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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就欧洲的发展历史看来，起自15世纪末的地理发现运动不仅连带冲垮了中古时期的封建结构，也让各国被迫将施政重心放到经济上，从而导致“重商主义”的兴起，亦即认为政府应该在促进国际贸易活动上扮演积极的火车头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利用这股浪潮从传统封建王朝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从而也建构了今天大家见到的国际环境基础。尽管如此，由于国际贸易的持续扩张与全球贸易网络雏形的浮现，国家机器比私人部门缺乏因应弹性的缺陷也愈来愈显著，于是“自由放任”概念（也就是要求国家松手让经济部门自己管理自己）自18世纪末起慢慢取代了重商主义的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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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故事还没完，自由放任概念在19世纪虽然风行一时，但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之间又受到另一股浪潮的挑战。原因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先是向外扩张并改变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结构，接着又回过头来重塑了国内的社会环境。由于“贫富悬殊”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由此引发的“阶级冲突”一方面既深化了社会内部的对立态势，在提升政府能力（政府最起码的功能本来就是用以解决社会冲突的公共管理工具）之余，带来前述“万能政府”以及所谓“福特式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其中，后者意味着国家应担任调节经济活动的核心角色，既负责促进资本家与劳动者间的双边协商，必要时也须引导国家突破发展瓶颈并平衡财富分配。事实上，这种发展模式也带有若干“国家资本主义”的意思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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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千禧年与新世纪的到来，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好像又开始迈向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正如法国学者普利翁（Dominique Plihon）所描述的，金融力量在世界各地的急速窜升，可说是造成当代资本主义演变的重要动力所在；1980年代，英美政府起初只是为了改善成长速度趋缓并控制利润跌落而制定的政策，结果非但加速了“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在国家的调节功能因推动自由化与私有化政策而日益缩减后，一种以金融为轴心的“股票资本主义”也俨然成为世界性的新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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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说，所谓金融自由化的内涵可用“开放”两字来概括，它意味着由于既存区隔（特别是货币、金融、汇兑与期货等市场）被打破，国家市场无论对内或对外都充满着开放性特征，借此，人民不但可自由地悠游于市场结构中，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也变成一个巨大且独一无二的金钱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跨国企业或金融企业理论上可以毫无限制地在任何它们想要的时候，将资金投注到它们想要的地方去。当然，这种新结构虽大大地强化了企业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却也是一连串危机（例如1994年与1996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风暴、1999年的巴西货币崩盘，或2001年底阿根廷经济解体等）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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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是，在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彼此连动的情况下，金融全球化的结果已将国家干预社会的能力降到最低程度，市场运行则部分取代了公权力的传统地位，有时候更通过利益团体的游说与施压，让名义上的民选政府实际上受制于一小撮必须向它们股东负责的企业。大前研一讲得更是明白露骨；他认为民族国家尽管在重商主义时代确实扮演过创造财富的积极龙头角色，但选举政治的党同伐异逻辑却掐死了它们的经济命脉，让民族国家非但成为极其没有效率的财富分配机器，甚至在全球经济运作上也只能跑跑龙套而已。更不要说在区域整合运动的挤压下，所谓主权的意义也愈来愈边缘化。对此，虽然许多国家企图通过重新催化民族主义来设法力挽狂澜，但情况显然不如它们所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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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与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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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起来，自18世纪起，不但“民族国家”开始积极地建构一个不同于中古时期的新国际体系，“民主政治”理论也宣告成立，并声称唯有经过人民同意而选出来的代议政府才拥有正当性。其后，随着1990年代苏东巨变的出现，自由民主主义似乎取得唯我独尊的地位。但事实是，与此同时，民主政治本身似乎正进入一个危机暴风圈当中，正如法国学者齐瓦里耶（Jacques Chevallier）所说的，愈来愈多的政治献金丑闻案正席卷着多数欧美国家，愈来愈低的投票率也反映出日渐增长的对政府不信任与政治冷漠感，愈来愈网络化的社会则面临着解构与重构的关键时刻，总之，这是个充满变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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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哈贝马斯特别指出，当前社会正受到一堆“危机趋势”的威胁；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进行肆无忌惮地无情扩张的情况下，一方面企业家通过前述金融全球化发展而取得了对政府决策的更高议价能力，与此同时，人民却也有赖于政府积极介入来解决贫富差异的恶化。政府的处境可说是进退维谷，积极也不是，消极也不是：在高举自由化政策的旗帜下，国家角色已受到极大限制，人民对其施压的程度也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的可能性；由此，政府只能一面不断地向企业让步，同时以负债为前提，推动更多的社会福利计划，结果当然是所谓的“超载”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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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诚如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描述的，“电子商务”在当前信息革命中的地位，就像铁路在工业革命中的地位一样，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相对于在铁路创造的环境中，人类掌握了距离，在电子商务所塑造的天地中，距离则几乎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只剩下一个经济体，也就是只有一个市场。进一步来说：“新通路不仅改变了顾客的定义与购买方式，也改变了顾客购买的东西，还改变了顾客的行为、储蓄及产业结构；简单地说，改变了整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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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或许德鲁克有点儿危言耸听，因为他讲的只是一种“北方现象”（可观察到的个案只集中在少数发展较进步的国家中），排除掉了那些根本赶不上领先队伍的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他的推论没有参考价值。因为北方国家虽不能代表整个人类世界，但至少它们拥有非常强大且广泛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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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接着说：“新经济未必一定出现，但毫无疑问，新社会很快便会出现。”根据他的观察（他特别强调是针对已开发国家），新社会的主导因素，是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将出现新的就业形态（尤其受过良好教育的高龄人口将显得愈来愈重要），另一方面，“知识”将成为主要资源。不过，跟本章论述主旨不同的是，德鲁克认为浮动汇率制度虽剥夺了政府的部分政治能力，将决策权由政府转移到特殊利益团体手中，以至大家对政府的信心与敬意都大幅下滑，但他依旧表示，“矛盾的是，丧失财政和货币主权后，反而让民族国家变得更为强大，而非更为脆弱”，其原因是人民将更依赖政府来干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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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德鲁克的推论并不能代表学界的共识。例如林伯隆（Charles E.Lindblom）便主张：“诚如大家所知道的（不管人们有没有特别去思考这个问题），企业家与企业（特别是企业集团）的政治权力远超过一般平民；企业家与企业对政府呼风唤雨的力量，不但严重扭曲了民主，同时也让它们从国家获得各式各样的好处，这往往使全民付出极大代价；譬如说政府为了保护企业主管、股票投资人、放款业者与债权人因管理不当而蒙受损失，经常会提供紧急援助。”根据他的看法，在市场社会里，有些重大决策权虽还是掌握在政府官员的手里，但企业高层主管握有的决策影响力也不遑多让；企业集团不仅掌握了社会所需的大部分服务与商品，还控制了土地、资本与劳力等它们赖以成形的要素，从而一方面让这些集团操纵着社会发展的关键，同时也部分动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之一，亦即大众对于精英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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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隆的论述无疑是发人深省的。的确，无论市场体系精英对民主的崛起有多少贡献（小资产阶级确实在民主建构初期扮演着冲撞体制的重要角色），它们对大众的压制还是让民主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摧残。林伯隆认为，从某个角度来看，企业集团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个超大型且权力过大的“人民”，这种角色虽然不会瓦解或瘫痪民主制度，却（通过利益团体的运作）彻底违反了政治平等的理念，而这个理念正是建立真正民主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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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相较于一盘散沙且有时候倾向“自扫门前雪”的人民，企业集团首先拥有相当高的组织优势，让它们有随时展开游说或施压行为的机动性，同时，它们更不像普通民众那样有寿命的限制，而是随着企业的永续经营持续不断地对政府进行渗透，再者，由于企业集团本身不可能是个具备民主要素的结构，其决策通常经由类似中央集权特征的专制模式来进行，这也让所谓“良心企业”成为一种奢望。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旦以满足“私欲”为主旨的企业控制了理论上以推动“公益”为目标的政府的话，后果当然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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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并购国家：迷思或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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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先让我们回过头再度审视一下利益团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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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本章前面段落中，我们倾向于从负面角度来思考近百年来利益团体的发展趋势，但事实是并非所有利益团体都是“私利性”的。例如，根据身份特征结合而成的部落或世袭阶级等“社群型团体”便是一种历史更悠久的团体，隐藏在官僚结构中的“制度型团体”则是基于本位主义而形成的另一类组织；此外还有一些高呼“支持选择权”与“支持生命权”口号的“倡导性团体”。特别是最后这一种，由于其诉求范围非常广泛，甚至扩及非人类活动领域（像解救鲸鱼运动等），因此经常被认定是种比较具“公益性”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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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不管其团体的属性是基于公益还是只想追求私利，这些团体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努力寻求介入决策过程的机会（一般也被称为施压行为）。从客观面来看，正如阿尔蒙德所说，利益团体主要所扮演的是“利益连结”与“利益汇聚”的角色，亦即在整理社会要求后，将它们转换成重大的政策选项；由此，多元主义者不仅相当支持团体的形成与发展，甚至认为通过团体行动塑造出来的“动态均衡”，可有效地将社会中的多数声音纳进国家的政策内涵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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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想法显然是太过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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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精英主义者便认为，多元主义者只看到政治过程里由下而上的部分，这确实也合乎民主政治的基本逻辑（也就是人民即便无法直接参与决策过程，但至少拥有表达意见的机会），但他们依旧认为，政治权力的运作不仅主要是由上而下进行的，而且，“寡头统治”的少数游戏铁律也让社会团体在接近决策圈的过程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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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例子都显示，只有一小撮所谓“核心团体”才具备真正的决策影响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军火工业。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职演说中便直接点出“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威胁，亦即它们为满足其生产与销售需求，经常会夸大假想敌的战略威胁与攻击能力，并通过游说，要求政府增加军备支出来加以因应；冷战时期固然如此，即便进入所谓后冷战阶段，实际情况仍在恶化，很难有好转迹象，原因是后冷战环境塑造的和解气氛可能会使国家降低军事支出，然后集中资源全力去拼经济，而这是军火商所不乐见的。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包括美国在新世纪掀起的全球“反恐战争”，其背后就有军火商（与石油企业）运作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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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资本主义力量以全球化的姿态席卷整个世界体系，并给大型企业（及其所支持的利益团体与政治行动委员会）带来更强势的对国家的谈判能力后，难道政府竟然无动于衷，或对此根本一筹莫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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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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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那么多的政治运作原则后，相信大家一定都了解，政客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之一，本来就是借此满足其无穷的权力欲望；如果他们好不容易终于登上最高权力宝座，或分享到一定程度的权力后，结果却发现自己居然只不过是另一小撮人的傀儡，试想他们能接受这个现实吗？对此，政务官员与行政官僚的想法其实有点儿不一样。对政务官来说，他们并不排除在离开政坛后，进入企业界去开拓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此种例子确实不胜枚举；但对担任终身公务员的行政官僚来说，他们更希望尽可能地限制企业将黑手伸入决策圈。这两种不同意见的折中结果，是有关时间间隔与利益回避的规定，亦即所谓“旋转门”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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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从某个角度来看，此种以允许官员转任企业主管作为前提的政治妥协，其实已经证明了政府对于利益团体施压的无能为力。这也难怪美国学者赫兹（Noreena Hertz）等人要高喊“民主已死”，而企业也正准备“接管”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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