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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伍德曾整理并列举出四种国家理论，分别是多元主义式国家、资本主义式国家、巨灵式国家与家长式国家等。其中，“家长制度”理论经常被女性主义者抨击为是一种充满“父权中心”的不平等想法，事实上也是人类政治史上君权阶段的理论基础；它指的是一种强调男性垄断统治（性别歧视）与根据社会阶层（阶级歧视）来分配权力的方式。古代中国政治观念中“君父子民”的对比便是一例，正如众所周知，一个“勤于政事”的皇帝固然可以打个八九十分，但真正能得满分的评语却是“爱民如子”，这充分反映出家庭观念被扭曲后，硬塞进政治制度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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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嘛，皇帝就是皇帝，何必一定要假装是全民的爸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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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出现的是直接反映“集体人”观点的巨灵式国家，顾名思义，此种观点认为国家是一大堆人的集合体。它以社会公益为名不断侵入甚至控制个人生活的所有层面，诸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及要求人民为了国家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民族主义口号即是明显的例证，其结果是人类历史上无以数计的战争。这种观点的逻辑陷阱是，人民或许可以基于“唇亡齿寒”的理性思考，为捍卫集体人而奋斗，不过，一旦真的为国捐驱的话，那么除了“入祀忠烈祠”并且“在春秋两季获得公祭供奉”外，我们获得的实际好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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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的角度看，国家的形成源自生产关系与阶级性的社会结构，他认为：“一般来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政治与智力生活的过程，事实是，并非人类的意识决定了自己的存在，而是他们的社会阶级位置决定了他们的想法。”进一步来说，也就是日常经济生活组成的“下层建筑”决定社会结构，甚至政府组织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同时具有肯定与否定国家的双重想法，亦即尽管他推论（或希望）因为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获胜并终结了阶级对立，以致国家也将跟着消失，却也支持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来作为“暂时的”政府形态，亦即利用国家机制，过渡到他设定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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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相较于因为共产政权普遍转型而似乎式微的马克思主义，主流的自由派思想则只将国家当作是一个抽象名词，然后把政府作为讨论的焦点。他们习惯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出发，将政府看作是多元社会里的仲裁者与秩序维护者，以解决人类习惯性的争吵不休，然后以“权利”与“义务”等概念串联起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正如施瓦茨曼特尔（J.Schwarzmantel）所言：“国家是社会的仆人而非主人”，国家机器（也就是政府）应该依照普遍舆论趋向去履行服务公众的政治责任，否则便须根据政党轮替竞争原则，让人民决定其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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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把国家、政府或元首予以“父亲化”固然是相当不理性，而且根本不应该被接受，将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甚至为了保障所谓的集体利益，不惜以个人生命作为牺牲品的做法（在两次大战中无辜牺牲的上亿人正是如此），根本上也是莫名其妙的。除此之外，马克思派从经济层面着手来分析政治问题的理论，或许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但麻烦在于，他们其实没办法正确指出一条“从现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也就是理想到几乎想不出有什么实践的可能性）；最后，目前居于主流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也犯了跟马克思派类似的毛病，亦即过于理想化，只不过他们的差别在于，相较于马克思派企图建构一个“理想的未来”，自由派则以为目前有个“理想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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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一章提醒大家的，唯有掌握“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基本原则，我们才可能看清楚眼前的世界并作出适当的决定。那么，究竟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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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少数维持绝对王权或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外（或许还要加上一些挣扎在共产主义理想边缘者），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不是介于多元主义与巨灵式理论之间（那些比较民主的国家），便是介于巨灵论与家长主义之间（那些比较不民主的国家）。特别是前者，它们表面上都提倡“责任政治”的理想（也就是做不好就马上换人），甚至通过现代民主机制维持一定程度的“反馈”功能（也就是多少总要理会人民在想些什么）。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个政府管得很多的时代，不管被称为“万能政府”或者是“奶妈国家”，政府都深深地渗透进每一个人衣食住行育乐的生活各个层面当中，有时候使我们真的觉得很方便，但经常也会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或许它不像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那样惊悚可怕，但也绝不像是个乖乖站在主人身旁，谦卑有礼且谨守分寸的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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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出现：通往不平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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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正如前面所说的，人民与国家间关系的设定将直接决定我们相对可以接受的政府形式；非但如此，也唯有搞清楚到底人民与政府之间事实上存在与应该存在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才能实现人类“不吃亏”的生存要求。在此，我已经指明当前国家结构的主流特性所在（亦即事实上介乎多元主义与巨灵论之间），接下来将从历史演进角度来分析今日人民与政府间关系的形成过程，或许能由此找出两者之间应该存在的适当互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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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埃尔利希（Paul Ehrlich）认为，无论人类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入并选择了农耕生活，这个发展都带领人类进入一个相对复杂的社会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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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增加了一个区域的可供养人口数量，同时提供了另外一些有助于促进人口成长的条件（例如因为婴儿更容易取得断奶食物，使得妇女在减少哺乳期的情况下，增加怀孕的次数与机会）；由此，在出生率提高导致人口过剩后，多余人力转往不同职业发展，于是促进劳力分工现象，并形成复杂的社会内涵。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由于某些自然因素所致（例如山脉、海洋与沙漠等天然屏障限制，或舍不得离开资源丰富的地区），还是政治作为的结果（例如经由战争形成奴隶或社会阶级制度），人类不但选择了定点群居生活，甚至还被迫无法随性进行迁徙，于是奠定了国家机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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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提出从经济面向来思考政治问题的不只是马克思，比他早将近一世纪的卢梭也有类似看法。后者认为，社会的形成是人性贪婪的结果，因为“从人们发现拥有更多资源的好处开始，平等便消失了，私有制则跟着出现”；接着，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中，“有钱人迫于情势想出一种堪称深谋远虑的办法，即利用那些可能攻击自己的人们（处于社会下层的穷人）来为自己服务，也就是将原来的敌人变成自己的保卫者，然后向他们灌输一些格言（政治意识形态），并替他们建立一套制度，当然，这些制度都是对富人有利的，正如强调平等原则的自然法对富人有害一般”。大体而言，卢梭的想法一方面响应了国家源自于“限制性政策”（特别是政治限制）的现实，同时亦进一步指出这些限制性政策的来源，也就是那些既贪婪又有能力的富人（过去一般被称为贵族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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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由于人口数量因农业革命而不断增加，人类面对的环境压力也跟着加大，为了将家庭更积极地整合进以村落为主的小型经济体，以提升生存能量，就必须有更强势的领导者来负责组织劳力，并与其他族群谈判。进一步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族群间竞争既恶化了大家赖以谋生的自然环境，也让人类必须匀出部分人口来从事某些非农业活动（例如行政或警卫工作）；同时，为了养活这些非生产性的人力，国家机器必须要求每一个家庭都交出部分的经济剩余作为税收的来源；尽管要缴多少税根本没有任何客观标准（从来便只有少补而不可能多退），但拥有税收权无疑进一步增强了领导阶层的权力。接着，为确保税收来源以维护国家（与领导阶层）的安全，统治者又会继续强化前面提过的限制性政策（例如建立户口制度、扩大拦关设卡以及想出更多征税名目），从而让人民与国家间的关系紧密到几乎无法脱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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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卢梭主张政治起源于阶级剥削，马克思进一步强调统治者通过控制生产关系来进行阶级剥削，个人则认为，其实是生存需求迫使多数人类接受统治者通过控制生产关系来进行阶级剥削的方式。换言之，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互动本来就是种“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关系，如果只有上层阶级的绞尽脑汁，而没有下层民众默然接受的话，这种不平衡也不理性的关系怎能够一直维系到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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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统治者（政府）光靠“生存需求”是无法对人民予取予求的，特别是当他们的需索通过苛征杂税而威胁到一般人生存的时候，历史上不断出现的革命或起义可以说明这一点。为此，国家机器必须通过下面几个途径的持续演进来强化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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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宗教信仰。人类是自然界唯一发展出宗教、伦理、道德纪律与行为准则的动物。政治与宗教的出现都代表着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宗教更因涉及未知领域而创造出更多的神秘感，统治者又认为利用这类神秘感有助于提升控制优势，于是，通过政教合一模式达成“以顺从取代可能反抗”的目标，便成为中古时期许多国家发展的方向。大家熟知的“君权神授”观念便是最直接的一个例证，宗教建筑（庙宇）成为仅次于统治者居所（皇宫）的最大公共设施，更是在世界各地都看得到的一种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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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宗教信仰外，战争不啻是促使国家机器演化的另一个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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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其实经常源自人类对有限资源的争斗，但这指的是那些“理性”的战争行为；从内部环境驱动力的角度来看，包括转移舆论焦点以维持统治者的领导地位（例如美国总统克林顿以轰炸伊拉克来对付国会弹劾案）、抢夺他国资源以满足国内少数人士的特殊需求（例如为抢夺美女海伦而引发特洛伊战争）、传播宗教或特定的意识形态（例如十字军东征或伊斯兰教发动圣战）、解决国内人口过剩问题（如欧洲近代的海外扩张），或只是为了满足某种莫名其妙的威望观念（例如霸权国家认为自己该担任国际警察角色）等在内的各种战争动机，使战争的最大牺牲者始终是人民，得利者则永远是统治阶层，因为每一次战争都为集中权力提供更多的合法性理由，而他们亦借此再度得到扩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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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地大反攻：当代民主的源起及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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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我们就只能从负面来看待政府的角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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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未必如此”。但从已知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我们的确发现它与社会阶级、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战争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再者，即便因为人口的不断增加而使得像灌溉系统、交通网络与贸易场所等公共设施的需求变得更为急迫而重要，国家还是决定将最大部分的预算与劳力投入到建造皇家园林、金字塔、神殿与帝王陵墓等对民生无益，但与统治利益直接相关的大型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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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自古以来，无论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是在“所有土地均属于国民全体”的口号下，各国大部分甚至全部土地都被认定属于统治者或政府所有；在这个基础上，国家不但建立起足以威吓人民的力量（特别是那些安土重迁的农民），还构筑出一套以税收为主的“寄生”制度（让少数统治者通过国家机器而寄生在多数人民身上），只不过美其名曰维护公益罢了。总之，由于人口数量持续攀升的趋势使族群间对资源有限性的认定更趋于紧张，再加上文明程度的日渐提高，这些都让领导阶层有更多的借口与能力来不断改革政治制度的内涵，以便继续强取人民的资源来维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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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7和18世纪间的欧洲，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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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自古以来一直在少数人把持下，对多数人民实施既不公道也不平等的统治，但是，在科技进展相当缓慢的情况下，仅能掌握相当有限技术的统治阶层，除了充分利用心理战术（特别是不断地将君权崇高化、神秘化与宗教化）来进行操控外，也只能尽可能不扰民（无为而治）以避免引发无谓的冲突与反感。不过，在殖民主义运动引起部分欧洲国家升级竞争，而工业革命同时又让人类文明获得爆炸性的进展后，一些先驱国家首先利用新情势与新科技顺势强化了中央控制系统，同时利用民族主义口号来掩盖他们对人民需索的增加，并麻痹可能的反抗，从而也埋下后来一连串军国主义斗争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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