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99890
1703299891
而且，或许多数人都忽略了一个现象，亦即现状并非“可能发生某种变化”，而是“随时都在变化当中”。就算我们想静止不动，但地球始终不停地在进行自转，时间也一分一秒地在不断流逝；就在大家眨眼的那一瞬间，这个世界上不知道发生了多少事，而这些事情又不晓得为未来历史的发展埋下了多少伏笔。
1703299892
1703299893
当然，我们不见得要把上述问题看得很严重，但它的确是个现实。
1703299894
1703299895
所谓“民主政治”正是如此。从19世纪初的有限政府概念（做事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以及有限投票权理论（只有“足够理性”的人，亦即贵族与富人等“有钱有闲”阶级可以投票，开放投票权后，又发明了复数投票制度，也就是上述阶级可以投一票以上），到20世纪后的万能政府潮流（政府应尽可能通过社会福利设计来解决人民的“所有”问题）以及普遍投票权理论（只要到达法定年龄就有投票权），虽然民主的立论基础（人生而自由平等）一直都没变过，实践途径却有着天壤之别。
1703299896
1703299897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存在着不同的实践理论，这些途径平心而论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不认为缠小脚是个好习惯，但实在很难指责它过去是个“错误的”习惯，因为在人类习惯背后总有一定的环境因素存在。
1703299898
1703299899
可以这么说，基于对过去长期专制王权体制的反弹，早期民主运动人士自然会形成对政府的不信赖感，在此同时，尽管他们强调并同意应该给予人民充分的参政自由，但面对教育不普及以致人民知识水平普遍低落的现实，却也不得不承认，骤然让所有人都获得平等参政权非但不理性，而且还隐藏着“暴民政治”的危险，这也正是有限投票权理论的背景。无论如何，一方面随着国际竞争激烈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依赖性不断升高，并使后者的职权范围持续扩张，另一方面某些国家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也让普遍投票权制度成为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概念。
1703299900
1703299901
在此，如果大家稍微留心一点的话，应该可以发现一个矛盾，亦即：当人民由于普遍取得投票权而增加了对政府的集体制衡能力时，万能政府所意涵的依赖性却暗示此种制衡力量不可能太强。而且，随着政府这只“巨兽”通过长期的行政革新而强化其力量，不要说“民主”可能成为泡影，整个政治运作更可能形异而质同地倒退回到过去的专制王权时期。当然，各位对此也不要太担心，因为上面的说法只是逻辑推演的结果；如果人类是肯乖乖就范的动物的话，那么民主概念自始就没有出现的可能。
1703299902
1703299903
相对于万能政府现象导致的人民议价地位的下降，20世纪50—60年代间蔚为风潮的“团体政治”发展可说是某种程度的反弹；不仅各种利益团体想尽办法要影响决策过程，甚至自1960年代末起，许多团体纷纷与另一些社会运动（例如女权运动、民权运动或环保运动等）取得联系，而它们共同推波助澜的结果，有时还被认为是可能有机会取代旧的政治运作模式的“新政治”。
1703299904
1703299905
从学术定义来看，“利益团体”指的是“任何企图以说服或宣传等方法，有规则地影响政府决策过程的团体或组织”。美国学者杜鲁门（David Truman）认为，一个团体如果企图通过政府单位来实现其主张，就可以被称为是利益团体。伍顿（Graham Woottom）则直接指出：“利益团体是种私人的非政党性组织，主要从事有关影响政府进行政策制定的活动。”相信大家可以清楚地发现，无论是哪种说法，利益团体的活动对象都是：政府。
1703299906
1703299907
严格讲起来，“组织团体”在人类生活里是件蛮吊诡的事情。一方面，人类似乎很理性地经常选择去组织团体，这也是“群居”成为人类生活主要形态的原因，但相对地，人类又经常理性地不去组织团体，原因是“人皆自私”，因为一旦有人组织团体去争取某些利益的时候，就有人会搭便车，企图不劳而获；不想让别人免费享受辛苦争来的果实的心理，往往抑制了团体的发展。尽管如此，这绝不代表人类就不去组织团体了。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动机理论”指出，正因为人类是一种理性动物，因此尽管存在搭便车的问题，但只要细细盘算就会了解，参加团体可能得到的报酬还是比一盘散沙高很多。
1703299908
1703299909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类组织团体是种自古已然的现象，但现代利益团体的蓬勃发展却是民主政治下的产物。理由相当简单，利益团体的主要活动是向政府机关施压以满足它们的目标，由于这种行为具有挑战权威的暗示，因此在君权时期一度备受压制。
1703299910
1703299911
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美国的利益团体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虽然很难明确指出其最早的发展情况，这类团体大约自19世纪初起便相当流行；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1831年造访美国时，就深深感受到美国社团的政治影响力。类似浪潮很快也席卷了欧洲，例如法国在1866年便成立“女权社”，目的在于让全球各地妇女都能够获得普遍投票权。尽管如此，现代利益团体要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还是要等到一个世纪之后的1960年代。
1703299912
1703299913
根据多数学者的看法，利益团体所以逐渐获得较显著的政治地位，原因除来自人民自觉意识的提升之外，也可能是政党衰微的结果。换句话说，相较于传统政党组织在民主化初期担任协调并整合各阶层利益的重要工作，随着教育程度的普及，信息流通也跟着大众传播媒体的进步而更为快速，一方面让部分候选人得以跳过政党而直接诉诸选民，更重要的是，人民也不再非得需要政党来提供参政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式微所提供的政治真空状态，很自然地便被利益团体填补了进去。同时正因后者具备的政治性，特别是英国的学者更喜欢用“压力团体”来描述它们的主要活动内容。
1703299914
1703299915
顾名思义，之所以称它们为压力团体，是因为这类团体会无所不用其极地企图影响决策过程。类似发展可说是为了因应整个民主政治环境所致，但有人对此持质疑意见。
1703299916
1703299917
前哈佛大学校长布克（Derek Bok）便认为：“当许多团体组织起来保护它们自己的特别利益时，积极主义的政治便会转变成静止不动的政治，我们将发现自己已不能有效处理通货膨胀或能源短缺等国内问题。”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离职演说中曾经感慨地说：“这（利益团体的活动）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是一个扰乱的因素，它扭曲了我们的目标，因为国家利益不再是我们个别利益或特别利益的总和；我们全都是美国人，因此我们不应该忘记共同福祉既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所在，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经济学家博格曼（Barbara Bergmann）也称：“游说者在国会山成群结队的现象日益严重，这不仅是一项政治丑闻，也构成了美国经济政策的一大威胁。我们目前的预算危机，大多是商业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带来的，而它们背后又有一大堆利益团体在撑腰。”
1703299918
1703299919
由此可见，利益团体的发展固然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但正如许多其他制度，它也同时对政治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1703299920
1703299921
资本主义结构下国家体系的质变
1703299922
1703299923
根据奥尔森对利益团体活动提出的严厉批判，这些团体是某些国家经济凋蔽的决定性原因，例如工会与企业集团等部门性的利益团体，便因强势介入政府决策过程，同时多半只关心如何改善其成员福祉，而非增进整个社会的集体利益，因此常被称为“私利团体”（尽管它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利益团体），从而也让某些国家（例如英国与澳大利亚）深受“制度僵硬症”的伤害。
1703299924
1703299925
事实上，这些利益团体所以有如此影响力并非没有原因。
1703299926
1703299927
以美国为例，所谓“政治行动委员会”可说是利益团体发挥其能量的主要载体。这些委员会是不同于政党或候选人竞选委员会的一种组织，它们不仅可接受捐款，目的更在影响公职选举。从数量上来看，这种委员会在1975年时约700个，至20世纪初已超过5000个；其次，在具体影响力方面，正如前参议员杜尔（Robert Dole）所说的：“当政治行动委员会付钱时，它们当然期望有所回报，只不过其期望并不是要让政治变得更好，而是让立法工作变得更困难；可以这么说，如果每位议员都拿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钱，有一天我们恐怕没办法继续立法的工作。”不仅如此，依据美国现行有效的联邦法律，更出现了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超级”一词主要指其可接收的捐款数额和支出均没有限制的特征；自2010年初露头角后，此类新机构的数目已超过400个。
1703299928
1703299929
问题是，利益团体为什么将火力集中在影响立法上呢？
1703299930
1703299931
格林（Mark Green）和纽菲尔德（Jack Newfield）认为：“捍卫特殊利益的团体所以设法主宰国会，是因为国会有权决定谁可获得政府补助、谁可以维持自己想要的价格、谁可能受到法规限制、谁可以获得基金、谁将被扣税、谁有免税的权利、谁可以延期征收或获得政府贷款等，简单来说，国会可以决定谁变得更有钱。”正因为如此，尽管国会接受的捐款相当多，但来自民众个人的捐输比例其实并不高。进一步来说，正如博格（Larry Berg）等人所描述的，有钱人捐款助选与当选议员用立法作为回报的恶性循环在不断进行当中，虽然政治人物大多不肯承认，但此一现象意味着有能力从事政治捐款者将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换言之，有钱人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
1703299932
1703299933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还有许多“公益团体”存在，正如贝利（Jeffery Berry）所言：“公益团体追求的是国民整体的利益，其成果的享受没有选择性，也没有单独让该团体成员获得物质利益”。不过，这些团体的影响力跟上述私利团体是无法相比的。
1703299934
1703299935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深入探讨的话，将会发现：政党衰微与人民教育程度提升只不过是利益团体崛起的国内因素，事实上它还有更广泛的国际环境结构变迁的背景。
1703299936
1703299937
自从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借由革命成果而打造出来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持续深化它对整个人类世界的影响；其中，不仅企业的经营结构必须跟着调整（从中小企业走向跨国公司），人民或消费者的价值观与判断偏好产生质变（受到全球性消费文化牵引），国家的传统角色与地位也受到挑战。正如大前研一所言：民族国家已经不见得还是能够思考或管理经济活动的有意义单位，甚至主导经济活动与民族国家之间也不再有必然关系，换句话说，当前市场体系释放出来的“全球逻辑”已然直接冲击了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组成单位的现代世界秩序。
1703299938
1703299939
事实上，企业与国家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错综复杂的。一开始，广泛（特别是跨国性）的贸易网络受限于交通运输技术的限制而迟迟无法建立起来，此结果不但让商业力量无法凝聚成一股足以影响政治的力量，恰恰相反，商业部门甚至经常成为政府用以贯彻统治的附属品或工具，例如，在国家间竞争激烈的时候（例如中国的战国时代或15世纪处于封建架构瓦解期的欧洲），政府便会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以便利用其经济能量，一旦竞争态势趋缓或消失，政府便会反过来实施“重农抑商”的压制性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部门中唯有商业系统会遭受到这种两极化的待遇，原因当然是“怀璧其罪”，亦即企业家拥有足以对抗政权的经济实力。
[
上一页 ]
[ :1.7032998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