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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就算独裁有其合理的发展源头，事实是，它终究没有办法解决人类面临的冲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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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主导，针对特定国家、社会、民族、人种或宗教团体进行的大规模谋杀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无论是蒙古人西征时常见的屠城景象，欧洲移民在美洲与澳洲大陆对原住民（印第安人与塔斯马尼亚人）进行的赶尽杀绝举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杀戮犹太民族与日本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当然还包括到处出现的惨无人道的大轰炸），以及20世纪末在非洲卢旺达与东欧前南斯拉夫地区所出现的种族灭绝行为，在在都说明了“集体屠杀”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下的自然行为模式之一。更重要的是，或许正是这种行为模式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潜意识，使“被迫害妄想症”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而一方面让战争冲突成为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同时也让“集中权力以便随时应付危机”变成无法替代的政治制度教条，于是政府权力的扩张也就跟着无法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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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来，相信大家已经发现，尽管拥有高度思考力的特殊性让人类得以创造文明，并通过不断反省而获得比一般动物更高的“理性”程度，但这种所谓理性显然在早期人类的政治史中，主要扮演的是将人类带往奴役之路的负面角色，使那种原本只具暂时性质的权威最后变成了永久性的强制权力。正如曼恩所描述的：“政治史中最巨大的保护交易开始了，那就是：只要接受我的权力，我就会保护你免于受到更坏的暴力侵犯。”正是在这种“退而求其次”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集体“理性”思考下（当然，免不了还有执政者充满私欲与缜密辩论技巧的威胁利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类终于陆续从民主前线溃退下来，具有高度集权特征的君主独裁制随之堂而皇之地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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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人类政治史上的黑暗时期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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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裁到民主：当代政治发展的逻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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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问，怎么啰唆了半天，还是没有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也就是：在权力不断被误用的长期现象下，人们理论上应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才对，怎么还可能进步呢？在促成美国这个近代第一个民主国家的联邦会议上，富兰克林曾说：“人类面临诸多事件时，总会受到两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感情支配，亦即野心与贪欲，这也带来人们对权力与金钱的喜好。”梅森（Mason）接着指出：“基于人性，我们可以相信大权在握的人，一旦有机会总会设法增加权力。”汉密尔顿则认为：“由于人爱好权力，因此若将权力赋予多数，多数一定会压迫少数，反之将权力赋予少数，少数也不会放过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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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表面上看来，这种推论说明了某种“现实”，也暗示着一个永恒的政治发展困境，也就是人类几乎没有机会解决权力的内在矛盾。可是别忘了，正所谓“需求是发明之母”，如果人类是那种遇到麻烦就投降的动物的话，怎么可能变成称霸地球的万物之灵呢？因此前述问题的答案是：别担心，人类总是会找到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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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历程来看，“英雄崇拜”可说是独裁式制度的起点，“君权神授”则为独裁政治提供了理论高峰。正如卡莱尔所说：“这部记载人类在这个世界所完成事业的历史，基本上就是那些曾在这个世界上工作过的伟人的历史。”严格说来，人类所以存在偶像崇拜心理，是因为生存艰辛而带来的深沉无力感；现实环境中的相对竞争劣势，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对那些具有较高解决问题能力者产生特殊的感受，希望在他们的带领下渡过重重难关。如同我们在前面段落里提到过的，正是在这种偶像崇拜心态的支撑下，作为君权核心的“终身制”与“世袭制”设计相继出现，从而既实现了权力集中的最大可能性，也将多数人类纳入具绝对从属性的政治困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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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独裁君主的作为经常还是距离人们的期望有很大一段距离，原因首先在于，他们在前工业时代缺乏实现愿望的相关工具（相对地，我们在现代科技辅助下就比较能够心想事成），其次，权力世袭制度无法保证统治者的素质（特别是近亲通婚以保障“血统纯净性”的习惯更容易造成领导素质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期望落空既带来了“相对剥夺感”，同时也埋下朝代兴衰更迭的伏笔。不过，如果大家以为一大堆无能君主和永无止境的政治动荡可以为人民提供充分的反省机会，并带来民主发展契机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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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少数精英在统治人民方面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政治发明，便是结合宗教意识形态而创造出君主权力来自神明授予的学说。虽然这种说法一丁点儿“科学根据”也没有，奇怪的是人们好像不太质疑，因此就算被迫发起推翻暴政的革命，但紧接着而来的往往还是君主制度，建立所谓的民主制度，是多数人想都没想过的事情。所以出现如此荒谬的现象，或许是因为人类的思想惯性；可以这么说，正如“习惯法”在法律制度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般，人类因为希望建构一个可预测的稳定环境，而非常重视惯例的存在（也就是以前怎么样，现在也该怎么样），基于同样的理由，即便不幸遇上愚蠢的坏皇帝，人们通常也把它当作个案来看待，而不会马上将批判集中在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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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如果统治者们如此懂得驾驭人民，而人民的行为又深受惯例支配的话，现代民主是怎么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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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美国学者巴灵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 Jr.）的一段话给了我们若干想象空间：“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决定性的先决条件，是在君主和贵族权力间出现了粗糙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下，君权虽依然占有优势，但同时也给贵族留下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性。”也许有人看到这段话时会有点摸不着头绪，君主和贵族间的平衡究竟关民主什么事情？其实道理很简单，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俗话：“恶人自有恶人磨”，它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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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还记得前面所提到过的权力的“寡占性”，便应该明白，能在政治圈子里拥有权力者永远只是一小撮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小撮人虽然以“共犯结构”的姿态通过“分赃制度”来分享权力，但由于分配内容的不可能均衡（谁都想获得更大的一部分），特别在独裁君权体制造成权力的最大集中状态后，矛盾与斗争也就自然而然地爆发出来。进一步来说，相对于缺乏权力同时也没有合法机会来争取权力的一般人民，弱势贵族在对抗君权时显然具备更强烈的动机（因分赃不均所引发的忿恨）与抗争性（他们多半也拥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只不过必须等待适当机会来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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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拥有相当对抗能力的贵族是君权的主要挑战来源。在中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帝制结构起的两千多年来，在历次改朝换代中也只有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属于罕见的“人民革命”形态，其余几乎都是中层贵族挑战上层统治者的结果。我们必须这么说，从事实发展看来，或许正如多元论者所言，独立贵族是近代欧洲民主制度成长中的一个基本历史要素。不过，人们很难想象贵族革命会带来民主的结果，因为在逻辑上，贵族发动抗争主要来自心理上的“欲求不满”，其结果应该仅止于上层结构经由改朝换代的重新洗牌，事实上这也是漫长君权阶段中的主要历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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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现代民主的出现或许只是一场意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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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将民主视为理想的大多数政治理论家而言，这种推论当然是无法接受的（这些人总是一厢情愿地想象民主革命来自于人民的共同发动）。不过，事实是，所谓民主最初只是一种“欧洲现象”，而这种现象又是中古封建体制解体与近代海外发现运动（两者缺一不可）的互动产物。首先，欧洲的旧封建制度因城市兴起而逐渐趋于解体（13与14世纪间的莱茵同盟、士瓦本同盟与汉萨同盟等都是城市间通过经济结盟来对抗封建单位的例证），其次是中上层贵族联手挑战旧权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然后建立起全新的国家政治结构（王权与贵族力量同时获得增长），并通过“议会”这个新的设计来平衡王权、贵族与城市间的三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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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海外殖民扩张的迫切需求，使得西欧君主需要利用贵族与城市资本家的力量来协助扩张，而后者在扩张过程中分享到的经济利益也让他们拥有制衡王权的一定实力，由此，所谓“议会”的权限便在王权不断遭到冲撞的情况下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在扩张运动所累积的资金（特别是幸运地从拉丁美洲获得了大量贵金属）与文艺复兴的成果的交互激荡下，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体系奠定了崛起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了提供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需要的大量劳力与消费市场，他们一方面必须想办法解放农村人力，另一方面必须通过私有财产制度来刺激更多的经济投入；于是，就在这场欧洲政经结构的革命性变革悄悄形成某种“全民运动”形态时，民主的可能性也跟着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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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鲍尔斯（Samuel Bowles）与金迪斯（Herbert Gintis）所言，现代欧洲地区个人权利与财产权的扩张是一种“逻辑”，而不是简单的“历史法则”。换句话说，这个历史演进过程虽可被清楚地加以说明，但它并不具有任何必然性（想复制欧洲经验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无论如何，通过海外殖民运动而获得更大能量的贵族在与城市居民联手后（他们经常采取暴力革命途径），终于获得制衡王权的机会，但贵族为了向后者妥协或给予他们进行合作的回报，于是有限选举权便在这种情况下被释放出来，同时也埋下了在下一阶段迈向民主体制的伏笔。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在18到19世纪间蔓延到世界各地，这种纯粹的“欧洲现象”后来居然慢慢变成了一种“全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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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vs.独裁：消失不见的一段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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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三个段落中，我们首先介绍了权力争议的源起，以及由于权力斗争而引发的问题，同时也简单介绍了人类政治史上从早期（希腊罗马式）的粗糙民主走向独裁君主政体，以及从由君权神授学说支撑的君权高峰，一路走向近代（西欧北美式）民主的过程；我们发现，这些政治过程大多数其实还是集中发生在少数精英集团内的“茶壶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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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些经验充分反映了源于权力分配不均而衍生出来的冲突。无论如何，“民主”与“独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逻辑；前者指的是通过尽可能接纳多方意见并充分进行讨论以提高政策“质量”的一种做法，后一种逻辑则认为，在政治范围扩大而必须解决的问题也跟着增多后，唯有集中决策权力才可能提供足够的政策“数量”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换句话说，前者重视的是政策的“共识性”，亦即希望减少日常生活中不必要的冲突，同时避免多数人的利益遭到牺牲，后者则强调“时效性”，认为及时解决各种问题与挑战才是政治生活的真正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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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争议在1930年代曾集中在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讨论上。这个名词来自意大利政客墨索里尼创设的“法西斯战斗团”组织，后来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者的代名词，但最初的法西斯主义者其实是想结束阶级斗争，并在社团或企业财团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国家，然后授权（绝大部分的权力）政府来解决国家面临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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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意大利学者达根（Christopher Duggan）所言：“意志，而非理性，构成了法西斯主义者的世界。”墨索里尼也说：“对我来说，生命就是斗争、大胆与决心。”这一方面显示法西斯主义不可能采取缓和渐进的政策，甚至为建立起这样一套决策模式，首先更须存在着全体一致的“领袖崇拜”才行。从某个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是继君权神授理论后，让独裁政体再创高峰的一种意识形态；与过去相同的是，它依旧倾向于将统治者塑造成“神格化的英雄人物”，不同处在于，相较于传统上习惯由上而下来推动并维持极权统治的印象，法西斯政权通过媒体革命（大规模造势与宣传活动）把群众带入形塑统治基础的过程中，然后通过这种“自我催眠”，让人民甚至自愿牺牲生命以捍卫领袖与不理性的政策（日本的“神风自杀队”为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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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次大战的落幕而与邪恶画上等号，但在战争前夕并非如此。面对经济大恐慌浪潮时，法西斯政权的表现似乎比民主政体还要好些。墨索里尼曾经直接抨击西欧式民主说：“法西斯主义否认多数能领导社会，人类间的不平等绝不可能利用像普遍选举那样简单的程序来磨平；所谓的民主政体，不过是每隔若干时日给予人民一种主权在民的幻象罢了。”平心而论，墨索里尼对民主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但问题是，他必须进一步证明法西斯主义更好才行。不过，该种理论在1930年代的确风靡一时。当时的中国领导者蒋介石曾当面推崇法西斯主义，他主导的“复兴社”更公开宣称：“法西斯主义是我们的对症良药，法西斯独裁是中国的唯一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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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当许多共产党国家在1990年代初趋于瓦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又恰好于此时一起展开民主化运动后，不仅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成为时髦的流行用语，在缺乏足够对抗力量的情况下，民主理论也似乎在政治意识形态中逐渐定于一尊，福山所著《历史的终结》一书便是明显的例证；由此，民主慢慢具备了“不可批判性”，所谓独裁也仅剩下负面政治标签的性质。进一步来说，为凸显在民主运作过中“法治”观念的重要性（亦即政府的一切作为均依多数决定与法律规范行事），独裁政治被形容为一种充满着“人治”色彩的不理性过程（亦即政策总随着少数统治者的喜怒哀乐而变幻不定）。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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