牲奉献精神之民族情感的支撑，希特勒不可能在短期间内带领德国走出经济恐慌的阴霾，甚至成为欧洲的军事大国，中国也不可能摆脱百年桎梏，承受住来自日本的侵略与打击。在这些例证中，民族主义都成功扮演了精神上的凝聚工具。但是，同样来自民族主义的鼓动，二次大战后也因为掀起一股民族自决风潮而在世界各地引发动荡（例如由于犹太人建国，导致中东地区数十年来战乱不断），甚至出现种族“灭绝”（例如纳粹分子屠杀犹太人）或“净化”等事件（例如1990年代塞尔维亚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推动的政策）。正因如此，许多学者悲观地认为，民族主义仍将是21世纪全球最主要的纷争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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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民族主义的对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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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了解到，不管是选择定居性社会生活形态，创造政治制度来规范人际关系，甚至想象出民族概念来进一步凝聚人群，很明显，人类不断企图通过集体手段来强化自己的自然竞争力，以便在淘汰激烈的环境中能够幸存下来。尽管如此，强化适应力看来毕竟只是种增加反击能量的消极做法，其实人类也经常使用积极的手段，正所谓“攻击是最佳的防御”，也就是透过战争以歼除可能的敌人，或者以消灭弱小势力来直接为自身力量达成加分的效果，这也让博托尔（Gaston Bouthoul）如此强调：“等待战争，乃人类社会生活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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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说人类有着侵略的天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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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家罗德斯（Cecil Rhodes）的名言“假如能力足够，我愿并吞所有星辰”令人印象深刻，许多社会学家也倾向认为，尽管战争很像是场大规模的嘉年华会，但相较于战争毫无节制的暴虐行为，所有形式的节庆都不过是战争的低劣仿冒品而已；本书在此并不想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牵涉的问题实在太广了。我们要说明的只是：近代欧洲国家是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推进其全球扩张过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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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欧洲国家自16世纪后便不断以“殖民主义”的形式向外扩张，但这个动作在19世纪初开始产生变化；原因之一是，美洲大陆的殖民地独立风潮，向欧洲说明了海外经营的不容易，其次则是由于拿破仑战争与工业革命为欧洲所带来的冲击，迫使许多国家必须专注于国家再造与国际权力平衡的调整。由于新的因素产生与新动力的注入，欧洲1870年代后的对外扩张在性质上有着不同于以往之处，台湾历史学者王曾才指出：“19世纪末期以迄20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扩张活动，因为系植基于民族主义与工业经济，并以近代科学技术作为凭借，而又采取了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与文化的手段来渗透和控制落后地区，且其影响力亦无远弗届，因而称为新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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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新帝国主义的成因，则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激烈化。继英国率先通过工业化而缔造经济霸权后，其他主要国家也纷纷跟进；由于伴随着工业革命所产生的资本主义，本来就倾向直接诉诸人类所谓贪婪本性（虽未必为真），因此带来的经济组织重塑与技术革新也就成为一条不断加速的单行道，由此造成的大量生产过剩则成为危机意识的来源，从而导致各国将控制市场（保护本国与拓展殖民地）视为与生存休戚相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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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民族主义的出现及其影响。现代国家单位于17世纪成形之后，加入精神新元素的“民族国家”更成为19世纪的发展主流。正如我在前章中曾经提过的，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激荡，国家不仅被视为具生命的有机体，并且有衰老与死亡的可能，于是人们的政治使命便是抑制衰亡迹象，甚至借由重新活化而使国家得以再度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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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则是非西方地区趋于衰微而出现权力真空状态。相对于欧洲国家在最近数百年来所展现出的活力，其他一些原先在物质与精神文明方面尚能与其抗衡的势力（例如西亚的奥斯曼帝国与东亚的大清帝国）却面临着王朝末日的挑战，更遑论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地区（例如拉丁美洲与非洲，甚至大洋洲），于是就在这种明显此消彼长的态势下，后者纷纷成为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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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新帝国主义的目标虽大体上是“经济性”的，亦即以扩张并掌握市场为主，但其背景还是欧洲国家间竞争加剧的结果。而且，由于殖民扩张后所掌握的大多仅是些“潜在性”市场，也就是这些殖民地除了提供更廉价的原料与劳力之外，其消费市场价值其实不高，换句话说，它们显然没有办法消化掉欧洲生产过剩的工业品，于是竞争压力又回到欧洲身上。这种态势不但在第一次大战后清晰可见（因此引发关税壁垒与经济大恐慌），同样也反映在大战前欧洲各国进行军备与同盟竞赛的心理恶性循环中；甚至因为战后处理不当而又引发了第二次的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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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人们真的从两次惨烈战争中吸取教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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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人类在战后设计并缔造的一连串国际和平机制，以及各国在战后重建信心与军备管制方面的努力看来，或许战争将不再是国家扩张力量的重要工具。不过，如果从各国竞相设法增加“竞争力”，并希望主导全球经济网络的角度看来，或许人类还是不会放弃扩张政策，只不过换了个战场而已。无论如何，我们更希望能够回答的问题是：民族主义的国际角色是否有了改变？民族国家是否还是当前最重要的一种政治单位？而民族主义本身的未来又将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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