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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埃尔利希（Paul Ehrlich）认为，无论人类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入并选择了农耕生活，这个发展都带领人类进入一个相对复杂的社会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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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增加了一个区域的可供养人口数量，同时提供了另外一些有助于促进人口成长的条件（例如因为婴儿更容易取得断奶食物，使得妇女在减少哺乳期的情况下，增加怀孕的次数与机会）；由此，在出生率提高导致人口过剩后，多余人力转往不同职业发展，于是促进劳力分工现象，并形成复杂的社会内涵。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由于某些自然因素所致（例如山脉、海洋与沙漠等天然屏障限制，或舍不得离开资源丰富的地区），还是政治作为的结果（例如经由战争形成奴隶或社会阶级制度），人类不但选择了定点群居生活，甚至还被迫无法随性进行迁徙，于是奠定了国家机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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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提出从经济面向来思考政治问题的不只是马克思，比他早将近一世纪的卢梭也有类似看法。后者认为，社会的形成是人性贪婪的结果，因为“从人们发现拥有更多资源的好处开始，平等便消失了，私有制则跟着出现”；接着，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中，“有钱人迫于情势想出一种堪称深谋远虑的办法，即利用那些可能攻击自己的人们（处于社会下层的穷人）来为自己服务，也就是将原来的敌人变成自己的保卫者，然后向他们灌输一些格言（政治意识形态），并替他们建立一套制度，当然，这些制度都是对富人有利的，正如强调平等原则的自然法对富人有害一般”。大体而言，卢梭的想法一方面响应了国家源自于“限制性政策”（特别是政治限制）的现实，同时亦进一步指出这些限制性政策的来源，也就是那些既贪婪又有能力的富人（过去一般被称为贵族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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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由于人口数量因农业革命而不断增加，人类面对的环境压力也跟着加大，为了将家庭更积极地整合进以村落为主的小型经济体，以提升生存能量，就必须有更强势的领导者来负责组织劳力，并与其他族群谈判。进一步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族群间竞争既恶化了大家赖以谋生的自然环境，也让人类必须匀出部分人口来从事某些非农业活动（例如行政或警卫工作）；同时，为了养活这些非生产性的人力，国家机器必须要求每一个家庭都交出部分的经济剩余作为税收的来源；尽管要缴多少税根本没有任何客观标准（从来便只有少补而不可能多退），但拥有税收权无疑进一步增强了领导阶层的权力。接着，为确保税收来源以维护国家（与领导阶层）的安全，统治者又会继续强化前面提过的限制性政策（例如建立户口制度、扩大拦关设卡以及想出更多征税名目），从而让人民与国家间的关系紧密到几乎无法脱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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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卢梭主张政治起源于阶级剥削，马克思进一步强调统治者通过控制生产关系来进行阶级剥削，个人则认为，其实是生存需求迫使多数人类接受统治者通过控制生产关系来进行阶级剥削的方式。换言之，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互动本来就是种“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关系，如果只有上层阶级的绞尽脑汁，而没有下层民众默然接受的话，这种不平衡也不理性的关系怎能够一直维系到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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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统治者（政府）光靠“生存需求”是无法对人民予取予求的，特别是当他们的需索通过苛征杂税而威胁到一般人生存的时候，历史上不断出现的革命或起义可以说明这一点。为此，国家机器必须通过下面几个途径的持续演进来强化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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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宗教信仰。人类是自然界唯一发展出宗教、伦理、道德纪律与行为准则的动物。政治与宗教的出现都代表着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宗教更因涉及未知领域而创造出更多的神秘感，统治者又认为利用这类神秘感有助于提升控制优势，于是，通过政教合一模式达成“以顺从取代可能反抗”的目标，便成为中古时期许多国家发展的方向。大家熟知的“君权神授”观念便是最直接的一个例证，宗教建筑（庙宇）成为仅次于统治者居所（皇宫）的最大公共设施，更是在世界各地都看得到的一种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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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宗教信仰外，战争不啻是促使国家机器演化的另一个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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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其实经常源自人类对有限资源的争斗，但这指的是那些“理性”的战争行为；从内部环境驱动力的角度来看，包括转移舆论焦点以维持统治者的领导地位（例如美国总统克林顿以轰炸伊拉克来对付国会弹劾案）、抢夺他国资源以满足国内少数人士的特殊需求（例如为抢夺美女海伦而引发特洛伊战争）、传播宗教或特定的意识形态（例如十字军东征或伊斯兰教发动圣战）、解决国内人口过剩问题（如欧洲近代的海外扩张），或只是为了满足某种莫名其妙的威望观念（例如霸权国家认为自己该担任国际警察角色）等在内的各种战争动机，使战争的最大牺牲者始终是人民，得利者则永远是统治阶层，因为每一次战争都为集中权力提供更多的合法性理由，而他们亦借此再度得到扩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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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地大反攻：当代民主的源起及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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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我们就只能从负面来看待政府的角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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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未必如此”。但从已知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我们的确发现它与社会阶级、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战争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再者，即便因为人口的不断增加而使得像灌溉系统、交通网络与贸易场所等公共设施的需求变得更为急迫而重要，国家还是决定将最大部分的预算与劳力投入到建造皇家园林、金字塔、神殿与帝王陵墓等对民生无益，但与统治利益直接相关的大型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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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自古以来，无论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是在“所有土地均属于国民全体”的口号下，各国大部分甚至全部土地都被认定属于统治者或政府所有；在这个基础上，国家不但建立起足以威吓人民的力量（特别是那些安土重迁的农民），还构筑出一套以税收为主的“寄生”制度（让少数统治者通过国家机器而寄生在多数人民身上），只不过美其名曰维护公益罢了。总之，由于人口数量持续攀升的趋势使族群间对资源有限性的认定更趋于紧张，再加上文明程度的日渐提高，这些都让领导阶层有更多的借口与能力来不断改革政治制度的内涵，以便继续强取人民的资源来维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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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7和18世纪间的欧洲，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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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自古以来一直在少数人把持下，对多数人民实施既不公道也不平等的统治，但是，在科技进展相当缓慢的情况下，仅能掌握相当有限技术的统治阶层，除了充分利用心理战术（特别是不断地将君权崇高化、神秘化与宗教化）来进行操控外，也只能尽可能不扰民（无为而治）以避免引发无谓的冲突与反感。不过，在殖民主义运动引起部分欧洲国家升级竞争，而工业革命同时又让人类文明获得爆炸性的进展后，一些先驱国家首先利用新情势与新科技顺势强化了中央控制系统，同时利用民族主义口号来掩盖他们对人民需索的增加，并麻痹可能的反抗，从而也埋下后来一连串军国主义斗争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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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牺牲在欧陆战争与民族统一大业的战场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也造成无数军人与平民死伤，在此情况下，欧洲的国家机器虽然没有被推翻，其内部分工结构甚至还愈来愈精致化，但人民与政府间的关系其实已开始产生某种微妙的化学变化，只不过变迁的动力并非来自于厌战心理，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取代了传统农业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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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战争固然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但受威胁的人口比例却远不如因为受工业体系吸引而出现的劳动人口。这句话的意思是，工业部门虽然可能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例如更高的薪资水平与更便利的都市环境），但相较于“有土斯有财”的农业时代，不可避免的景气循环其实隐藏着高度的不稳定性；当巨量人口从乡村涌进都市之后，随时可能受到冲击的劳工生活，引爆一次又一次的生存危机与阶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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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左派学者英格劳（Pietro Ingrao）所言：“现代民主制度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也说：“社会主义应当是民主的，否则它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重大流弊才应运而生的；它对既有体制的冲撞成效卓著，特别是让盘踞人类政体主流宝座数千年的君权制度宣告终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辉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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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当代民主制度也跟着登上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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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上看来，尽管君权思想基本垮台，人民也第一次在理论层面被推拱至政治运作的核心位置，但社会主义运动其实并没有为大多数人争取到自由。正如前面提过的，当前的国家结构特性介乎多元主义与巨灵论之间。主流的多元主义理论则将民主视为一种准市场机制，也就是把人民当作是消费者，而政客则是争取人民选购他们所提议题的企业家。麦克弗森（C.B.Macpherson）便指出，“把民主当成人类进步的动力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参与这回事根本不是更有意识的人希望获得的价值，民主企图表达的是人民的愿望，而不是他们希望怎样”；罗伯特·达尔也说：“即使选举很少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它依旧是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过程，因为借此可保证政治领袖能稍微响应一下公民的偏好。”换言之，当代民主只不过是种“理论上的民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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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元主义（也就是主流民主理论）来说，政府的立场既应是中立的，又必须是人民（全体选民）的仆人；尽管决策权可能还在精英手中，普通公民确实有机会控制统治者。我们必须这样说，相较于君主拥有无穷权力，人民却经常活在可能的暴政阴影下的过去，多元主义提供的自由民主架构尽管大体上仍只是种理论，在实际运作上也进展有限，它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为多数人民提供了对未来的乐观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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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样真的就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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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政府与民主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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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韦伯到20世纪初的熊彼特，以及近期如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史蒂芬（Alfred Stepan），以及帕尼奇（Leo Panitch）等政治学者都提出过一个共同的疑问，亦即：当下的自由民主国家是不是真的就是民主国家？例如帕尼奇指出，自由民主制度的明显衰退，以及利益团体在政治领域中的兴起，早就让部分学者不得不认为，公民社会早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便建立起一个以功能性社会组织为基础的新秩序，这些社会组织不但彼此间被结合起来，而且也和以政府为主的国家机器相联系，以便维护整个有机社会的功能性阶层组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统合主义的安排，或许逐渐在实际运作面上取代了自由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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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统合主义又是什么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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