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99507
不可否认，拥有相当对抗能力的贵族是君权的主要挑战来源。在中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帝制结构起的两千多年来，在历次改朝换代中也只有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属于罕见的“人民革命”形态，其余几乎都是中层贵族挑战上层统治者的结果。我们必须这么说，从事实发展看来，或许正如多元论者所言，独立贵族是近代欧洲民主制度成长中的一个基本历史要素。不过，人们很难想象贵族革命会带来民主的结果，因为在逻辑上，贵族发动抗争主要来自心理上的“欲求不满”，其结果应该仅止于上层结构经由改朝换代的重新洗牌，事实上这也是漫长君权阶段中的主要历史内容。
1703299508
1703299509
可以这么说，现代民主的出现或许只是一场意外罢了。
1703299510
1703299511
对将民主视为理想的大多数政治理论家而言，这种推论当然是无法接受的（这些人总是一厢情愿地想象民主革命来自于人民的共同发动）。不过，事实是，所谓民主最初只是一种“欧洲现象”，而这种现象又是中古封建体制解体与近代海外发现运动（两者缺一不可）的互动产物。首先，欧洲的旧封建制度因城市兴起而逐渐趋于解体（13与14世纪间的莱茵同盟、士瓦本同盟与汉萨同盟等都是城市间通过经济结盟来对抗封建单位的例证），其次是中上层贵族联手挑战旧权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然后建立起全新的国家政治结构（王权与贵族力量同时获得增长），并通过“议会”这个新的设计来平衡王权、贵族与城市间的三角关系。
1703299512
1703299513
紧接着，海外殖民扩张的迫切需求，使得西欧君主需要利用贵族与城市资本家的力量来协助扩张，而后者在扩张过程中分享到的经济利益也让他们拥有制衡王权的一定实力，由此，所谓“议会”的权限便在王权不断遭到冲撞的情况下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在扩张运动所累积的资金（特别是幸运地从拉丁美洲获得了大量贵金属）与文艺复兴的成果的交互激荡下，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体系奠定了崛起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了提供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需要的大量劳力与消费市场，他们一方面必须想办法解放农村人力，另一方面必须通过私有财产制度来刺激更多的经济投入；于是，就在这场欧洲政经结构的革命性变革悄悄形成某种“全民运动”形态时，民主的可能性也跟着出现了。
1703299514
1703299515
正如鲍尔斯（Samuel Bowles）与金迪斯（Herbert Gintis）所言，现代欧洲地区个人权利与财产权的扩张是一种“逻辑”，而不是简单的“历史法则”。换句话说，这个历史演进过程虽可被清楚地加以说明，但它并不具有任何必然性（想复制欧洲经验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无论如何，通过海外殖民运动而获得更大能量的贵族在与城市居民联手后（他们经常采取暴力革命途径），终于获得制衡王权的机会，但贵族为了向后者妥协或给予他们进行合作的回报，于是有限选举权便在这种情况下被释放出来，同时也埋下了在下一阶段迈向民主体制的伏笔。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在18到19世纪间蔓延到世界各地，这种纯粹的“欧洲现象”后来居然慢慢变成了一种“全球现象”。
1703299516
1703299517
民主vs.独裁：消失不见的一段争议
1703299518
1703299519
在前面三个段落中，我们首先介绍了权力争议的源起，以及由于权力斗争而引发的问题，同时也简单介绍了人类政治史上从早期（希腊罗马式）的粗糙民主走向独裁君主政体，以及从由君权神授学说支撑的君权高峰，一路走向近代（西欧北美式）民主的过程；我们发现，这些政治过程大多数其实还是集中发生在少数精英集团内的“茶壶风暴”。
1703299520
1703299521
尽管如此，这些经验充分反映了源于权力分配不均而衍生出来的冲突。无论如何，“民主”与“独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逻辑；前者指的是通过尽可能接纳多方意见并充分进行讨论以提高政策“质量”的一种做法，后一种逻辑则认为，在政治范围扩大而必须解决的问题也跟着增多后，唯有集中决策权力才可能提供足够的政策“数量”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换句话说，前者重视的是政策的“共识性”，亦即希望减少日常生活中不必要的冲突，同时避免多数人的利益遭到牺牲，后者则强调“时效性”，认为及时解决各种问题与挑战才是政治生活的真正焦点。
1703299522
1703299523
类似争议在1930年代曾集中在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讨论上。这个名词来自意大利政客墨索里尼创设的“法西斯战斗团”组织，后来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者的代名词，但最初的法西斯主义者其实是想结束阶级斗争，并在社团或企业财团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国家，然后授权（绝大部分的权力）政府来解决国家面临的经济危机。
1703299524
1703299525
诚如意大利学者达根（Christopher Duggan）所言：“意志，而非理性，构成了法西斯主义者的世界。”墨索里尼也说：“对我来说，生命就是斗争、大胆与决心。”这一方面显示法西斯主义不可能采取缓和渐进的政策，甚至为建立起这样一套决策模式，首先更须存在着全体一致的“领袖崇拜”才行。从某个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是继君权神授理论后，让独裁政体再创高峰的一种意识形态；与过去相同的是，它依旧倾向于将统治者塑造成“神格化的英雄人物”，不同处在于，相较于传统上习惯由上而下来推动并维持极权统治的印象，法西斯政权通过媒体革命（大规模造势与宣传活动）把群众带入形塑统治基础的过程中，然后通过这种“自我催眠”，让人民甚至自愿牺牲生命以捍卫领袖与不理性的政策（日本的“神风自杀队”为其中的代表）。
1703299526
1703299527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次大战的落幕而与邪恶画上等号，但在战争前夕并非如此。面对经济大恐慌浪潮时，法西斯政权的表现似乎比民主政体还要好些。墨索里尼曾经直接抨击西欧式民主说：“法西斯主义否认多数能领导社会，人类间的不平等绝不可能利用像普遍选举那样简单的程序来磨平；所谓的民主政体，不过是每隔若干时日给予人民一种主权在民的幻象罢了。”平心而论，墨索里尼对民主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但问题是，他必须进一步证明法西斯主义更好才行。不过，该种理论在1930年代的确风靡一时。当时的中国领导者蒋介石曾当面推崇法西斯主义，他主导的“复兴社”更公开宣称：“法西斯主义是我们的对症良药，法西斯独裁是中国的唯一救主。”
1703299528
1703299529
无论如何，当许多共产党国家在1990年代初趋于瓦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又恰好于此时一起展开民主化运动后，不仅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成为时髦的流行用语，在缺乏足够对抗力量的情况下，民主理论也似乎在政治意识形态中逐渐定于一尊，福山所著《历史的终结》一书便是明显的例证；由此，民主慢慢具备了“不可批判性”，所谓独裁也仅剩下负面政治标签的性质。进一步来说，为凸显在民主运作过中“法治”观念的重要性（亦即政府的一切作为均依多数决定与法律规范行事），独裁政治被形容为一种充满着“人治”色彩的不理性过程（亦即政策总随着少数统治者的喜怒哀乐而变幻不定）。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1703299530
1703299531
首先，尽管伍尔费格（Raymond Wolfinger）声称，“我不认为投票率的高低可用来测量一个共和国是否健全”，多数所谓先进民主国家投票率偏低仍是个不争的事实。以美国为例，它在1990年代的总统选举投票率只有不到40%，国会选举投票率不及1/3，而参与其他公共事项的投票率更连10%都不到。如果考虑到有投票权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以及在投票过程中不同意见的统计结果的话，那么最后达成结论的票数比起全国总人口更是低得可怜，很明显，所谓多数其实经常只是少数。当然，有人认为不投票本身至少也算是一种自由，甚至可以被解释成多数人满意现状的结果，但它显然跟民主理论的假设是背道而驰的。
1703299532
1703299533
其次，诸如密尔等部分古典民主理论家都强调，“任何形式政府所拥有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提升人民本身的德性与智慧”，然后促使人民充分表达政策意愿；但事实上“精英主义”在当前民主政治中可说无处不在，主流的托付说代议理论便是一例。该种理论主张，一旦某个政党赢得选举，则该党便获得人民托付，授权他们实现在竞选活动期间提出的政策主张，人们也必须根据该政党政见的实践程度来决定下次是否还继续投票支持他们。换言之，少数精英已经取代人民根据民主理论而应有的决策地位。
1703299534
1703299535
再者，为了尽量采纳多元意见，民主政治经常被认为是一门高深的“妥协艺术”，但妥协的最终达成通常并非来自理性辩论，而是“分赃”的结果。而且，妥协不仅是以谈判各方权力分配作为基础，人民往往因为居于权力弱势而必须向政府妥协，所谓自由裁量权与紧急命令权，则是政府扩权时的“尚方宝剑”。特别在现代工业科技的辅助下，统治者拥有比过去君主更大的活动空间，在媒体革命的掩护下，他们更练就了更高级的推诿塞责功夫，他们被称为“民选的皇帝”绝对是当之无愧。换言之，当代民主的法治程度未必比所谓独裁高多少。
1703299536
1703299537
当然，有许多学者认为，前述民主与独裁似乎“形异而质同”的推论，不过证明了当前的民主政治不够成熟罢了，并不能用以否定民主理论本身的价值。此种说法倒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但我们始终认为：第一，在探究未来的理想政治途径时，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应该还是有意义的，但焦点似乎不宜集中在所谓“人治与法治”的抉择上（这会有误导的嫌疑），而应转而思索前述“共识与时效”如何兼顾的两难处境（也就是说，设法让大家意见一致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别忘了所有事情都有程度不一的急迫性）；第二，我们固然承认民主确实是一种比独裁来得“理性而可靠”的理论，但前面不厌其烦地故意挑战民主理论的原因，一方面是希望更清楚地厘清民主的真相，再者则是期盼能继续刺激大家的思想活力，毕竟人类花了那么多的力气才从长期君权独裁的死泥潭中走出来，如果马上又陷入另一个思想酱缸，动弹不得，恐怕也非人类之福。
1703299538
1703299539
1703299540
1703299541
1703299543
政治是什么？ 群体与个体 社会生活的真正意义究竟为何？
1703299544
1703299545
政治生活中一个既明显又隐晦的现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既是拥有独立自由意志的“个体人”，又是国家结构这个“集体人”的一部分。尽管大多数人都非常习惯这种双重身份，但我们绝不能因此便不理会其中蕴含的内部矛盾，也就是：前者暗示着“自由极大化”的人类本性，后者则指出，人类必须捆绑此种本性，以接受某种“不自由”程度。
1703299546
1703299547
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1703299548
1703299549
政治哲学、人本、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第三条路
1703299550
1703299551
政治哲学中对于“人”的论辩
1703299552
1703299553
在前面几章中，我们首先探讨了人类在不断迈向未来的过程中，始终挣扎在生活理想与环境现实间的困境，然后说明在政治过程（其目的本来是用以解决面前的困境）出现后，马上接踵而至的另外一个挑就是，到底该怎么厘清政府和人民间的“主从”关系（这亦是目前最核心的政治问题）；不过，由于人类长久以来实在面临了太多的生存危机，致使前述最重要的“主从”问题经常被撇到一边，从而将焦点挪移到怎样先建构出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政治架构上，于是出现了有关民主与独裁的辩论（请参考上一章的叙述）。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民主与独裁的辩论表面上看来好像只是针对如何组织政府而引发的歧见，但事实上其差异存在于它们对社会生活重心的不同看法，也就是说，前者重视社会的组成分子（个体），后者则关注社会本身（群体）。
1703299554
1703299555
为了搞清楚有关这方面的争辩，在这一章里，我想请大家暂时从现实政治中跳脱出来，讨论一些有关思想层面的问题。当然，一谈到所谓“思想”，很多人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一堆枯燥无味甚至不知所云的东西。不可否认，有时候这的确是个事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能用最简单的叙述方式，带领大家轻松地跨过这道思考门槛。
1703299556
[
上一页 ]
[ :1.70329950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