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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改革行动的次数远超过革命爆发次数来看，可见政治变迁的原因与动力尽管存在，但多数人仍希望通过体制内（也就是比较和平的）行动，而非可能引发更大冲突的体制外途径来解决问题。其原因是，因应变迁所需的改革或许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是符合人群集体利益的，但若在其中加上暴力因素的话，可能会在短期间引起不必要的牺牲，甚至危及集体生存（由于内斗或内战而导致国家衰亡的例证不胜枚举）；正因如此，或许回应稍慢些，但体制内改革毕竟是比较安全一点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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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改革的成功几率严格来说也不算高。以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来说，战国时代秦国商鞅变法、两汉之交的王莽变法、北宋时的王安石变法、明朝中叶的张居正变法，以及清末的戊戌维新等变法活动，在实施过程中都遭到包括保守派与自由派在内的广义保守派的打压与反扑（其表面理由都是为了捍卫祖宗家法），从结果来看，成功者寥寥无几。除商鞅变法因为有战国时代国际竞争环境作为助力，因此较具成效之外，其余改革努力不是未竟全功，就是在引发党争或内部冲突后，以完全失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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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改革的历程会这么艰难呢？既然改革的结果多半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个问题当然也得从反面立论才行，也就是得摸清楚反对者所以反对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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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理性的层面来看，被称为“保守主义之父”的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伯克（Edmund Burke）曾说：“一般人都是依直接的感受来行事的，我们不但不会抛弃旧日的成见，还会非常珍惜这些成见，……我们不敢让人们各凭理性来生活，因为我们觉得个人这份理性资产实在很微小。”正因为人们并没有足够理性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因此“追随先人踩过的足迹而行，将使人既不彷徨也不会犯错”。换言之，部分保守派所以拒绝大规模改革，是由于不相信人类有足够理性来制定完美计划，所以还不如享受经由历史粹炼所留下来的前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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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以为所有保守派都如此理性的话，不免太天真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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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权谋的层面来看，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过的，由于人类到目前为止所设计的制度一直都维持着寡头统治的特征，因此，所有改革不仅将带来结构调整，同时也必然会改变现有的权力分配状态；换言之，一定有人会在改革过程中得利（获得更大比例的权力），也会有人有所损失（亦即失去权力）。再者，因为改革派掌握了政治变迁的主动权，一旦改革成功之后，他们必然成为权力新贵阶级；相应地，即便保守派改弦易辙，转而支持变革，也仅能分享到改革的部分成果而已，甚至还将面临下一波的政治斗争，从而可能彻底沦为游戏中的失败者。正因为如此，他们“当然”得反对所有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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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推论成立（不幸的是，它们恰巧是真的）的话，那么改革还有什么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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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侏罗纪公园》里有句台词是这么说的：“所有物种都会找到属于它自己的演化出路。”我想，人类的发展也应该是如此吧。如果政治变迁的要求无法获得正面满足，理论上势必危及群体生存；从这个角度思考，为了符合生存这个最高的利益与价值，聪明如人类者应该会想到办法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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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正是现代民主概念出现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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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民主 还是找个好点儿的办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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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许多人将民主理论直接等同于政治学，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甚至提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之最后形态”等“历史终结”论点（虽然他自己后来也不敢多谈了）。但本书绝不同意这些说法。我只承认，较之过去人类采取过的政治制度，民主架构确实有过人之处，但若说它是完美无瑕的，则未免自欺欺人了。无论如何，且让我们先看看现代民主概念是怎么在欧洲这块土地上发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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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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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城邦、保护式民主、发展式民主、参与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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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人类价值：民主的起点及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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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大约经历了力权、神权、君权与民权等四个阶段；有人曾打过这么一个比方，如果将人类历史发展至今的过程化约成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话，其中，民权阶段所占的时间恐怕还不到一分钟。由此可得知两个事实：首先，民主的发展其实还只不过是在起步阶段而已；其次，人类经历过一段很长时间的不民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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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什么叫做不民主？在那个阶段中是由谁来统治？普通人在不民主时期的政治地位是什么？统治者怎么去维持不民主的运作？不民主对人民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又为什么要舍弃不民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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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不民主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少数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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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即使进入所谓民主阶段后，少数精英统治还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多数统治或普遍统治毕竟是民主的真正理想；相对地，不民主时期的政治精英不但认为自己拥有统治特权，大多数民众也接受（未必是被迫的）这个状况，更有甚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关系还通过法律被正式“阶级化”。举个例子来说，尽管“王子犯法”可能“与庶民同罪”，但王子毕竟不同于庶民，更何况包括王子在内的贵族阶级还拥有数不清的法律豁免权。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非但在法律规范上比统治阶级矮了一截，从某个角度来看，也几乎等于贵族的附属品；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臣民所以不能不死，可说直接点出了人民最终竟然演变成为贵族财产的荒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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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一定有满肚子的疑问：人们不是为了争取生存，才组成社会并设计出制度的吗？怎么会搞出一个连自己人格都丧失殆尽的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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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引出不民主阶段的第二个重要特征，亦即“少数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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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少数贵族所以拥有强制人民做事的能力，其根源有三：首先是通过暴力胁迫而来（也就是拿枪杆子强迫大家服从），这也是最直截了当的一种办法；其次是逐渐演变得来的，也就是少数精英先利用社会的冲突与不稳定取得短期权力，接着借由接管典礼仪式而提高自己的威望，然后再通过常态军事组织的建立甚至不断领兵出征而垄断权威（罗马的凯撒大帝便是最佳例证），终于奠定其领袖地位；最后则是在建立正当性之后，通过意识形态的创造发明（例如先秦两汉的五德终始说），将暂时性权威变成永久性的强制力量。总之，在人类因为定居生活而开始不习惯迁徙，而统治者也利用借口取得武力垄断权后，通过军事威胁与理论催眠等恩威并施的手段，绝大多数人们也在自愿组成社会后，被迫失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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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都是不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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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萨拜因（George H.Sabine）以“重新发现社会”为题评论卢梭政治思想时所言，卢梭的想法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在贵族利益之上还有更高的“社会需求”存在。根据卢梭主张的契约论观点，政府不过是人民的代理者罢了，而国家则是集体意志的结合。几乎同时，英国哲学家休谟则强调人类感情的重要性，并认为所有的社会价值都应该直接响应人类的嗜好与动机（而不是去配合少数贵族的兴趣与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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