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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这段有趣的冒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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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人民与政府 到底谁才是政治生活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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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许多哲学家明示或暗示的，正是为了逃离那个充满流血仇杀可怕阴影的所谓“无政府状态”，人们终于决定缔结一个“社会契约”，然后借此成立一个政府来终结乱象。无论这种想法是有根有据还是纯凭想象（后者的机会显然大些），总之，在可知的过去，人们一直隶属于各式各样性质互异的政府，而且，绝大多数人不但几乎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现象，对政府所下的指令，甚至是当作圣旨一样不敢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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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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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多元主义、万能政府、统合主义、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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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自然的人类与其所创造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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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篇用一章专门讨论了“国家”的概念，主要目的除了说明人类如何基于某种生活需求而创造出社会并开始政治生活外，也希望厘清人民与国家间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们接受人类应该是理性而自愿地建立社会的假设，但社会的扩大，甚至国家的建构，却很可能根本就不曾以大家的集体同意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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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我接受洛克的推论（请参考前一章）；他首先指出，所谓自然状态其实就是无政府状态，因为“人类虽然因为理智（也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生存困境）而生活在一起，事实上并不存在对他们具有仲裁权的共同领导者”；可以这么说，正因为缺乏仲裁者很可能让大家陷入纷争不休的窘境中，人们决定通过某种形式（社会契约），将保护自己生命财产的权利交给同一个团体（政府），然后让它来公正客观地安排所有人的生活。洛克接着认为，由于每个人都将他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的权力，集体地转交给一个在所有人之上的统治者，于是政治权力跟着出现了。不过，为了避免接下来出现一些显而易见的流弊（也就是权力的滥用），他主张：“政治社会本身如果不再具有保护大家并处罚那些侵犯别人财产的犯罪行为的能力，它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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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醒大家的是，洛克毕竟是三百多年前的人，尽管他的说法不无道理，但那个时代的哲学家最常犯的错误是，经常把基于想象的假设与现实混淆在一起（其实现在的许多学者又何尝不是）。例如，即便是现在，我们也不一定能搞清楚在远古所谓的“自然状态”中，人类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何况是17世纪的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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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认，如果非得要求“有一分证据，才能够说一分话”的话，人类的科学发明将永远停留在原地踏步阶段，根本没有进步的可能，但在“大胆假设”之余，总要再加上一些“小心求证”才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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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们经常忽略演化的现实，将人类、社会、政治社会、国家与政府等概念用等号连接起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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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强调的是人的自然属性，指称我们这群体质大致相近但彼此还是存在着差异的灵长目动物；“社会”这个名词描述的是人类这种动物最终选择了较有秩序的群居生活方式的现实；“政治社会”指的是在复杂的社会活动当中，人类为处理纷争并解决问题而衍生出来的政治关系；“国家”的意思大体与政治社会相当，只不过政治社会是从社会结构出发，然后凸显其中的政治面向，国家则纯粹是个政治名词。最后，在更常出现的一般用语中，“国家”与所谓“政府”几乎是混淆不清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些什么，先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便是一例。事实上，国家是没有行为能力的，真正能做事而且有义务帮人民解决问题的，应该是政府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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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人类共组国家是到目前为止还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个体人（individual，即每一个人）与集体人（collective man，国家）之间到底应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人民与国家间关系的设定将直接决定我们相对可以接受的政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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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伍德曾整理并列举出四种国家理论，分别是多元主义式国家、资本主义式国家、巨灵式国家与家长式国家等。其中，“家长制度”理论经常被女性主义者抨击为是一种充满“父权中心”的不平等想法，事实上也是人类政治史上君权阶段的理论基础；它指的是一种强调男性垄断统治（性别歧视）与根据社会阶层（阶级歧视）来分配权力的方式。古代中国政治观念中“君父子民”的对比便是一例，正如众所周知，一个“勤于政事”的皇帝固然可以打个八九十分，但真正能得满分的评语却是“爱民如子”，这充分反映出家庭观念被扭曲后，硬塞进政治制度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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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嘛，皇帝就是皇帝，何必一定要假装是全民的爸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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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出现的是直接反映“集体人”观点的巨灵式国家，顾名思义，此种观点认为国家是一大堆人的集合体。它以社会公益为名不断侵入甚至控制个人生活的所有层面，诸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及要求人民为了国家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民族主义口号即是明显的例证，其结果是人类历史上无以数计的战争。这种观点的逻辑陷阱是，人民或许可以基于“唇亡齿寒”的理性思考，为捍卫集体人而奋斗，不过，一旦真的为国捐驱的话，那么除了“入祀忠烈祠”并且“在春秋两季获得公祭供奉”外，我们获得的实际好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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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的角度看，国家的形成源自生产关系与阶级性的社会结构，他认为：“一般来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政治与智力生活的过程，事实是，并非人类的意识决定了自己的存在，而是他们的社会阶级位置决定了他们的想法。”进一步来说，也就是日常经济生活组成的“下层建筑”决定社会结构，甚至政府组织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同时具有肯定与否定国家的双重想法，亦即尽管他推论（或希望）因为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获胜并终结了阶级对立，以致国家也将跟着消失，却也支持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来作为“暂时的”政府形态，亦即利用国家机制，过渡到他设定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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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相较于因为共产政权普遍转型而似乎式微的马克思主义，主流的自由派思想则只将国家当作是一个抽象名词，然后把政府作为讨论的焦点。他们习惯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出发，将政府看作是多元社会里的仲裁者与秩序维护者，以解决人类习惯性的争吵不休，然后以“权利”与“义务”等概念串联起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正如施瓦茨曼特尔（J.Schwarzmantel）所言：“国家是社会的仆人而非主人”，国家机器（也就是政府）应该依照普遍舆论趋向去履行服务公众的政治责任，否则便须根据政党轮替竞争原则，让人民决定其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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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把国家、政府或元首予以“父亲化”固然是相当不理性，而且根本不应该被接受，将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甚至为了保障所谓的集体利益，不惜以个人生命作为牺牲品的做法（在两次大战中无辜牺牲的上亿人正是如此），根本上也是莫名其妙的。除此之外，马克思派从经济层面着手来分析政治问题的理论，或许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但麻烦在于，他们其实没办法正确指出一条“从现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也就是理想到几乎想不出有什么实践的可能性）；最后，目前居于主流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也犯了跟马克思派类似的毛病，亦即过于理想化，只不过他们的差别在于，相较于马克思派企图建构一个“理想的未来”，自由派则以为目前有个“理想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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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一章提醒大家的，唯有掌握“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基本原则，我们才可能看清楚眼前的世界并作出适当的决定。那么，究竟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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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少数维持绝对王权或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外（或许还要加上一些挣扎在共产主义理想边缘者），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不是介于多元主义与巨灵式理论之间（那些比较民主的国家），便是介于巨灵论与家长主义之间（那些比较不民主的国家）。特别是前者，它们表面上都提倡“责任政治”的理想（也就是做不好就马上换人），甚至通过现代民主机制维持一定程度的“反馈”功能（也就是多少总要理会人民在想些什么）。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个政府管得很多的时代，不管被称为“万能政府”或者是“奶妈国家”，政府都深深地渗透进每一个人衣食住行育乐的生活各个层面当中，有时候使我们真的觉得很方便，但经常也会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或许它不像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那样惊悚可怕，但也绝不像是个乖乖站在主人身旁，谦卑有礼且谨守分寸的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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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出现：通往不平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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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正如前面所说的，人民与国家间关系的设定将直接决定我们相对可以接受的政府形式；非但如此，也唯有搞清楚到底人民与政府之间事实上存在与应该存在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才能实现人类“不吃亏”的生存要求。在此，我已经指明当前国家结构的主流特性所在（亦即事实上介乎多元主义与巨灵论之间），接下来将从历史演进角度来分析今日人民与政府间关系的形成过程，或许能由此找出两者之间应该存在的适当互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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