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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利益团体为什么将火力集中在影响立法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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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Mark Green）和纽菲尔德（Jack Newfield）认为：“捍卫特殊利益的团体所以设法主宰国会，是因为国会有权决定谁可获得政府补助、谁可以维持自己想要的价格、谁可能受到法规限制、谁可以获得基金、谁将被扣税、谁有免税的权利、谁可以延期征收或获得政府贷款等，简单来说，国会可以决定谁变得更有钱。”正因为如此，尽管国会接受的捐款相当多，但来自民众个人的捐输比例其实并不高。进一步来说，正如博格（Larry Berg）等人所描述的，有钱人捐款助选与当选议员用立法作为回报的恶性循环在不断进行当中，虽然政治人物大多不肯承认，但此一现象意味着有能力从事政治捐款者将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换言之，有钱人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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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还有许多“公益团体”存在，正如贝利（Jeffery Berry）所言：“公益团体追求的是国民整体的利益，其成果的享受没有选择性，也没有单独让该团体成员获得物质利益”。不过，这些团体的影响力跟上述私利团体是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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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深入探讨的话，将会发现：政党衰微与人民教育程度提升只不过是利益团体崛起的国内因素，事实上它还有更广泛的国际环境结构变迁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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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借由革命成果而打造出来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持续深化它对整个人类世界的影响；其中，不仅企业的经营结构必须跟着调整（从中小企业走向跨国公司），人民或消费者的价值观与判断偏好产生质变（受到全球性消费文化牵引），国家的传统角色与地位也受到挑战。正如大前研一所言：民族国家已经不见得还是能够思考或管理经济活动的有意义单位，甚至主导经济活动与民族国家之间也不再有必然关系，换句话说，当前市场体系释放出来的“全球逻辑”已然直接冲击了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组成单位的现代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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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企业与国家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错综复杂的。一开始，广泛（特别是跨国性）的贸易网络受限于交通运输技术的限制而迟迟无法建立起来，此结果不但让商业力量无法凝聚成一股足以影响政治的力量，恰恰相反，商业部门甚至经常成为政府用以贯彻统治的附属品或工具，例如，在国家间竞争激烈的时候（例如中国的战国时代或15世纪处于封建架构瓦解期的欧洲），政府便会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以便利用其经济能量，一旦竞争态势趋缓或消失，政府便会反过来实施“重农抑商”的压制性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部门中唯有商业系统会遭受到这种两极化的待遇，原因当然是“怀璧其罪”，亦即企业家拥有足以对抗政权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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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就欧洲的发展历史看来，起自15世纪末的地理发现运动不仅连带冲垮了中古时期的封建结构，也让各国被迫将施政重心放到经济上，从而导致“重商主义”的兴起，亦即认为政府应该在促进国际贸易活动上扮演积极的火车头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利用这股浪潮从传统封建王朝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从而也建构了今天大家见到的国际环境基础。尽管如此，由于国际贸易的持续扩张与全球贸易网络雏形的浮现，国家机器比私人部门缺乏因应弹性的缺陷也愈来愈显著，于是“自由放任”概念（也就是要求国家松手让经济部门自己管理自己）自18世纪末起慢慢取代了重商主义的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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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故事还没完，自由放任概念在19世纪虽然风行一时，但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之间又受到另一股浪潮的挑战。原因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先是向外扩张并改变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结构，接着又回过头来重塑了国内的社会环境。由于“贫富悬殊”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由此引发的“阶级冲突”一方面既深化了社会内部的对立态势，在提升政府能力（政府最起码的功能本来就是用以解决社会冲突的公共管理工具）之余，带来前述“万能政府”以及所谓“福特式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其中，后者意味着国家应担任调节经济活动的核心角色，既负责促进资本家与劳动者间的双边协商，必要时也须引导国家突破发展瓶颈并平衡财富分配。事实上，这种发展模式也带有若干“国家资本主义”的意思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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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千禧年与新世纪的到来，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好像又开始迈向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正如法国学者普利翁（Dominique Plihon）所描述的，金融力量在世界各地的急速窜升，可说是造成当代资本主义演变的重要动力所在；1980年代，英美政府起初只是为了改善成长速度趋缓并控制利润跌落而制定的政策，结果非但加速了“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在国家的调节功能因推动自由化与私有化政策而日益缩减后，一种以金融为轴心的“股票资本主义”也俨然成为世界性的新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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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说，所谓金融自由化的内涵可用“开放”两字来概括，它意味着由于既存区隔（特别是货币、金融、汇兑与期货等市场）被打破，国家市场无论对内或对外都充满着开放性特征，借此，人民不但可自由地悠游于市场结构中，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也变成一个巨大且独一无二的金钱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跨国企业或金融企业理论上可以毫无限制地在任何它们想要的时候，将资金投注到它们想要的地方去。当然，这种新结构虽大大地强化了企业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却也是一连串危机（例如1994年与1996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风暴、1999年的巴西货币崩盘，或2001年底阿根廷经济解体等）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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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是，在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彼此连动的情况下，金融全球化的结果已将国家干预社会的能力降到最低程度，市场运行则部分取代了公权力的传统地位，有时候更通过利益团体的游说与施压，让名义上的民选政府实际上受制于一小撮必须向它们股东负责的企业。大前研一讲得更是明白露骨；他认为民族国家尽管在重商主义时代确实扮演过创造财富的积极龙头角色，但选举政治的党同伐异逻辑却掐死了它们的经济命脉，让民族国家非但成为极其没有效率的财富分配机器，甚至在全球经济运作上也只能跑跑龙套而已。更不要说在区域整合运动的挤压下，所谓主权的意义也愈来愈边缘化。对此，虽然许多国家企图通过重新催化民族主义来设法力挽狂澜，但情况显然不如它们所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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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与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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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起来，自18世纪起，不但“民族国家”开始积极地建构一个不同于中古时期的新国际体系，“民主政治”理论也宣告成立，并声称唯有经过人民同意而选出来的代议政府才拥有正当性。其后，随着1990年代苏东巨变的出现，自由民主主义似乎取得唯我独尊的地位。但事实是，与此同时，民主政治本身似乎正进入一个危机暴风圈当中，正如法国学者齐瓦里耶（Jacques Chevallier）所说的，愈来愈多的政治献金丑闻案正席卷着多数欧美国家，愈来愈低的投票率也反映出日渐增长的对政府不信任与政治冷漠感，愈来愈网络化的社会则面临着解构与重构的关键时刻，总之，这是个充满变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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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哈贝马斯特别指出，当前社会正受到一堆“危机趋势”的威胁；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进行肆无忌惮地无情扩张的情况下，一方面企业家通过前述金融全球化发展而取得了对政府决策的更高议价能力，与此同时，人民却也有赖于政府积极介入来解决贫富差异的恶化。政府的处境可说是进退维谷，积极也不是，消极也不是：在高举自由化政策的旗帜下，国家角色已受到极大限制，人民对其施压的程度也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的可能性；由此，政府只能一面不断地向企业让步，同时以负债为前提，推动更多的社会福利计划，结果当然是所谓的“超载”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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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诚如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描述的，“电子商务”在当前信息革命中的地位，就像铁路在工业革命中的地位一样，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相对于在铁路创造的环境中，人类掌握了距离，在电子商务所塑造的天地中，距离则几乎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只剩下一个经济体，也就是只有一个市场。进一步来说：“新通路不仅改变了顾客的定义与购买方式，也改变了顾客购买的东西，还改变了顾客的行为、储蓄及产业结构；简单地说，改变了整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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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或许德鲁克有点儿危言耸听，因为他讲的只是一种“北方现象”（可观察到的个案只集中在少数发展较进步的国家中），排除掉了那些根本赶不上领先队伍的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他的推论没有参考价值。因为北方国家虽不能代表整个人类世界，但至少它们拥有非常强大且广泛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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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接着说：“新经济未必一定出现，但毫无疑问，新社会很快便会出现。”根据他的观察（他特别强调是针对已开发国家），新社会的主导因素，是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将出现新的就业形态（尤其受过良好教育的高龄人口将显得愈来愈重要），另一方面，“知识”将成为主要资源。不过，跟本章论述主旨不同的是，德鲁克认为浮动汇率制度虽剥夺了政府的部分政治能力，将决策权由政府转移到特殊利益团体手中，以至大家对政府的信心与敬意都大幅下滑，但他依旧表示，“矛盾的是，丧失财政和货币主权后，反而让民族国家变得更为强大，而非更为脆弱”，其原因是人民将更依赖政府来干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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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德鲁克的推论并不能代表学界的共识。例如林伯隆（Charles E.Lindblom）便主张：“诚如大家所知道的（不管人们有没有特别去思考这个问题），企业家与企业（特别是企业集团）的政治权力远超过一般平民；企业家与企业对政府呼风唤雨的力量，不但严重扭曲了民主，同时也让它们从国家获得各式各样的好处，这往往使全民付出极大代价；譬如说政府为了保护企业主管、股票投资人、放款业者与债权人因管理不当而蒙受损失，经常会提供紧急援助。”根据他的看法，在市场社会里，有些重大决策权虽还是掌握在政府官员的手里，但企业高层主管握有的决策影响力也不遑多让；企业集团不仅掌握了社会所需的大部分服务与商品，还控制了土地、资本与劳力等它们赖以成形的要素，从而一方面让这些集团操纵着社会发展的关键，同时也部分动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之一，亦即大众对于精英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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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隆的论述无疑是发人深省的。的确，无论市场体系精英对民主的崛起有多少贡献（小资产阶级确实在民主建构初期扮演着冲撞体制的重要角色），它们对大众的压制还是让民主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摧残。林伯隆认为，从某个角度来看，企业集团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个超大型且权力过大的“人民”，这种角色虽然不会瓦解或瘫痪民主制度，却（通过利益团体的运作）彻底违反了政治平等的理念，而这个理念正是建立真正民主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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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相较于一盘散沙且有时候倾向“自扫门前雪”的人民，企业集团首先拥有相当高的组织优势，让它们有随时展开游说或施压行为的机动性，同时，它们更不像普通民众那样有寿命的限制，而是随着企业的永续经营持续不断地对政府进行渗透，再者，由于企业集团本身不可能是个具备民主要素的结构，其决策通常经由类似中央集权特征的专制模式来进行，这也让所谓“良心企业”成为一种奢望。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旦以满足“私欲”为主旨的企业控制了理论上以推动“公益”为目标的政府的话，后果当然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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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并购国家：迷思或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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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先让我们回过头再度审视一下利益团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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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本章前面段落中，我们倾向于从负面角度来思考近百年来利益团体的发展趋势，但事实是并非所有利益团体都是“私利性”的。例如，根据身份特征结合而成的部落或世袭阶级等“社群型团体”便是一种历史更悠久的团体，隐藏在官僚结构中的“制度型团体”则是基于本位主义而形成的另一类组织；此外还有一些高呼“支持选择权”与“支持生命权”口号的“倡导性团体”。特别是最后这一种，由于其诉求范围非常广泛，甚至扩及非人类活动领域（像解救鲸鱼运动等），因此经常被认定是种比较具“公益性”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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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不管其团体的属性是基于公益还是只想追求私利，这些团体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努力寻求介入决策过程的机会（一般也被称为施压行为）。从客观面来看，正如阿尔蒙德所说，利益团体主要所扮演的是“利益连结”与“利益汇聚”的角色，亦即在整理社会要求后，将它们转换成重大的政策选项；由此，多元主义者不仅相当支持团体的形成与发展，甚至认为通过团体行动塑造出来的“动态均衡”，可有效地将社会中的多数声音纳进国家的政策内涵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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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想法显然是太过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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