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99743
在本章的第一个段落中，我们曾经把左派与右派的区隔分成四类，亦即政治左派（强调通过政治行动来促进社会平等，赞成改革甚至革命，支持具有博爱特征的国际主义）、政治右派（质疑人类理性，重视传统经验，反对普遍公民自由）、经济左派（主张社会平等与政府干预，推动社会福利保障）以及经济右派（相信国际比较利益法则，尊崇自由放任原则）。其中，如果政治左派结合了经济左派，便会带来一个具高度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若政治左派跟经济右派合在一起，便会产生具集体主义色彩的改革运动；如果政治右派结合了经济右派的话，自然会塑造出相对比较保守的社会环境（无论是英国保守党立宪政府还是专制独裁政体）；如果政治右派与经济左派搭上线，结果有可能是由右倾激进主义控制的政府（例如二次大战期间的法西斯政权与1970年代阿根廷的贝隆政府）。
1703299744
1703299745
严格讲起来，尽管关于左派和右派的讨论继续存在于学术象牙塔中，但就像前段中的描述一般，其实左派与右派间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它们既经常会绕过地界跟对方握个手，甚至偶尔换一下自己占据的位置。正如德宾（E.F.M.Durbin）所说：“我们现在几乎全成了计划者，……自从大战以来，过去对自由放任经济的普遍信仰已经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世界各地瓦解。”事实的确如此，即便因为苏东巨变而让某些人喊出“社会主义消亡”的口号，重视国家干预的万能政府形态仍是当前最势不可挡的流行趋势。而且，无论是从古典保守主义走向新保守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走向现代自由主义，还是由古典马克思主义走向新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经过长期唇枪舌战甚至斗得你死我活之后，几乎所有意识形态都有“往中间靠拢”的迹象。换言之，所谓的“第三条路”可能并非是吉登斯等人的发明，而是他们正确地描述当下情况的结果罢了。
1703299746
1703299747
可以这么说，正因为各主要政党纷纷将对经济发展的关注放在政治上，而其所支持的意识形态内容也悄悄成为广泛共识，于是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自1960年代起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他们甚至认为，党派休战后，“后意识形态时代”也将跟着来临。
1703299748
1703299749
众所周知，学者的想法总是过于天真理想了。
1703299750
1703299751
其实，有关“意识形态即将终结”的说法还不能算是最天真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1993年写给似乎赢得冷战胜利的美国人看的《历史的终结》更是夸张；福山并非主张意识形态已经不重要了，而是企图强调意识形态只剩下一种（也就是自由民主主义）的“现实”。这种想法的前提是，原本就只有两种意识形态（共产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一旦其中一种宣告玩完了后，当然就仅剩下另外一种。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人类的历史发展绝不是用这么简单的算术方式就可以解释明白的。
1703299752
1703299753
首先，“思想多样性”本来就是人类得以集思广益、不断创造发明的关键所在，如果大家想的都一样的话，要怎么去“集思”？即便在两极对立的冷战高峰时刻里，人类的意识形态也绝不可能被逼得只剩下两种。再者，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除非能用来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否则思想也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由此，尽管我们在上面提到意识形态的争执有“向中间靠拢”的趋势，但由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因此我们也不敢大胆地预测它们会统统融合到一块儿去。最后，还是那句老词儿，政治思想经常不过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罢了；或许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自由民主主义确实隐俨然有那么点普世价值的味道，不过，就像过去专制王权被奉为“玉旨纶音”一样，谁知道它哪天会被更新的一套意识形态所取代呢？
1703299754
1703299755
1703299756
1703299757
1703299759
政治是什么？ 总统与内阁 哪种是比较理想的制度安排？
1703299760
1703299761
无论民主政治是否已经成为当代的价值主流，显然，至少它并不存在统一的表现形式。从某一方面看来，有许多安排与设计（包括内阁制与总统制）都可以被称为民主制度，但这些不同的制度究竟有哪些差异？它们的逻辑结构是否一致？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是否有哪一种比较符合民主理论的规范？这些争辩虽然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定论，却也是蛮有观察价值的问题。
1703299762
1703299763
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1703299764
1703299765
制度选择、内阁制、总统制、政治责任、制度比较
1703299766
1703299767
人们是如何进行制度选择的？
1703299768
1703299769
正如李帕特（Arend Lijphart）所言，民主政治的落实可说是直到最近才开始发生的事情，不仅在整个19世纪找不到一个够格的民主政府（包括声称建立第一个民主政体的美国在内），甚至直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才出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两个比较符合民主原则的国家（还是没有美国），原因是它们首先以成人的普遍投票权为基础，让人民理论上能够更有效地控制政府。事实是，相较于许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科学发明（以录音技术为例，在不到三十年的短短时间内，其主要商品就从黑胶唱片、大型卡匣录音带、小型录音带、CD激光唱盘，发展到MP3甚至MP4数字录音系统），普遍投票权这个在今天看起来似乎理所当然的制度设计，发展过程却是相当艰辛而漫长的，例如瑞士女性直到1971年才获准在全国性选举中投票，美国则直至1970年代（几乎是建国两百年后）受到民权运动的影响，才完全取消对黑人的投票限制。
1703299770
1703299771
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而苏东巨变也好像间接证明了民主政体的优越性的当下，世界上依旧存在并运作着种类繁多的政治制度，例如传统君主政体（诸如若干中东地区国家）、军人独裁政体（例如在非洲与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社会主义式政体、民主过渡期政体（例如多数参与第三波浪潮的国家）与民主政体（主要集中在西欧与北美地区）等；而且，即便是所谓的“民主政体”，也大可以再进一步粗略分成总统制、内阁制、委员制及其他一大堆的混合型制度设计。换言之，排列在人们面前的选单应该是够长的了。
1703299772
1703299773
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开始去进行选择呢？
1703299774
1703299775
答案是“case by case”，也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度选择的原则其实与去百货公司买衣服的道理相同，面对琳琅满目无以数计的服饰，究竟该怎么买，还是得依据自己的兴趣与习惯来作决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类比虽反映了某种现实（也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找到自己比较习惯，或比较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但还是没有回答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加以观察，与其费力寻找国家进行制度选择时所抱持的想法，不如分析那些可能影响国家选择制度的原则。
1703299776
1703299777
影响人们进行制度选择的第一个变量来自政治环境的内涵。
1703299778
1703299779
对此，有学者用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等概念来加以说明。例如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维巴（Sidney Verba）便尝试区分以下三种政治文化类型，即臣属型（公民间互动相当消极，承认自己不太具有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同时也习惯于服从传统权威）、参与型（公民不仅对政治活动投注较多的关切，并且认同大众应增加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与地域型（不仅社会上缺乏公民权概念，人们的认同对象主要也针对地方，而非代表全国的政府）。其中，臣属型与地域型其实是“形异而质同”，也就是人们对领导阶层都普遍存在服从的倾向，只不过原因不同罢了，至于少数具备参与型文化特征的国家，当然是那些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像有些日本人喜欢吃纳豆，但总还是有另一些人觉得它黏巴巴的样子挺恶心一样，如果我们站在中立的立场，也只能说制度选择也是基于长期习惯而产生的“各有所好”的结果。
1703299780
1703299781
影响人们进行制度选择的第二个变量，来自某种天然环境的限制。以所谓集权与分权的区分为例，前者代表着将更多的政治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目的是为了贯彻整个国家的共同利益，让中央更有效率且平均地分配社会资源，同时通过对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来刺激持续的成长，相对地，后者则强调公民对于所属地方社会群体的参与度，一方面可以让人民更接近政府以获得政策上的响应，另一方面，通过权力的分化也可以降低政府腐化的可能性；借由前面所提的两种权力分配选项，于是又产生了“单一制”与“联邦制”的不同制度设计。
1703299782
1703299783
表面上看起来，无论是选择中央集权的单一制或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其关键好像是对权力问题抱持着的不同态度，但“地理规模”的因素实际上占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一个显然并非巧合的普遍现象是，愈是广土众民的国家，采取分权式联邦制的机会也就愈大。主要原因在于，一个国家涵盖的地理范围愈大（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巴西与印度等），理论上其国内的文化与族群异质性也相对愈高，如果没有因地制宜地加以处理，而是希望一条鞭式地执行共同政策的话，必然会引发不同群体的反弹，进而削弱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实施地方分权的联邦制是可以想象的结果。反过来说，如果国家的规模并不那么大的话，实行联邦制则马上会产生“迭屋架床”且行政效率不彰的弊病。
1703299784
1703299785
特定的历史发展背景也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制度选择过程。如果我们再拿前面的集权与分权选择当例子的话，一般来说，当国家面临某种“内忧外患”（尤其是爆发政治革命后，例如1789年后的法国与1912年后的中国），而有必要集中权力来因应客观环境挑战时，会倾向于采取集权途径；反之，在正常稳定的发展状态下，通过分权设计来捍卫人民权利是另一种合理的选择方向。
1703299786
1703299787
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是那些在1950年代后纷纷取得独立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最初的制度选择过程显然跟殖民时期的经验撇不开关系。舒加特（Matthew Shugart）和凯瑞（John Carey）便指出，在新兴国家当中，选择内阁制者大多是以前英国的殖民地（例如东非与南亚国家），前法国殖民地或在战后独立过程中受到美国影响的国家（例如越南与韩国等），则多半会倾向于选择总统制设计。而且，我们在第三世界中可以发现另一个奇怪的现实，也就是即便这些国家大多数根本不具备实施民主的条件（亦即最起码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稳定情势），但它们仍“勇敢地”进行了民主政治的尝试；可以这么说，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它们不见得能自主地进行制度选择，未必代表着它们对民主有多么热爱。
1703299788
1703299789
以香港为例（尽管这不是个好例子，因为它并非国家），英国自1842年取得香港岛主权后，直到一个半世纪后的1991年才开始推动其民主进程，但此时距离它被迫放弃香港主权只剩下六年；何以英国一百多年来从来不觉得香港需要民主政治，但此时却觉得香港非民主不可，甚至在离开香港后还不断关注着中国对香港民主的所谓“打压”呢？对此，如果我们单从香港发展本身来看的话，一定会茫茫然如堕五里雾中，不知其所以然；在我看来，只有从国际政治格局切入才能找到答案。无论如何，香港基本上还算是具备高度民主化条件的地区，对那些缺乏必要条件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这种非自主性制度选择的结果当然是不问可知的。
1703299790
1703299791
内阁制：迈向现代民主的渐进过程
1703299792
[
上一页 ]
[ :1.70329974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