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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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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前述问题，日裔学者大前研一认为，尽管封闭国家模式的地盘观念在今日依然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但在经济疆界逐渐消失的世界里，由于“4I”因素——产业（industry）、投资（investment）、个人（individual）与信息（information）——的作用，传统民族国家的区分已经愈来愈失去其历史意义。他甚至进一步申论，民族国家在过去“重商主义”盛行的时候，确实扮演过强大的累积财富的角色，但在当前的全球经济结构中却沦为跑龙套的角色，甚至只是个极其没有效率的分配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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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点有没有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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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经济观点并不是目前威胁民族国家存在的唯一因素。从军事层面来看，特别是相关科技的进步与扩散（例如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显然已直接威胁了国家的自保能力，即便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由于无法完全防范不对称战争以致无法免疫“9·11”恐怖袭击；从这个角度看，除非贯彻“集体安全”国际机制，否则可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其次，从环境层面来看，大趋势将更加明显；诸如雨林破坏、臭氧层破洞、酸雨、海洋污染等，看起来都不是针对哪一个特定国家，而是冲着全人类的命运而来，若想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没有各国携手合作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再者，从文化层面来看，尤其是因为媒体革命、网络全球化与新移民潮的影响，致使所谓全球化有时几乎等同“西方化”或“美国化”（也就是让美国式的典章制度与社会规范“放诸四海而皆准”，当然，由此也引发一连串强调本土传统的反美浪潮），从而混淆或甚至破坏了许多传统的认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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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说，由于网络世界崛起所造成的国界透明化（或者有人干脆将它称为无国界现象），人际间经济活动愈来愈复杂，导致划地自限式的国家概念受到严重挑战（甚至政府还经常被认为是发展的绊脚石），再加上军事科技发展直接威胁到国家防卫其疆界的能力，以及经由环保议题扩散所带来愈来愈普遍的“人类大家庭”概念与“文化全球化”现象，这些都正让过去数百年来身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面临着相当大的发展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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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因此便轻易下结论说“民族国家即将就此划上句点”的话，或许还言之过早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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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由于族群冲突导致的内战（例如1990年代爆发在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乌干达、东帝汶，甚至俄罗斯境内车臣地区等地的冲突）与国际战争（特别是中东地区，在巴勒斯坦延续不断的阿以纠纷）显然是后冷战时期以来最重要的国际关注焦点之一，更何况有那么多秉持“分离主义”的原住民运动在后面推波助澜。其次，在国际经济竞争因全球化现象影响而越发激烈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不管是狭义的种族动员或广义的社群主义）依旧是许多国家用以凝聚团结与向心力，以便迎接外在挑战的重要心理工具。再者，当前社会都市生活的特性，使许多人愈来愈依赖政府的建设与福利政策来过活，各国的政府职能也在持续不断的扩张当中，而这种扩张必然会带来强化国家有形外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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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人类所以是种“社会性动物”，是因为我们必须选择集体来捍卫自己生存的需要，换句话说，如果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压力（特别是由于同类相残所爆发的战争）没有解除的话，那么就算我们不再使用“民族”这种不科学的名词来凝聚大家，人类也必然会发明另一种新的集体概念来取代旧想法，其结果只是换汤不换药罢了。反过来说，正由于民族主义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是一种蛮有用的动员工具（例如英国与阿根廷在爆发马岛战争后，多数英国人都支持“我们”英国人与“他们”阿根廷人在那个满布瘠地的小岛上进行殊死战斗），再加上人类数量已经多到几乎无法避免因争抢资源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具有浓厚排外性的民族主义仍是目前散布最广的一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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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开玩笑说，除非外星人来袭而造成地球人的集体意识，否则在人类间划分你我他的区隔想法可能永远没有终止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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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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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革命 不过，想让大家都满意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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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9年，陈胜与吴广在安徽“揭竿而起”，由此引发一连串农民起义，终于在3年后推倒由秦始皇建立的帝国江山。136年后，人在西方的斯巴达克斯带着70名奴隶反抗暴政，并在数月内迅速累积好几万名叛变者，差点儿也动摇了罗马的统治基础。这些人究竟为什么不满？他们如何聚集同样有着不满的人民？这些人诉诸暴力行动的原因是什么？而政府通常又如何响应他们的诉求呢？这都是一些蛮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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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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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剥夺感、革命、社会变迁、政府失灵、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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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来源：不公道、不满与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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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循序渐进的介绍，相信大家已经可以慢慢了解到，人类是如何通过组织自我来脱离原始蛮荒，追求更大的生存机会，同时又是如何去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以便应付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正如本书一再强调的，尽管人类未必都是聪明且拥有绝对理性（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我们仍认为相对理性（知道什么是好的）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多数人都应该知道怎么样去趋吉避凶以获得较大的好处。从这个角度来看，除非有不得已的理由，否则理应没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冲撞既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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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某些人铤而走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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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理由就是不公道。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初出道的绿林好汉必须被群众视为值得敬佩或者是清白的，这点可说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如果被认为是违反地方风俗的罪人，就无法享受到所希望仰赖的保护。”在这里，那些只想满足自己私欲的黑道分子首先被排除在革命者之外，尽管他们也有冲撞体制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从《水浒传》中或许可以得到些启发），革命家所以铤而走险多半是被“逼上梁山”的结果，换言之，如果有机会申冤的话，谁也不会想玩可能掉脑袋的游戏（例如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如果受到重视的话，他又何至于一定要搞革命呢？）；其次，他们（至少表面上）的目标大多都是为了“替天行道”，也就是树立起大家都能接受的正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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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经提到，虽然在组织运作过程中，由领袖来进行少数统治是无法避免的结果，但我们也设法描述了领袖们如何企图长期维系甚至扩张权力的过程；他们手中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意识形态。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便认为，由政客所主导的意识形态首先会声称现行的规范系统是正当的，同时也会极力地避免这些规范的有效性受到大家的普遍检定（这也就是学术与媒体自由经常受压制的原因），其结果使得统治者的特殊利益被不当地以普遍利益的形象出现（例如主张家天下的君主制或现代法西斯独裁政权，都希望相关概念被理所当然地接受），真正的普遍利益却消失不见。由此形成所谓“阶级政治”的问题，也就是在人群中区分出哪些应该统治大家而哪些应该被统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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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这样的区分都是不公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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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相对剥夺感”所以出现的缘故。这里指的不仅仅是遭到剥夺的感受（生活水平低或者根本没有政治自由）而已，更重要的是人们的预期（本来以为可以得到）与实际获得之间出现落差；例如在君权时代，原本认为只要按时缴税就可以了，没想到还要因为皇帝或若干个人的私欲而必须应付不合理的苛征杂税。戴维斯（James Davis）曾利用J形曲线来解释这样的革命现象，字母“J”代表了上升中的期望突然间被中断的状态；也就是说，革命经常发生在实际付出超出原本期待，或者在期望升高但又无法被确切满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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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某个角度来看，相对剥夺感的出现其实并不常见，因为“聪明的政客”既不会乱开支票（除非地位遇到严重挑战），也不会随便明目张胆地奴役民众（最好是适度响应社会要求以交换人民的忠诚，这样比较保险）。革命更常见的原因其实来自某种“不均衡感”，也就是当政治系统连大家最起码的生存需求都没办法加以响应的时候，那么人民当然只得诉诸“自力救济”；这也是陈胜与吴广为什么要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同时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们的原因所在。例如美国学者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便认为“多重功能失灵”经常是革命爆发的主要来源，它说明了“人们为什么多少世代以来不断忍受折磨，最终还是起来反抗”的原因。换句话说，如果政府至少能提供“稳定秩序”这个公共职能的话，未必会激发出人们冒险犯难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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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政治学者所关注的“相对剥夺感”或“不均衡感”，马克思派学者更喜欢从另一个方面来解释革命现象。在他们看来，所谓革命表面上看来虽是个政治事件，但其本质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它意味着某种经济体制或生产方式被另一种模式所瓦解并取代。这派人士认为，革命一方面反映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或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的冲突，同时也只有“体制的全面性转换”才叫做革命（例如美国在1776年后依旧大致保持殖民经济结构，他们就认为这根本不叫革命）；由此也衍生出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他认为，不仅建立虚伪的民主形式根本称不上是革命成功（事实上它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动），而且，由于社会关系与结构的变迁是不断进步的，因此用来克服内部斗争问题的革命也就没有所谓终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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