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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个相当尴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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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论述过的，自古以来，政府虽然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甚至自然地就像人类必须呼吸空气才能存活一般，但事实上，大多数政府的不理性程度已为人类带来经常性的伤害，甚至连最起码的公共秩序都无法维持（例如各国政府几乎都投入庞大资源去遏制轻微的非法行为，例如路边临检酒驾等，但对重大暴力犯罪却似乎只能无力地选择性办案，也就是只集中力量办那些震惊社会的案子）；正因政府“主持公道”的能力实在太低，大量社会自助团体才相继出现（例如守望相助巡逻队，以及渊远流长的地下帮会与黑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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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还需要这种政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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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6月起，比利时政府因政党倾轧而关门长达创下世界纪录的541天，但事实是，在这段期间里，预算照样通过，甚至连“公交车都行驶得比平常准时”；这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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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戈德温（William Godwin）曾直率地批评国家不过“是一部具有兽性的机器，根本只是祸害人类的根源”。即便太平盛世的政府都是个祸害，更何况是平日的国家机器？法国学者普鲁东首先提出了“无政府”一词，他认为“奴隶制度根本是种暗杀，私有财产制度则不啻是种抢劫行为”，即便是表面平等的共产主义也不过是“弱者压榨强者的结果”，因此人类应该回归自我管理的自然状态。俄国思想家克鲁泡特金（P.A.Kropotkin）则根据历史事实指出，国家本来就不是人类自古便有的东西，政府制度是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的首要原因，而且，从犯罪事件层出不穷且几乎无法遏止的态势上看，政府组织连维持社会秩序这个最起码的功能都无法达成，更别说是其他生活需求了。最后，这些主张都被归纳在“无政府国际”1882年会议的宣言中：“我们的统治者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是地主阶层，因为他们使农民在压迫下工作；我们的仇敌是工业资本家，因为他们在工厂里填满了劳动奴隶；我们的仇敌是国家，因为无论是君主、寡头或民主，它们都用官吏与特务来控制我们；我们的仇敌是任何一种权威性思想，因为教士已经利用这种名义长期统治着诚实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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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主张取消政府的说法固然是振聋发聩，直接点出政府尽管可能是种“理性的社会演进结果”，但重点是迄今为止，它们仍然无法完成当初所被设定的功能，事实上这是上篇提过的“制度悲剧”问题。事实上，如果政府能够好好做事的话，我们也就不用在这里浪费口水讨论那么多政治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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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政府只是少数人用来满足私欲的工具（至少在长期的君权阶段确实如此），很少能公正地为人民排难解纷（因此才有那么多体制外的解决途径，政府还逃避责任，以节省公家资源为名，鼓励人民自己私下和解），甚至还经常滥用权限（例如不努力管好国库，一没钱就想方设法编造名目向人民骗钱），或者根本不珍惜人民的宝贵生命（随随便便将人民送上战场牺牲，或无法提供足够的社会医疗救济），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干脆把政府直接取消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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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不说，这么做还是有点儿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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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的话（例如借由科技进步的帮助，通过网络架构重新思考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我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政府弃若敝帚；但是在此之前，考虑到政府目前对社会秩序的最低维持性，更重要的是人类基于实际需求与历史经验而对政府养成的高度依赖性，一旦既存政治结构忽然崩解了，其后果恐怕不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完美理想方案所能解决的。因此，我们最好还是将目前的国家机器视为“不完美现状”或“过渡性的政治形态”，因为只有更多人理性地正视人民与政府间的不合理关系，才能使统治者知道警惕，才可以将民主逻辑从单纯的理想拉进现实面中，甚至还有机会让政府真正地朝原先被设定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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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能如此的话，岂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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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民主与独裁 人治与法治的界线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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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后冷战初期的调查结果，或许由于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缘故，全球民主政体的数量在1991年首度大幅超越了其他各种政治体制形态（或者俗气地总称之为不民主政体）。这个事实除了反映出“民主的胜利”这一流行看法外，更发人深省的观点也许是，历史上大多数人类其实一直处在被诅咒或者处在错误的政治结构当中，问题是：人们究竟是不敢反抗，还是默认此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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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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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极大化、独裁、父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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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及其引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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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权力”这个奇妙（或莫名其妙）的东西，大概许多学者都会从人类的行为特性（或本性）来着手了解。例如曼恩即认为人类这种动物有着惯于“无休止、有目的、有理性地为增进生活当中的美好事物而斗争”的个性，并指出这正是权力的本源。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动机模式来理解人类行为的途径（也就是追求权力的目标是为了自保）或许的确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但它只能解释权力问题的来源，无法直接让我们了解权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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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层面看来，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大多数人多少都会跟外围环境间产生一点“权力互动”，也就是每个人总能影响其他一些人，小则一家一室，大则一乡一里；只不过绝大部分人拥有的权力都受限于他们的日常生活范围，这种权力值可说相当有限，与上层政治结构的关系也不大。更引起我们注意并值得讨论的或许是权力的“集中”现象，也就是社会当中的极少数人，通过某种方式而拥有极大量权力的现象。正如上一章所阐释的，永远被一小部分人掌握的政府反映出的就是这种权力集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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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谓的“大人物”，还是米尔斯所称的“上层圈子”，少数权力精英分子构成了政治运作的重心，是实际上操控政治制度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权力除了具备满足人类提高生活水平需求的“目的性”外，还具备“寡占性”（亦即只有一小撮人有机会做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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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拥有权力并不代表可以马上满足政治目的，这中间必须再经过一个转换过程才行，而这个过程凸显出权力的另一个特征，即“支配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这么说，权力是一种通过支配他人与周边环境，以追逐并达成人类生活目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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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权力看来应该是种人见人爱且充满着诱惑性的东西，必然会引发大家的争夺与竞争，为降低争夺权力而必须付出的成本，“制度性”这个运作特色也就跟着浮上台面。换句话说，拥有权力的人都会设法去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制度架构（过去的皇帝用“君权神授”理论来解释“家天下”的不合理现象，现在的政客则喜欢拿民主形式作为护身符），然后把它当作保险箱似的存放并捍卫着自己的权力，同时也借此尽可能地降低其他人的分享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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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政治权力的“特征”后，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那些少数人究竟是如何取得并巩固他们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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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英国学者曼恩提出了所谓“IEMP模式”来加以解释，这个名词其实是由意识形态（ideology）、经济（economic）、军事（military）与政治（politics）等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共同组成，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四个东西也正是政治权力最重要的支柱所在。首先，意识形态是种来自社会习俗，但又超越社会规范的一组想法。拿君权神授来说，人类由于受到家庭观念的影响，加上某种英雄崇拜的心理因素，因此在产生世袭制度后建立了以君权为主的政治结构；但是，到此为止勉强还算理性的一段发展，却因统治者悄悄地将宗教与神权的观念偷梁换柱地引进君权运作的过程中，结果不仅让原来的社会习惯朝不理性的方向翻转了一百八十度，人民也从统治基础变成被奴役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这种将社会习惯“意识形态化”的细致过程，通常是在人民被蒙在鼓里的情况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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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意识形态对人们带来的影响绝非只是种古代现象。事实上，美国学者沃特金斯（Frederick M.Watkins）将1776年称为“意识形态元年”（因为当年美国革命家发表《独立宣言》，经济学名著《国富论》也在同年出版）。其实比起过去，现代意识形态可说更加“直接而恐怖”，因为古代统治者只敢潜移默化、偷偷摸摸地去塑造政治文化，现代统治者则不但每天将他们认为正当的意识形态挂在嘴边，甚至还发起群众运动来支持自己。说句实话，如果这些意识形态是值得大家一起追寻的理想也就算了，但事实是它们经常只不过是为那些习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物提供遮掩其政治野心的护身符而已。这种结果自然不是我们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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