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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人类诚然是万物之“灵”（也就是最聪明的一种），但绝非是万物的“主宰”；我们必须体认到的是，人类不过是地球上芸芸众生的一部分，也是大自然生态平衡中的一个环节。人类有权利凭一己私欲去破坏这个世界的平衡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当人类大肆扩张自己所谓“生存空间”的时候，动植物的大量灭绝也形成一个吊诡，后世子孙大概只能跑到博物馆的陈列室里去了解过去的生态体系。在地球的危机逐渐加重的同时，人类也该做些深刻的反省了：人类是否“天生”有权利去破坏自然平衡状态？是否有权利将自己视为地球的主宰，然后无限制地扩张生存环境？是否有权利建立自我中心，完全不顾社会中其他人群的存在？以及是否有权利将自己视为优秀团体，任意去宰割其他弱势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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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该花点时间来检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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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来临后，人类开始不自觉地为自己带来了双重威胁：首先是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兴起使人类的足迹遍布全球，探险家们蜂拥至世界各地后，一方面拓展了视野，另一方面又挑起人类征服万事万物的雄心，其次是民族主义成为时代潮流后，导致诸如“白种人的负担”等狭隘理论此起彼落。“优秀社群”的过度自我膨胀最后带来了法西斯式的极端民族主义，同时也鼓舞了侵略者的野心。这些威胁的隐藏性使人类根本不自知，反而愈发自以为是，终于埋下两次大战的伏笔与今日国际问题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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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此种变局时，人类必须自我转型才能因应。正如《庄子·齐物论》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调整的重点在于人类必须想办法与万物混成一体，也就是让人与物间彼此互为目的与工具；在人与人之间，虽则我们承认个人应该具有不容侵犯的尊严与权利，但为了达成社会的高度和谐（毕竟人仍无法脱离社会而生存，特别在工业化的今日），人类也必须学习自愿放弃部分权利以达到互助的理想目标。总之，从“相对”的角度来看，人类必须除去自私的个体主义，然后去思索周遭的世界，因为人绝对无法孤立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如何都须有特定的社群关系与生物环境配合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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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种过度理想化的幻想罢了。我们必须承认，事实或许真是如此。“人口质量”问题一直是人类无法突破的发展瓶颈之一。一方面，人的理性思考能力未必能让多数人了解自己在万物中的定位，另一方面，即使有的人能够了解，长期培养出来的自私贪婪习性也会抑制人们无法自愿地交出一部分权利。今日的民主思想正是一例。尽管自20世纪以来，民主政治已逐渐成为世界上的政治思想主流，但无论声称是“真民主”的西方社会，还是附庸风雅自称“也算民主”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虽则都将民主政治与自由平等观念奉为立国基础，但真的贯彻所谓民主的国家究竟有多少？多数不过是假民主之名而行集权之实而已。由此可知，人类政治思想的发展与政治现实的运作之间虽非永远的平行，但交点似乎并不多。其关键正在于具有理性思考能力与习惯的人类始终无法在人群中占据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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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科技愈发进步、教育也比过去更为普及的今日，提升人类思想与反省能力的目标不再完全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自19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出现的诸如妇女运动、环保运动、绿色运动或和平运动等所谓“新社会运动”的浪潮，尽管其成效相当有限，仍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正如海伍德描述的，相较于由弱势者所发动，企图重新分配利益的传统社会运动，投入新社会运动者不但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普遍偏高，所关注的焦点也集中在生活质量的问题上，而且，他们同时强调应将自己的想法传播到社会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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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类似想法在1990年代逐渐汇聚成所谓“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的说法。例如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别指出：“我们必须采取的道路既不是自由主义式的，也不是保守主义式的，而是两者间的结合。”接着，英国学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与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正式将“第三条道路”一词提上台面，强调应建立一个具有合作包容性的新社会关系，并通过积极的公民参与（欧美国家普遍因政治冷感而使投票率每况愈下）和建立“治理型”政府（亦即政府并非社会生活内涵的管理者，而是调和各种社会力量的中介者），来消弭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间的冲突与障碍。当然，多数学者都承认一个事实，亦即迄今为止，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仍是概念多于倡议（也就是想法虽有一大箩筐，但到底该怎么走却还是让人摸不着头绪），这也难怪相关讨论到了21世纪初开始有了销声匿迹的趋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肯定，只有激发更多的创意，才能在不断地尝试后帮人类找到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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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左派与右派 面对环境挑战时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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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自然界里的其他生物一般，人类也须应付一连串的生存挑战，只不过二者间的差异在于：相对于其他动植物习惯去适应环境，人类则希望能改变自然，甚至是创造自然。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在面对自然环境困境时的反应并不一致；有的人显然比较乐观进取，有的则好像比较审慎消极。当然，不同的态度既会带来不同的处理方式，也会造成不同的发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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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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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左派、右派、保守主义、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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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中的左边与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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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会觉得，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极端矛盾的时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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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吧，正当现代化都市生活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拉到有史以来最近的距离时（岂不见那些住在公寓大厦里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都挤满了高密度的人），都市型人际关系展现出来的超级冷漠感却也是空前严重。又如，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波助澜下，民主似乎成为一种不可挑战的普世价值，在震天价响的“大家站起来”的呼声中，人民好像首度被拱到核心位置上，但是，“万能政府”的出现和功能的不断扩张，实际上又将人民设定成一种几乎完全被动的消极角色；更重要的是，正当人类的社会生活被高度科技发展搞得愈来愈复杂时，大多数人却也因为高度依赖科技文明而懒得去思考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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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不但很矛盾，而且相当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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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老实话，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关键在于人们脑中的想法。这也是我在前一章里小心翼翼地去碰触“思想”问题的缘故。这一章中则企图大胆地将观察层次再提升一点，从人类对社会生活重心的不同看法出发，进一步将焦点集中在人类对社会发展方向的不同态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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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中篇第一章里跟大家说过的，人类其实普遍活在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世界”中；换言之，人类常常看不清楚自己以为已经看清楚的东西，从而也带来一连串的麻烦、纠葛和冲突。除了我们提到过的误解、错觉与偏见等原因，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试图透过“幻象”的概念来解释这个困境；他认为，人类对社会环境的理解能力一直受到四种错误且不合理的观念蒙蔽，分别是族类幻象（重视长期存在的社会传统，并习惯让血缘情感因素干扰理性思考过程）、洞穴幻象（容易因为个人所处环境而生出本位主义，以致无法接受更普遍的观点）、市场幻象（在人群不断互动而发展出用来彼此沟通的语言后，语言其实也经常扮演着沟通的主要障碍）与剧场幻象（人类经常会根据时代经验而形成某种教条主义，但往往忽略这些教条应该日新又新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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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些“幻象”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帮我们解释了人类社会冲突的根源，培根的研究无疑让我们了解了一个事实，也就是：人类发展的主要挑战或许并非来自我们生存的环境，而是来自我们很难理性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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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林林总总的心理状态虽不见得理性，但它们往往喜欢把自己搞得像是很理性的样子，至少看起来有条有理，颇像那么一回事。法国革命后的1797年，当法兰西研究院学者特雷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发明“意识形态”这个新名词时，原意是希望能借由推动某种积极进步的想法，来迎接时代的挑战。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在“聪明”的人类脑子里，绝不可能仅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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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就在“意识形态”这个新概念逐渐形成时，同样也在法国大革命提供的历史场景中，于1789年在巴黎召开的国民会议对革命有着不同的争议，结果是赞成革命者纷纷坐到演讲台的左边，而反对者则通通坐到了右边；由此一直到19世纪初波旁王朝复辟后，“左派”也慢慢变成了赞成革命并拥护共和制度的象征，与其相持不下的“右派”则以教会价值观为基础，希望能继续捍卫传统的君主体制。值得注意的是，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存在固然暗示着在人类社会中似乎很难找到共识的永恒难题，但我们也不妨接受这种现象的正面意义，因为真理愈辩愈明，更何况左派与右派的区隔事实上也在不断与时俱进。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代来临后，所谓的“左”与“右”已不再只是很单纯地代表两种政治态度，而是更复杂些地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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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政治方面，左派意味着肯定人类的理性与自我进取心，以及通过政治行动来改善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可能性，而这也代表他们倾向赞成改革，重视推动公民自由与社会地位平等，同时支持具有博爱特征的国际主义；相对地，右派则对人类的理性保持怀疑态度，强调应该将人类经验的累积（社会传统与家庭道德）放在首要位置，由此，他们当然倾向接受社会中的不平等现实，反对普遍公民自由（尽管这未必代表他们反民主），同时认为所有改革都应该用最审慎的态度来对待。至于经济方面，左派延续社会平等主张，要求国家（政府）应该干预市场机制，并有义务为中下阶层人民提供社会福利保障；右派则相信国际间存在着比较利益法则，认为国家应该尊崇自由放任原则，并降低对个人与社会发展的不当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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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意大利学者波比奥（Noberto Bobbio）的看法是对的；他认为，其实左派与右派未必代表大家对于社会问题有着态度上的差异，而纯粹只是“政治必然性”的结果。这句话的意思是，正所谓“党同伐异”，各种利益与政策主张间存在斗争本来就是极其自然的政治现象，意见不一致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由于“利益至上”是核心的政治指导原则，因此不管原先来自左边或右边，任何想达成利益极大化目标的政治力量都必须尽可能同时吸纳来自左边与右边的意见，因此也让左跟右之间的区隔变得更加模糊且具有弹性。的确，这种解释可说相当具有吸引力，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但我们还是希望先带领大家作一次简短的思想之旅后，再决定应该下什么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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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的形塑：保守主义及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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