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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说，正如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般，社会主义所以在19世纪出现，是近代欧洲社会进行的“双重革命”（思想革命与产业革命）所致。思想革命指的是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基础上，因国家间海外移民竞争而引爆出来的思想浪潮（如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一样），由于此时统治者求贤若渴，间接地打开了对思想的长期禁锢状态；产业革命则是指在工业革命引进资本主义体系后，一方面因为出现新的财富积累方式而深化了贫富悬殊的现象，另一方面，工业化带来的现代都市生活形态，也让社会中的一批人（进入工厂就业的工薪阶层）必须面临极端不稳定的生存环境。于是，就在各国政府看起来无法（或根本忽略）处理社会中逐渐激化的阶级对立态势时，社会主义者（其中一部分可能原本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被迫挺身而出，希望能找到办法来打开这个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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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作为现代社会问题根源的资本主义，可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在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中，阶级剥削又占据核心位置。按照社会主义者的看法，无产阶级（劳工）既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受害者，也是推翻它的关键力量所在；用马克思的话说，劳工阶层将扮演着注定要灭亡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掘墓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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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称得上是社会主义最杰出、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分支。无论马克思是经济决定论者，还是人道社会主义者，由于他建构出一个极具逻辑性的思考架构，也因为其追随者努力推展世界革命的结果，他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大体来说，马克思并非一味从道德角度（例如劳工受到的不合理待遇）去批评资本主义，而是希望能科学地去发掘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在他看来，特定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下层建筑）决定了政治制度和主流的意识形态内涵（上层建筑），私有财产制导致的贫富悬殊（主要因为剩余价值分配不均）深化了阶级间的对立态势，迫使无产阶级劳工不得不揭竿而起发动革命，最后，在必然胜利的革命带来无产阶级专政后，国家架构将逐渐消亡，从而终结了“人类的前历史阶段”，作为终极目标的共产社会因此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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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他的意识形态一样，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不受到一些批评与挑战。例如早在20世纪末苏东巨变前，西欧地区便出现了若干修正式的理论；一批学者走回传统社会主义尊重理性的老路子，认为人类是文明世界的真正创造者，不可能仅是客观物质环境结构的傀儡而已。类似想法可约略归纳成两条路线，其中一派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该是一种仅为无产阶级或共党政权服务的意识形态，而应成为全体人类实现社会正义化、合理化与自由化的指导原则；另一派则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接受资本主义是一种可用来增进财富的机制（不再视其为死敌），但强调必须在市场与国家，以及个人与社群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关系，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多数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致力于通过成立政党（例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或英国的工党）并参与选举来获得实现理想的机会。从这点看来，社会民主主义者显然颠覆了古典社会主义的“反体制”倾向，而这也是他们遭到许多质疑，甚至被认为背叛了理想的原因。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们实现了一大突破，因为“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只要能捉老鼠就是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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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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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一再强调的，无论政治经济制度或意识形态如何，它们最主要的目的都在于“服务人群”，也就是帮人类解决各种生存问题，这也是它们所以被发明出来的原因。换句话说，为了某种制度或想法去抛头颅洒热血（也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存）固然绝不算是理性，必要时修正某些想法（甚至来个一百八十度大翻转）或者把一些逻辑原本不相近的概念结合起来，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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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的第一个段落中，我们曾经把左派与右派的区隔分成四类，亦即政治左派（强调通过政治行动来促进社会平等，赞成改革甚至革命，支持具有博爱特征的国际主义）、政治右派（质疑人类理性，重视传统经验，反对普遍公民自由）、经济左派（主张社会平等与政府干预，推动社会福利保障）以及经济右派（相信国际比较利益法则，尊崇自由放任原则）。其中，如果政治左派结合了经济左派，便会带来一个具高度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若政治左派跟经济右派合在一起，便会产生具集体主义色彩的改革运动；如果政治右派结合了经济右派的话，自然会塑造出相对比较保守的社会环境（无论是英国保守党立宪政府还是专制独裁政体）；如果政治右派与经济左派搭上线，结果有可能是由右倾激进主义控制的政府（例如二次大战期间的法西斯政权与1970年代阿根廷的贝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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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讲起来，尽管关于左派和右派的讨论继续存在于学术象牙塔中，但就像前段中的描述一般，其实左派与右派间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它们既经常会绕过地界跟对方握个手，甚至偶尔换一下自己占据的位置。正如德宾（E.F.M.Durbin）所说：“我们现在几乎全成了计划者，……自从大战以来，过去对自由放任经济的普遍信仰已经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世界各地瓦解。”事实的确如此，即便因为苏东巨变而让某些人喊出“社会主义消亡”的口号，重视国家干预的万能政府形态仍是当前最势不可挡的流行趋势。而且，无论是从古典保守主义走向新保守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走向现代自由主义，还是由古典马克思主义走向新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经过长期唇枪舌战甚至斗得你死我活之后，几乎所有意识形态都有“往中间靠拢”的迹象。换言之，所谓的“第三条路”可能并非是吉登斯等人的发明，而是他们正确地描述当下情况的结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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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正因为各主要政党纷纷将对经济发展的关注放在政治上，而其所支持的意识形态内容也悄悄成为广泛共识，于是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自1960年代起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他们甚至认为，党派休战后，“后意识形态时代”也将跟着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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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学者的想法总是过于天真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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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关“意识形态即将终结”的说法还不能算是最天真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1993年写给似乎赢得冷战胜利的美国人看的《历史的终结》更是夸张；福山并非主张意识形态已经不重要了，而是企图强调意识形态只剩下一种（也就是自由民主主义）的“现实”。这种想法的前提是，原本就只有两种意识形态（共产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一旦其中一种宣告玩完了后，当然就仅剩下另外一种。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人类的历史发展绝不是用这么简单的算术方式就可以解释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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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思想多样性”本来就是人类得以集思广益、不断创造发明的关键所在，如果大家想的都一样的话，要怎么去“集思”？即便在两极对立的冷战高峰时刻里，人类的意识形态也绝不可能被逼得只剩下两种。再者，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除非能用来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否则思想也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由此，尽管我们在上面提到意识形态的争执有“向中间靠拢”的趋势，但由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因此我们也不敢大胆地预测它们会统统融合到一块儿去。最后，还是那句老词儿，政治思想经常不过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罢了；或许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自由民主主义确实隐俨然有那么点普世价值的味道，不过，就像过去专制王权被奉为“玉旨纶音”一样，谁知道它哪天会被更新的一套意识形态所取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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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总统与内阁 哪种是比较理想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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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民主政治是否已经成为当代的价值主流，显然，至少它并不存在统一的表现形式。从某一方面看来，有许多安排与设计（包括内阁制与总统制）都可以被称为民主制度，但这些不同的制度究竟有哪些差异？它们的逻辑结构是否一致？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是否有哪一种比较符合民主理论的规范？这些争辩虽然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定论，却也是蛮有观察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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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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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选择、内阁制、总统制、政治责任、制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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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如何进行制度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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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李帕特（Arend Lijphart）所言，民主政治的落实可说是直到最近才开始发生的事情，不仅在整个19世纪找不到一个够格的民主政府（包括声称建立第一个民主政体的美国在内），甚至直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才出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两个比较符合民主原则的国家（还是没有美国），原因是它们首先以成人的普遍投票权为基础，让人民理论上能够更有效地控制政府。事实是，相较于许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科学发明（以录音技术为例，在不到三十年的短短时间内，其主要商品就从黑胶唱片、大型卡匣录音带、小型录音带、CD激光唱盘，发展到MP3甚至MP4数字录音系统），普遍投票权这个在今天看起来似乎理所当然的制度设计，发展过程却是相当艰辛而漫长的，例如瑞士女性直到1971年才获准在全国性选举中投票，美国则直至1970年代（几乎是建国两百年后）受到民权运动的影响，才完全取消对黑人的投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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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而苏东巨变也好像间接证明了民主政体的优越性的当下，世界上依旧存在并运作着种类繁多的政治制度，例如传统君主政体（诸如若干中东地区国家）、军人独裁政体（例如在非洲与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社会主义式政体、民主过渡期政体（例如多数参与第三波浪潮的国家）与民主政体（主要集中在西欧与北美地区）等；而且，即便是所谓的“民主政体”，也大可以再进一步粗略分成总统制、内阁制、委员制及其他一大堆的混合型制度设计。换言之，排列在人们面前的选单应该是够长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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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开始去进行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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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case by case”，也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度选择的原则其实与去百货公司买衣服的道理相同，面对琳琅满目无以数计的服饰，究竟该怎么买，还是得依据自己的兴趣与习惯来作决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类比虽反映了某种现实（也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找到自己比较习惯，或比较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但还是没有回答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加以观察，与其费力寻找国家进行制度选择时所抱持的想法，不如分析那些可能影响国家选择制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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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们进行制度选择的第一个变量来自政治环境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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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学者用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等概念来加以说明。例如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维巴（Sidney Verba）便尝试区分以下三种政治文化类型，即臣属型（公民间互动相当消极，承认自己不太具有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同时也习惯于服从传统权威）、参与型（公民不仅对政治活动投注较多的关切，并且认同大众应增加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与地域型（不仅社会上缺乏公民权概念，人们的认同对象主要也针对地方，而非代表全国的政府）。其中，臣属型与地域型其实是“形异而质同”，也就是人们对领导阶层都普遍存在服从的倾向，只不过原因不同罢了，至于少数具备参与型文化特征的国家，当然是那些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像有些日本人喜欢吃纳豆，但总还是有另一些人觉得它黏巴巴的样子挺恶心一样，如果我们站在中立的立场，也只能说制度选择也是基于长期习惯而产生的“各有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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