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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民主概念先驱们的启发下，特别是由于一连串现实（包括法国与美国革命与欧洲各地的立宪风潮）的激荡，19世纪的欧洲哲学家于是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想法。例如英国学者边沁便强调所谓的“功利原则”，也就是所有社会行为都应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为前提，这也应是政府施政时的唯一依据。其后密尔更从“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快乐”出发，特别主张言论自由，并强调“真理是越辩越明的”，除此之外，只要不妨碍其他人的自由活动，则“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全面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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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存在的所谓民主机制实在很难让人满意，也未必能够如理论推衍般保障大家的利益；但是从近三百年民主概念与自由思想的发展看来，至少在推翻贵族统治，并且回归人类自己基本需求的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这么说，绕了老大一圈冤枉路，人们终于还是走回正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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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个人主义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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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漫长的不民主阶段中，既然现实是如此地不理性，为什么人民却能一路容忍过来呢？针对这个问题的可能答案，其实我们在前面曾经约略提过：主要是由于人民的保守心态受到政客操弄所致。但是，这样的回答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并不能解释，在多数人民依旧倾向保守（尽管历史上出现过一大堆的暴动、起义与造反）的情况下，试图维持权力的少数阶级为什么还是不定期地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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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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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假设“人类的定居习惯”与“统治者的武力垄断权”是少数统治得以长期维系的关键因素；如果这个假定成立的话，那么，除非人类放弃定居习惯，或者统治者失去武力垄断权，否则情况应该不会改变才是。但是从现实层面可以发现，政府垄断武力与人类的定居形态迄今依然，回归民主却能逆势成长，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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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并不排除有少数哲学家的确具备超越现实的想象力，个人依旧认为，思想潮流大体还是反映“社会需求”的结果；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社会需求，学者们就会想办法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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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概念的出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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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沃勒斯坦描述的：“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一个可称为欧洲世界体系的格局正式宣告成立；它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是一种这个世界不曾出现过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术，它能够通过减少过于臃肿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消耗，来增加从多数人到少数人手中的剩余物资流入量，这可以说是现代世界的一大成就”；在这个流动性的过程当中，“资本主义的贡献，是提供了一个更加有利可图的占有剩余物资的经济手段，……国家不再是个直接经营的中央经济单位，而是在人民经济活动中扮演保障经商条件的工具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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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描述或许复杂了些。简单地说，正如我提到现代国家架构出现的历史背景时所讲的：在火药摧毁了城堡这个中古欧洲最仰赖的安全凭借后，宗教改革又提供了思想与精神层次的激发力，各领地于是陷入长期混战的兼并战争中。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筹措资金是决胜的重要关键（如同曼恩所言：“国际贸易可说是18世纪国家增加财富的普遍途径”），奖励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也就成为此际欧洲各国的政策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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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如果要让整个商业体系的运作快到足以应付国家不断或无限膨胀的需求，显然还要有其他几个条件的配合：首先，统治者必须使人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也就是让更多人从操持农业转而投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其次，政府必须赋予人民“私有财产权”，以便让他们有不断赚钱的诱因；再者，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政府必须善尽保护者的责任，以便本国人民在从事经济时有更大的安全空间。可以这么说，这些条件都提供了政治变迁的动力，并成为瓦解数千年贵族统治的最重要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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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富国强兵”的政策或与其他国家的实际竞争都必然以全民运动的形式展现出来；它一方面使执政者开始产生对人民的依赖性（也就是必须仰赖人民的愿意缴税与当兵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同时也解释了为何在“人类定居习惯”与“统治者武力垄断权”这两个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发言权，甚至还出现政治民主化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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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在17世纪以来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相对于在中古时期被认为比较完美的公有制，英国哲学家洛克首先强调，人们对于经由自己体力劳动所产生的结果应拥有自然权利，因此坚决主张财产私有制。类似想法逐渐在欧洲学术界成为思想主流，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发动“革命”的环境背景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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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获得财产权与一定程度的发言权利后，与垄断权力的贵族之间的冲突自然无法避免。所有人都以“自利”与“生存”作为出发点，这与贵族只是将人民当作财产的概念是矛盾的；不过，只要国际竞争态势持续存在，而贵族也继续依赖人民的支持来维持其政治地位，这样的矛盾就只会不断扩大而没有缩小的可能性。中国从战国到秦朝的历史发展正好提供一个反证：在列国争战不断爆发的情况下，各诸侯国（包括秦国在内）无不以奖励商业来厚植国力，不过大一统态势一旦完成，商人失去利用价值，“重农抑商”也就取代重商主义而成为至清代一直没有调整过的基本国策。欧洲的发展则恰恰好相反；正因为国际间的竞争局势有增无减，甚至还因为许多国家从事全球殖民活动导致冲突面不断扩张，可以这么说，只要这种情况一天不改变，权力从原先统治者流到一般人民手中的过程也就难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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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首先凸显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普遍爆发的立宪运动中（例如1830年代与1848年的革命风潮），它们要求通过法律形式来重新规范统治与被治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成立国会来保障人民利益）；其次是现代议会架构的出现与贵族的逐渐丧失立法垄断权（后者主要是由于普遍选举权制度的推行）；最后，在自由贸易运动浪潮（要求政府减少对商家的干预）来临后，政府终于以“必要之邪恶”姿态，只剩下提供贸易安全保障这个消极的工具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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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政治：民主的古典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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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叙述，相信大家应该可以初步了解民主概念所以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环境因素。下一个问题是：将人民从中古时期封建架构当中解放出来，固然是许多哲学家思考如何解决当前问题时的共识，但到底要如何去重新设计一套合宜的政治制度，则不能不说是一大挑战。当然，解决问题的办法与途径或许有很多，不过，毕竟民主一直到19世纪为止还只是个欧洲式现象，因此我们首先还是先看看欧洲人自己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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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于如何重新安排政治生活的想法主要来自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提供的想象，其主要素材则是距今约两千年以上的古希腊与罗马的历史。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些时期的发展确实与近代欧洲有些仿佛相似的地方。首先在国际环境方面，在巴尔干半岛以及从亚得里亚海到爱琴海的东地中海区域里，不仅散落着相当多被称为“城邦”的政治单位，这些单位间也由于激烈竞争而使得国际冲突不断；这种情况同样孕育出“重商主义”与“个人主义”，例如希腊法律即以帮助个人改善其命运为出发点，同时以人民同意作为基础，将保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当做法律的最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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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前述目标，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可说是相当必要的。例如雅典的国王不但经由抽签方式选出（斯巴达甚至采取双国王制），其角色也仅限于宗教与若干司法功能；真正的政治权力则通过“直接民主”（也就是所有人民都拥有参与的权利）的形式来进行，首先由全体民众组成“公民会议”，接着抽出数十到数百人组成“行政会议”来处理日常事务，然后是选出任期很短（大约为一年左右）且权力有限的“行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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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发展也差不多。在平民取得政治发言权后，他们首先成立所谓“部落民会”作为代表民意的机构，然后选出若干位“保民官”来负责保护人民并对抗政府，接着更通过法律形式（也就是一般称为“十二木表法”或“十二铜表法”的东西），明确规范政府与人民彼此的权利义务，实际的政治运作则交给由三百个人组成的“元老院”来集体行使，两年一任的“执政官”则负责召集元老院并处理司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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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说，这些古希腊与罗马的政治经验，为19世纪逐渐走向民主道路的欧洲提供了以下几个参考方向：首先是人民地位的解放与受尊重；其次是人民地位的解放必须通过法律形式（也就是后来的宪法与司法机关）加以保障；再者，为更有效确保前述法律的获得实施，成立代表民意并负责监督与对抗政府的机关也有其必要（由此出现后来的国会）；最后，从长期发展方向来看，限制统治者的任期（也就是取消终身职与世袭制）应该是为了落实整体制度理想而必须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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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希腊罗马时期经常采用的“直接民主”模式，以及当时公民投入政治活动的频繁程度，尽管卢梭也认为“小国寡民”式的运作是民主政治发展的终极理想，但欧洲各国也这样照做的话，有些困难则是无法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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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难题是，任何政治单位的范围都是自然生成，不可能人为加以设定（即使希腊城邦也是如此），因此硬要让欧洲的民族国家分裂成更小的政治单位，非但没有可能性，也违反了欧洲自中古时代末期以来不断兼并的历史潮流。其次，相较于希腊的直接民主形式其实是以“奴隶制度”作为其经济基础（也就是所有公民都具备“有钱有闲”的特征），19世纪的欧洲既不存在同样的社会经济背景，更重要的是，不仅贵族政治的习惯依旧存在，而且绝大多数人民由于缺乏教育训练，的确也没有参与讨论甚至共同决策的素质，因此以“代议民主”来取代“直接民主”，也就成为欧洲这波民主浪潮的必然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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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护式民主到发展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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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尼德兰联合省、瑞士各邦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少数城镇外，其实前述古典的直接民主形式，不过是学者们“坐而言”的理想罢了。事实上，当现代民主概念因为资本主义体系运作而开始在欧洲出现后，一开始便与古希腊模式有着若干差别；相对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17到18世纪的欧洲民主运动发展跟古罗马历史倒是有些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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