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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意识形态是种可用来控制心灵的政治工具，它毕竟受到“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影响，因此政客们必须进一步从人们无可遁逃的层面——日常经济生活——下手。有关经济控制问题，过去的讨论常围绕“阶级”这个主题打转。其实“阶级”的形成并不乏理性的出发点，它既来自人类天生不平等的现实（也就是总是有人能力强些，有人则能力差一点），也是人类进行群居生活的必要产物（总得有人拿主意做决定），但我们万万不能接受的是，某一群人凭借贵族或门阀制度而取得永远比别人高一等的地位，或者建立诸如派系政治的参与筛选制度而控制权力分配的渠道。其后果都是在将多数人置于下层阶级后，通过经济上的控制以及予取予求让人民没有翻身的余地。例如，在君权时期，统治者可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准公有化理论随时取得人民的经济剩余，到了所谓民主时代，政府一方面不断用企业减税来“刺激经济成长”，另一方面却不断偷偷地变相加税，从多数民众荷包中掏钱来弥补国库损失。问题是：真正从刺激经济增长政策中获利的到底是企业，还是一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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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从不断动荡的人类历史看来，所有统治者都毫无例外地同时使用意识形态与经济控制手段来攫取并巩固权力，人民也总是在被逼急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揭竿而起，冒着生命危险去和执政者搏斗。不过，我们必须这么说，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因为统治者还拥有军事和政治这两个捍卫既得权力的杀手锏。大体来说，所有政府都会建立军事组织，使用暴力这个最迟钝但却最富集中性的权力工具——政府唯一不愿意与人民分享的权力工具。除极少数（例如美国）外，大多数国家都禁止民众私下拥有武器；虽然不愿意分享绝不代表人民就没法取得（后者可以落草为寇或建立地下黑道组织），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人民拥有的军事能力确实往往落后政府一大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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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军事武力虽是唯一在法律上被政府垄断的权力工具，使用率却也是最低的一个。相较于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意识形态幽灵与经济控制，政府常将动用武装部队视为在非常不得已情况下使用的“最后手段”，事实上这也凸显出军事手段的“双刃剑”性质，也就是它既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最有效地扑灭反政府势力，但同时埋下的足以削弱统治合法性的积怨也不是短期可以烟消云散的；这正是政治手腕所以重要的缘故。为了尽量减少使用军事手段的机会，政府必须建立一套具“回馈”能力的行政系统，随时将人民需求传到执政者耳中，然后政府（虽然行政效率不彰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常态）在一定程度上“治标不治本地”因应大家的要求，以抑制人民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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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被垄断了，政治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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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到独裁：早期政治发展的普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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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强调权力不断被垄断并被滥用（甚至经常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事实，同时并不否认人类历史的进步趋向。我们的生活似乎确实一天比一天好。问题是：在权力不断被误用的长期现象下，人们理论上应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才对，怎么还可能进步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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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一个段落中，我们其实仅通过“个体主义”角度来观察并理解有关权力的问题；从这个方向切入，权力被设定为人类为了求生存而合理衍生出来的一种自保工具，而且，为达到绝对能维持生存的目标，“权力极大化”一方面成为非常自然的逻辑结果，同时也埋下人类社会冲突不断的根源。尽管如此，若忽视了“集体主义”观点，恐怕我们还是无法彻底了解权力运作引发的问题。对后者来说，虽然求生存在人类的行为动机中有着无可质疑的地位，但正如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一样，人类早自遥远的狩猎采集时期起，便开始了相互攻击的历史；由此，人类虽发展出极其复杂的意识形态、语言与道德制度，并通过灵长界中独一无二的自我反省功能，产生了对暴力行为的正反评价（亦即既需要它，但又得加以控制），但具有破坏性的暴力行为继续普遍地存留在人类社会中，其具有的毁灭性还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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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父权主义”入手，单纯地认为“侵略行为只不过是雄性动物为争夺地盘与生殖权力而产生的自然本能”的话，未免过度简化了战争的起源，而且也无法据实反映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前一章提到过，无论是由于自然因素所致（例如山脉与海洋等天然屏障限制，或舍不得离开资源丰富的地区），还是政治作为的结果（例如通过战争形成奴隶制或社会阶级制度），人类不但选择了定点群居生活，甚至也被迫无法随性进行迁徙动作，于是奠定了国家机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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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博托尔所言：“可以这么说，是战争缔造了人类的历史。”这种讲法不免武断了一些，但许多社会学家还是认为，人类政治所以会朝向有系统的国家制度发展，的确与频繁的战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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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性的观点看来，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奢侈的行为”（因为它跟提升人民的生活福祉并不直接相关），因此，无论是想发动战争还是纯粹只想避免战争，所有人类团体平时都必须累积资产。而且，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应投注的资金也愈加可观，因此，人类必须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制度“更有效率”，以便让好不容易才获得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可以得到充分运用，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克敌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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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更有效率”最初意味着以下几件事情：首先是基于“人多好办事”的理由，一方面既须限制人民的流动（当然也可以说成是为了维护安全起见），同时不断提升社会结构的紧密度（例如建立户口制度），以便确切掌握可资运用的人力。其次，为募集战争资财并筹划相关活动，于是开始有人负责扮演组织者，向大家征收生活剩余物资（理论上是剩余物资）并赖此维生（或寄生），甚至以公益为名，声称自己拥有对付那些反抗征收者的权力；这也可以说是政府的起源。再者，为了尽量减少那些可能浪费时间的“无谓讨论”，以便争取更充裕的应变机会，精英政治（也就是将政治完全托付给那些少数能人）于是应运而生。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民众愈来愈被隔离在决策过程之外，少数精英则趁势利用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掩盖自己的私欲，于是人类政治史进入从建立世袭君主制到出现君权神授学说的长期倒退状态中，多数人类陷入不可自拔的被奴役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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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历史发展即是例证。自公元前509年正式建立共和制度以来，为了抵抗来自高卢、希腊甚至北非地区的侵略势力，罗马发展出一套严谨的政府系统，并将政治权力集中到所谓“执政官”身上。尽管理论上他们每两年就改选一次，但对内负责一般行政，对外领导军队作战，同时有权召集元老院与公民大会进行立法工作的执政官还是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特别是罗马为了因应“紧急情况”，规定执政官可暂时将权力让给一个期限只有6个月的“独裁者”，但这隐藏了一个权力扩张的危机，因为一旦政治局势不是那么稳定（例如独裁者在6个月内根本无法将事情搞定），独裁权限就要延长。这就是君权制度的开端。从公元前88年苏拉上台执政，到公元前27年屋大维获得“奥古斯都”头衔并获得终身权力，就是明显的例子。中国历史上，由带有民主味道的尧舜“禅让政治”过渡到夏朝初年建立的世袭君主制，似乎也可以说明前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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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就算独裁有其合理的发展源头，事实是，它终究没有办法解决人类面临的冲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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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主导，针对特定国家、社会、民族、人种或宗教团体进行的大规模谋杀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无论是蒙古人西征时常见的屠城景象，欧洲移民在美洲与澳洲大陆对原住民（印第安人与塔斯马尼亚人）进行的赶尽杀绝举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杀戮犹太民族与日本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当然还包括到处出现的惨无人道的大轰炸），以及20世纪末在非洲卢旺达与东欧前南斯拉夫地区所出现的种族灭绝行为，在在都说明了“集体屠杀”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下的自然行为模式之一。更重要的是，或许正是这种行为模式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潜意识，使“被迫害妄想症”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而一方面让战争冲突成为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同时也让“集中权力以便随时应付危机”变成无法替代的政治制度教条，于是政府权力的扩张也就跟着无法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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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来，相信大家已经发现，尽管拥有高度思考力的特殊性让人类得以创造文明，并通过不断反省而获得比一般动物更高的“理性”程度，但这种所谓理性显然在早期人类的政治史中，主要扮演的是将人类带往奴役之路的负面角色，使那种原本只具暂时性质的权威最后变成了永久性的强制权力。正如曼恩所描述的：“政治史中最巨大的保护交易开始了，那就是：只要接受我的权力，我就会保护你免于受到更坏的暴力侵犯。”正是在这种“退而求其次”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集体“理性”思考下（当然，免不了还有执政者充满私欲与缜密辩论技巧的威胁利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类终于陆续从民主前线溃退下来，具有高度集权特征的君主独裁制随之堂而皇之地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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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人类政治史上的黑暗时期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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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裁到民主：当代政治发展的逻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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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问，怎么啰唆了半天，还是没有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也就是：在权力不断被误用的长期现象下，人们理论上应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才对，怎么还可能进步呢？在促成美国这个近代第一个民主国家的联邦会议上，富兰克林曾说：“人类面临诸多事件时，总会受到两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感情支配，亦即野心与贪欲，这也带来人们对权力与金钱的喜好。”梅森（Mason）接着指出：“基于人性，我们可以相信大权在握的人，一旦有机会总会设法增加权力。”汉密尔顿则认为：“由于人爱好权力，因此若将权力赋予多数，多数一定会压迫少数，反之将权力赋予少数，少数也不会放过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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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表面上看来，这种推论说明了某种“现实”，也暗示着一个永恒的政治发展困境，也就是人类几乎没有机会解决权力的内在矛盾。可是别忘了，正所谓“需求是发明之母”，如果人类是那种遇到麻烦就投降的动物的话，怎么可能变成称霸地球的万物之灵呢？因此前述问题的答案是：别担心，人类总是会找到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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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历程来看，“英雄崇拜”可说是独裁式制度的起点，“君权神授”则为独裁政治提供了理论高峰。正如卡莱尔所说：“这部记载人类在这个世界所完成事业的历史，基本上就是那些曾在这个世界上工作过的伟人的历史。”严格说来，人类所以存在偶像崇拜心理，是因为生存艰辛而带来的深沉无力感；现实环境中的相对竞争劣势，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对那些具有较高解决问题能力者产生特殊的感受，希望在他们的带领下渡过重重难关。如同我们在前面段落里提到过的，正是在这种偶像崇拜心态的支撑下，作为君权核心的“终身制”与“世袭制”设计相继出现，从而既实现了权力集中的最大可能性，也将多数人类纳入具绝对从属性的政治困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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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独裁君主的作为经常还是距离人们的期望有很大一段距离，原因首先在于，他们在前工业时代缺乏实现愿望的相关工具（相对地，我们在现代科技辅助下就比较能够心想事成），其次，权力世袭制度无法保证统治者的素质（特别是近亲通婚以保障“血统纯净性”的习惯更容易造成领导素质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期望落空既带来了“相对剥夺感”，同时也埋下朝代兴衰更迭的伏笔。不过，如果大家以为一大堆无能君主和永无止境的政治动荡可以为人民提供充分的反省机会，并带来民主发展契机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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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少数精英在统治人民方面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政治发明，便是结合宗教意识形态而创造出君主权力来自神明授予的学说。虽然这种说法一丁点儿“科学根据”也没有，奇怪的是人们好像不太质疑，因此就算被迫发起推翻暴政的革命，但紧接着而来的往往还是君主制度，建立所谓的民主制度，是多数人想都没想过的事情。所以出现如此荒谬的现象，或许是因为人类的思想惯性；可以这么说，正如“习惯法”在法律制度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般，人类因为希望建构一个可预测的稳定环境，而非常重视惯例的存在（也就是以前怎么样，现在也该怎么样），基于同样的理由，即便不幸遇上愚蠢的坏皇帝，人们通常也把它当作个案来看待，而不会马上将批判集中在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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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如果统治者们如此懂得驾驭人民，而人民的行为又深受惯例支配的话，现代民主是怎么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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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美国学者巴灵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 Jr.）的一段话给了我们若干想象空间：“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决定性的先决条件，是在君主和贵族权力间出现了粗糙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下，君权虽依然占有优势，但同时也给贵族留下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性。”也许有人看到这段话时会有点摸不着头绪，君主和贵族间的平衡究竟关民主什么事情？其实道理很简单，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俗话：“恶人自有恶人磨”，它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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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还记得前面所提到过的权力的“寡占性”，便应该明白，能在政治圈子里拥有权力者永远只是一小撮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小撮人虽然以“共犯结构”的姿态通过“分赃制度”来分享权力，但由于分配内容的不可能均衡（谁都想获得更大的一部分），特别在独裁君权体制造成权力的最大集中状态后，矛盾与斗争也就自然而然地爆发出来。进一步来说，相对于缺乏权力同时也没有合法机会来争取权力的一般人民，弱势贵族在对抗君权时显然具备更强烈的动机（因分赃不均所引发的忿恨）与抗争性（他们多半也拥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只不过必须等待适当机会来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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