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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想搞清楚什么是什么，还是得花点工夫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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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即便是目前最好的照相底片，其敏感度还不及人眼的千分之一。在物体影像透过光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后，它们会经由角膜和晶体加以聚焦，在视网膜上形成影像，然后在数百万个视觉神经元的合作下，将所得到的影像转换成神经脉冲，接着沿视神经传入我们的大脑。当然，或许人类拥有的视力算不了什么（特别是比起像老鹰之类具有“千里眼”的动物），但我们还有大自然界里最先进的脑部结构。的确，包含150亿个灰质脑细胞的大脑不仅是整个人体的控制中枢，负责思考、记忆、言语和情绪表达等种种复杂功能，更是人类这个奇特的物种得以称霸世界的关键；它让人类创造出具有复杂文法结构的语言系统，想出种种借以克服生存困境的绝妙点子，接着再把那些智慧结晶层层累积在脑部组织中，然后，在必要的时刻将它取出来克敌制胜并一再创造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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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脑部结构里的额叶既是神经系统中最晚演化完成的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执行的是大脑中最先进且最复杂的功能，也就是思考和协调的功能；它让我们在自然环境中得以确定知觉、设定生存目标、制定完成目标的计划、组织执行计划的方法，监控并评估执行过程与结果，然后以此作为下一阶段决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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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言：“人类和低等动物的最大不同在于人类拥有过去的经验，过去种种会在记忆中复活，然后反射到关于未来种种的计划中。”这恰是额叶的主要功能。正由于额叶组织只有在人类身上才出现如此显著的发展，因此有人干脆以“额叶的时代”来称呼整部人类发展史，甚至直接将额叶称为“文明的器官”，以推崇它对人类所以能缔造如此璀璨文明的伟大贡献。当然，毕竟这是本教大家懂得什么叫政治的书，因此对于神经科学家们的人脑组织研究成果，我想暂时提到这儿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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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我们真的能够看清楚眼界所及的所有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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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首先要提醒各位，现在似乎是自然科学当道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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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意思是，尽管近代起源于欧洲大陆的几次历史震荡，包括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使得人类（包括欧洲人以及全世界受到欧洲式思想支配的人）在改变社会结构之余也加快了生活步调，甚至以为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找出万事万物的答案，然后据以继续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但是，太过推崇科学的结果却经常让我们出现思考上的盲点；这里绝没有否定科学的意思，我们只是想强调，所谓（真正的）科学或者确能解决人类大多数甚至所有问题，不过若以为“现在的”科学便可以做到这点的话，则只是过度想象罢了。进一步来说，在科学家眼中，人类的感觉与认知器官足以在自然界中傲视群伦，但这似乎有点儿言过其实。换言之，人类常常看不清楚自己以为已经看清楚的东西，从而也带来一连串的麻烦、纠葛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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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在前头所提到过的，人类是自然界罕见的“吵架高手”，这句话的重点不仅是凸显人类拥有吵架这种特异功能，我们的问题其实是：人类到底是为了什么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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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疑问的答案，可通过正反两个方面来进行思考：首先从负面角度来看，争执所以发生的原因，很可能是人类为了求生存而引发的自私心态所致；如同在上篇里所阐释的，除了主观配合周遭既有环境需要之外，人类在争取最终生存机会的过程中还得面对客观自然环境所设下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资源稀少性”问题，换言之，一方面由于物种存续需要各式各样资源的不断挹注，另一方面这些生存所需的资源大多又相当有限，于是高度竞争甚至引发冲突便成为某种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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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用来解释历史上多数战争的负面逻辑外，人类所以发生争执经常只是“理念”不同的结果。例如有人从体谅患者痛苦的角度支持安乐死的做法，但另一些人则强调人性尊严，反对任何人有权替患者本人决定终结生命；又如有人接受在教育过程中加入适度体罚来提高学习效率的做法，但另一些人则坚持学童只有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才能快乐成长。也就是说，或许他们都可以说是“择善固执”，但因每个人所认定的“善”不一样，又因为每个人都认定只有自己的“善”才是“真善”，于是冲突便爆发了。当然，择善固执所引起的争执看起来总是比那些根源于利欲熏心的冲突要来得正面一些，但如果能想办法尽可能减少争执，岂不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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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若是我们暂时不去理会那些导致人类争吵的心理因素，有时冲突不过来自某种“误解”罢了。举例来说，就像“瞎子摸象”的寓言般，摸到鼻子的人以为大象长得像一根水管，摸到大腿的人声称大象长得像一根柱子，摸到肚子的人则坚称它根本有如一堵高大的墙壁；问题是，这些揣测其实都是“似是而非”而且“既是又非”，亦即它们都不是正确答案（因为都无法正确描述大象的长相），却未必跟正确答案无关（它们真的都碰触到了真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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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只是由于观察不足导致“误解”而发生争执还算是好的，人类其实更常因“错觉”而使彼此僵持不下；例如曾经有人到盛传出现过水怪的英国尼斯湖去进行实验，他们把一根圆柱状物体荡在湖面上，然后诱导人们去观察它，结果多数人都以为自己看到了水怪（尽管他们画出来的形体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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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相较于“误解”或“错觉”，由于“偏见”而使许多问题缺乏转换空间可说是最严重的问题。有些人类学家说，我们大脑的主要能力其实不是用来储存感官输入的知觉数据，而是对输入讯息进行高度选择性的过滤与解释。尽管科学家们对于偏见的起源与特性并无定见，来自社会结构特性、族群传统、性别歧视，或者是人类演化经验的累积都有可能，但他们大致认为，人类的神经系统倾向于帮自己建造自己愿意相信的“真实性”，这种系统特性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我们对世界的偏见（习惯于用自己的办法来观察环境），从而让人性结构出现深不可测的偏见黑洞（只接受自己对“所看到”事情的解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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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环境：我们的“灵魂之窗”看似可将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大自然一览无遗，实则人类便是在无以数计的误解、错觉与偏见（或许再加上点真实）当中建构起一个“自以为是”的世界，然后在这个被扭曲的环境里进行永无止境同时又无聊透顶的争斗与对立。事实上，答案再简单不过：只要人类能够找出脱离这个错误漩涡的办法，就可以迈向充满幸福快乐的康庄大道；从历史上看，有不少前辈朝这个方向努力过，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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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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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人类勇往直前的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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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谁这么说过：人因为有理想而伟大。仔细想想，这句话真有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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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曾经说：“当然，人是一种动物，但人是高级动物，……因为在人的特有属性当中，存在着一种不可抑制的社交要求，也就是和他的同类过一种和平且有组织的生活。”人类选择群居生活形态的理由，我们在上篇已经交待过，这里不拟重述，有必要强调的只是，人类并非因为选择了群居生活而显得高级（选择类似生活形态的动物有很多种），而是因为他们具有促进这种生活内涵的独特能力。生物学家史密斯（G.Smith）对此作过更深入的陈述：“过去1万年来，农业环境取代野生植物群落所带来的改变，虽不如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与第三纪初行星撞击地球那么出人意料，也不像更新世冰河前进时的规模浩大，但足以与其他改变地球的力量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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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人类的狩猎者祖先曾经跟其他动物一样，在这块大地上流浪了不知道有几百万年，但“农业革命”的结果终于让部分人类免于在环境中挣扎求食，甚至有机会创造文明。值得注意的是，农业革命的出现只能让人类变得高级，却无法让人类变得伟大。从某个角度来看，真正使人类有机会“伟大”的是后来的两个发展：首先是我们学会了撰写“历史”，其次是我们从历史中找到了“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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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不去管那些被书写下来的内容是什么，历史可说是人类从不同角度与途径来观察文化演变过程的结果。黑格尔曾说：“自然界没有历史。”他的意思是，相较于人类的生活内涵与组织形态会随着时间演进而发生不同阶段的变化，大自然看起来似乎并不是如此。当然，自然界绝非是一成不变的，但人类对自己生活的不断变迁的观察，首先构成了历史记载的重点，然后借此组织了对自己的认识与了解，接着再以这种了解为基础，建构对未来的想象与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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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曾经这么说过：“至少我个人这么认为，在人类拥有的知识中，最有用但最落后的是人类对自己的了解。”但就凭着这一点点有限而又落后的自我了解，甚至包括对自然环境的长期迷信与误解，人类还是坚韧不拔地逐渐创造出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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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支撑我们不断披荆斩棘、克服万难进行演化的，是人类追求的两个永恒目标：“长生不老”和“进入天堂”。首先，无论是“护身符”的发明（例如写着神秘难懂文字的一片纸张，或是画着危险动物的牙齿和指爪的一幅图像），对所谓“仙药”的追寻（例如派遣使节团去搜寻仙境，或者根据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秘方去炼石补丹），还是对“死亡仪式”的遵循（例如对死者尸体进行特殊的处理，或者将墓室布置成有助于追求永生的样子），这些看似莫名其妙的举动不仅指出人类与一般动物的最大差异，同时也凸显出建筑技术与社会习俗等文明的主要内涵，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盲目追求，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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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天堂”的目标直接反映出人类在自然界奋斗过程中既不满又无奈的艰难处境。在信仰发展部分，几乎所有宗教都有关于天堂、桃花源、乌托邦，或者是极乐世界的记载，其内容大同小异，总之它们都极力描述一个无忧无虑而且没有时间感的环境。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它们对所谓天堂有怎样的想象空间，都构成人类不断修正政治制度过程中的思考来源。换言之，由于不知道到底能不能，以及究竟该怎么进入天堂，百思不得其解的人类只好退而求其次，想办法自己来创造一个类似的虚拟天堂，这也正是“自然法”观念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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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被认为是在某种“自然状态”中存在的一组规范。正如同帕斯卡尔所说：“在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会在摒弃了上帝和自然的一切法律后，自己制定法律并要求大家严格遵守，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登特列夫（A.P.d’Entreves）则认为：“我们既可以把自然法看成是种哲学学说，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理想或骗局；总的来说，它一方面自命具有某种价值，而这种价值不仅存在于某一特定时空当中，甚至具有横亘古今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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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那些接受自然法观念的政治哲学家认为，在人类开始建构起政治社会前，曾存在一个充满和平与理性的自然状态，当时缺乏通过文字来表达的制度规范，但接受自然规范的人们仍能够生活简朴且操守高尚地共同生存在一个美妙的乐园中，直到一部分不尊重自然规范的人类将它破坏殆尽为止。前述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和英国学者洛克都是自然法观念的支持者。他们坚称，自然状态中存在着足以约束每一个人的自然法管辖，由于所有人都是平等且独立的，彼此之间能够理性地维持着某种和平善意与互助共存的关系；洛克之后的卢梭也强调“归返自然”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经营政治生活的最主要目标，是带领大家“重返”那个被设定为“黄金年代”的所谓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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