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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右派的政治力量经常被认为比较“保守”，但除了极少数国家外（例如像英国），或许由于这个名词有时会被跟消极或不思进取等负面意思连结在一起（甚至有人认为，它不过代表着维护有钱有权阶级的既得利益），很少有政党或政治力量会对自己冠以“保守”这个名词。从名词的发展过程看来，保守主义（conservatism）的字源来自保存（conservation）一词，意思是防卫、保持和维护。从13世纪起，保存者（conservator）一词在西欧地区始终泛指那些负有保障或监护某些权利的地方司法或行政官员。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后的19世纪初期，所谓保守主义者才慢慢成为一种具现代意义的政治用语，意指“那些拥护并支持既有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党派人士”，或者如罗伯特·许廷格（Robert Schuettinger）口中比较轻蔑一点儿的说法：“那些凡事都不敢轻易去尝试一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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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必须注意到的是，虽然“这个人很保守”不管在西方或者东方都不算是个好字眼，甚至有顽固或僵化不通的意思，但是，其实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保守的，理由是：由于人类喜欢生活在可预测的情境中（因为可预测暗示有秩序，有秩序又提供了安全性），惧怕脱离熟悉的环境，因此一方面在心理上重视习惯远胜于创新，同时让传统生活与思考方式获得相当大的影响力。换句话说，保守心态实际上是种再自然不过且无所不在的现象，它反映了人类在求生非常艰难的大自然中抱有的一种希望能够长期维持现状的想法；甚至遇上应该有所变化的关键时刻，大多数人还是期盼能以“不变”为原则，这是人类历史上那么多改革运动终究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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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里的讨论重点并不是人类的“保守心态”，而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这两者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只是一种求生本能的直接反应，后者则有比较复杂的思考内容。从某个角度来看，政治思想经常不过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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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欧洲的例子来说，15世纪的地理发现浪潮扩展了人们的视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则带来了“启蒙时代”，这些扭转性的进展首先悄悄地影响了社会结构内涵，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拓展与争夺海外市场的背景下，诸如合股公司与银行业等新部门纷纷成立，一批缺乏贵族身份的新资产阶级迅速崛起；接着，新的社会结构在创造出新的对立态势后，慢慢地在17到18世纪间波及政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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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政治存在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替人民解决问题，因此新时代带来新问题后，政府便该以相对快的速度来加以因应；但在当时普遍的专制王权结构框架下，传统主义思想很难完成此一目标，于是部分人便转而主张以激进的革命途径，通过改变政府结构来治本地解决时代需要，其中最主要的发展结果当属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但以“维持现状论”为基础的保守分子并不这么想。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伯克（Edmund Burke，一般认为他是现代保守主义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尽管他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词汇）在革命爆发翌年写下了《论法国大革命》一书，充分表达了他对革命行动背后主张的政治论点的恐惧与不安，并准确地预测到法国在后革命时期中即将出现温和独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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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激进的革命主义者来说，生活中充满邪恶与苦难的原因，并非来自人类生活的本质问题，而是由于存在着不合理的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因此只要彻底改变那些不合时宜的结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正如伯林（Isaiah Berlin）所言：“每一位哲学家对人类事务所抱持的观点，最终都将受到他们对人性的观点左右。”相对于激进主义者受到启蒙时代精神的影响，对人类的“理性”与为善的能力充满无比信心，作为保守主义代表的伯克则认为：“政治运作应迁就人性，而非人的理性，理性只是人性中的一部分，而且绝非最大的部分；我敢肯定地说，大多人都是靠直觉来做事的，我们不但不会抛弃过去的成见，甚至会非常珍惜这些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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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的“有限理性”出发，保守主义者进一步将“稳定的秩序”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他们相信，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就没有今天的自由与文明成就，反过来说，如果秩序遭到破坏，那么文明果实也将濒临瓦解。当然，保守主义者绝不是坚决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也同意，经过一段时间后，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因应新的时代需要而进行调整（例如伯克担任英国下议院议员的28年间，便不断推动有关自由贸易、谴责奴隶交易与新财务结构等改革政策），但因他们“依赖经验多于理性”，于是强调即便改革也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首先是尊重传统。由于个人的理性有限，传统的典章制度又多半是累积了好几代人的智慧，因此在进行改革时，“只要追随先人的足迹而行，便可以既不彷徨，也很难犯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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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审慎而小心地观察环境的变化；换言之，进行改革的时候，绝不应该死抱着某些抽象原则不放，也不要相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政策与理论，一切都必须依据当下的国内外环境来作出最恰切的判断。最后则是授权政府来推动渐进式的温和改革。与激进派不同的是，保守主义者普遍对政府（国家机器）并不存在敌意，甚至还认为它是社会稳定秩序的主要支柱，尽管“我们对国家的缺陷与腐败状况必须加以小心地研究，但任何人都不该以推翻国家作为改革的目标”，同时，伯克等人也认为改革应当是循序渐进的，因为暴力革命带来的突然性的变革，往往会使人民感到无所适从，让那些野心政客有夺权的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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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所谓保守主义其实没有统一的定义范畴。日耳曼地区的保守主义倾向于将国家这个有机体视为实现人类自由的最终完美手段，从而强化了族群意识与国家主义的力量（或许也埋下了日后出现法西斯纳粹主义的根源）；英格兰地区的保守主义则较灵活地形成了具有反教条倾向的怀疑主义（以伯克为代表），他们尊重多样性的事实，反对任何顽固不化的死板公式，并认为只要假以时日，人类终究可以慢慢解决自己所有的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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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不同“空间”中衍生出来的思想差异外，“时间”的演进也为保守主义带来了新的内涵。特别是19世纪以来，受到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深化的影响而快速变迁的社会一度使主张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趋于式微，从某个角度看来（尤其经济理念方面），现代保守主义的想法甚至非常接近古典的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反而有点接近古典保守主义，对此，我们将在下一个段落详细说明。无论如何，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出现一种新保守主义（也被称为新右派），目标是矫正当时显然过度发展的极端个人主义浪潮（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主张重建（家庭、宗教与国家等）传统权威，通过确保纪律来维持社会发展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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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自由主义的出现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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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无论是左派与右派的萌芽，还是近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浮现，都与对传统“家长式保守主义”的反动有关。后一想法根源于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王权传统，从世袭制出发的贵族政治与封建主义则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无论如何，在欧洲社会因为16到17世纪的政治经济发展而开启了快速变迁的历程后，人们必须想出一些新办法来，以解决“旧体制”无法有效因应历史变局的窘境。其中，相对于保守主义从维持君权现状出发，主张渐进式的改革，自由主义者采取了更开放些的选项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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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格雷（John Gray）的理论，自由主义包含着至少四个要素，分别是个人主义（个人拥有比社会集体更高的政策优先性）、平等主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普遍主义（将解决所有人类的问题看成是同一个问题）与向善主义（所有社会制度与政治安排都可以得到纠正与改善）。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是现代个人主义的第一位代言人，也是最杰出的代言人，施特劳斯（Leo Strauss）甚至认为“自由主义的创始人正是霍布斯”，但是，更多学者认为洛克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开创人与奠基者。事实是，西班牙的自由党在1812年首度采取“自由派”这个名词后，该词汇才正式于19世纪变成描述政治运动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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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暂时不管自古希腊时代起便断断续续出现的自由思想，我们将17世纪以来以对抗君权神授为主要目标的一套想法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相对于传统国家的“非个人性”，洛克等古典自由主义者通过对所谓社会契约的假设，一方面强调政府因被统治者同意才能建立的原则，另一方面基于“人性本善”的想法，承认并接受人类是一种拥有理性的动物，因此可以完善地利用自己的能力来促进社会的进步。麦克弗森进一步以“占有式个人主义”来形容这种观点，意指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及其所拥有能力的主宰者，他们不亏欠社会或任何制度，国家也不应该过度干预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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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正如潘恩主张的：“即使处于最佳状态下的政府，也不过是种必要的邪恶罢了。”古典自由主义者既然那么重视个人自由，认同“做事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的说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换言之，国家的责任被认为只限于履行“更夫式”的监督保护任务，特别在经济领域方面，政府的正确作为应该是以自由放任的心态来捍卫私有财产制度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除提供若干基础建设等必要的公共品外，除非人民有特殊要求，否则政府应习惯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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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上面关于政府该如何如何的说法不过是种“假设”而已，真正的事实是，当自由主义思想出现时，主宰欧洲世界的仍旧是传统的专制王权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该怎么让政府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再者，如果被塑造出来的新政府还是继续滥用权力的话，人民又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与保守派一样，洛克也不认为暴力反抗是防止政府压迫或当政府无法保障基本人权时唯一的自保之道。他的解决办法是提出另外三个问题，也就是：政治权力应该如何被分配与节制，才能对基本人权提供最佳保障？权力的行使应该如何设计才能被人民接受？以及，人民什么时候才能诉诸非法手段来赶走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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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个问题，洛克认为只有“分权”（也就是把原来集中在君主身上的权力分成好几份，例如将行政权与立法权分开）才能解决问题，不过，18世纪的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则更有创意地提出了“制衡”原则，理由是：“长久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谁掌握了大权都会滥用权力，并且将其威权发挥到极致；……因此若想制止权力滥用，则必须让权力来牵制权力。”针对上述第二个问题，自由主义者显然比保守派更进一步，基本上都主张由人民选出代表来负责制定甚至行使法律，只不过相对于洛克的“普遍性民主”概念，孟德斯鸠似乎保守多了，他强调民主的范围应限于那些“有能力行使民主的人”，甚至觉得“过度民主将摧毁自由”。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来，孟德斯鸠或许可归入“反民主人士”的序列，但如果我们回到18世纪的欧洲场景（经济生活尚未普遍发展，教育也完全不普及）的话，会发现他的想法可能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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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最关键的还是第三个问题；对此，相对于孟德斯鸠像企图逃避问题似的一句话也不说，洛克大胆地提出他的“委托理论”，亦即“立法者不过是一个受人委托的权威者，……假若立法者违背了当初的信托目的，取消或更换立法者的最高权力依然握在人民手上”。换句话说，如果政府或统治者基于私欲而非受委托目的而非法采取行动时，就等于跟人民处于对抗状态，人民有权发动革命来推翻政府。洛克进一步将“政府解体”和“社会解体”区隔开，认为后者不过是保守派用来恫吓人民使其不敢发动革命的借口罢了。洛克看上去像是个革命派人士，但他自始至终都不曾告诉我们，到底政府要坏到什么程度，人民才应当起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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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与保守主义一样，自由主义的内涵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而有了新的面貌，而且，现代自由主义甚至还蛮像古典保守主义的。以美国为例，自由主义通常不是指那种“小而美政府”，而是“大有为政府”，亦即支持政府对社会的干预。自由主义所以会从最初支持“做事最少政府”，演变成今天的论调，主要原因正如弗兰克尔（Charles Frankel）所言，“所谓社会问题可说是自由主义者发明的东西”，由于他们重视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体系带来的新型的不平等，特别是个人与中小企业受到压迫，于是在放弃完全自由放任的主张后，转而强调政府应主动积极地规划各种社会政策，以便解决弱势团体的生存与竞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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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自由主义者是否真的创造了“社会问题”这个概念，首先，现代自由主义者都赞成政府（国家机器）适当运用理性与金钱，以解决他们观察到的问题；再者，从古典保守与自由主义以及现代保守与自由主义之间意识形态光谱位置的对调看来，思想本身具有成长性，死守着某种抽象的想法属于不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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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扑：社会主义与左派的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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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由主义好像比保守主义开放许多，但它的内容“雷声大、雨点小”，因此，所谓自由主义者不过是靠中间点儿的右派罢了，这也是二者的思想位置可以直接交换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来，社会主义者不啻为真正的左派分子。其主要差别在于，相对于右派站在“维持现状”（支持由既有的政治架构来解决问题）这边，左派则根本无法接受现状，只不过办法从另辟桃花源到推翻现有政府各有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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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伯尔基（R.N.Berki）的理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分成四个类型：首先是平均主义型，它与自由主义类似，反对任何社会阶级划分的合理性，不同处在于它强调的是“结果平等”（不同工但同酬）而非仅是“机会平等”，同时相信只有这种平等能获致最高的社会团结。其次是伦理主义型，它将人类视为社会动物（个人行为主要来自社会结构的要求），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思想，认为只有无私的凝聚与合作（包括共同所有权）才能冲破难关，竞争则只能带来无穷的怨恨与冲突，由此，也让社会主义者的集体主义倾向凌驾在个人主义的想法之上。再者是理性主义型，相信人类（至少是部分人类）具有高度理性，可以缜密地规划整个群体的未来，它是后来共产主义与计划经济的思想渊源。最后是自由意志论，这一派的论点有时候也被称为无政府主义，它将个人权利的重要性放在最高点上，认为任何侵犯这种权利的行为（尤其来自于政府）都是不正当，并且应该被排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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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分类描述中，或许大家已经发现，社会主义不但有跟自由主义互通的地方（例如对人类理性的看法），其内部也存在一些彼此冲突的论点（例如在重视集体的伦理主义与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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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正如克里克（Bernard Crick）所言：“社会主义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这句话确实很值得我们深思。的确，不管是贫富差距还是社会阶级间的压迫与剥削，都是自古以来便长期存在的现象，但我们在古代或中世纪的社会中显然寻觅不到社会主义的踪迹。严格讲起来，现代社会主义几乎到19世纪初才正式出现，首先是英国思想家欧文在1827年讨论合作社学说时提到了“社会主义者”一词，后来法国学者圣西门于1832年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中大量运用“社会主义”一词。尽管刚开始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可能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但它们有着反对自私自利、强调社会共同性，以及主张通过无产阶级合作来完成目标等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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