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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企业与国家 管理人群的动力是否正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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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务实（或比较传统些）的角度来看，“国家”（或政府）向来被认为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同时也是政治研究的焦点。但正如原始部落已发展到现代国家，民主已经取代君主政体成为制度主流，“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句俗语似乎不太适合用在政治内涵的演变过程中。尽管我们并不想像某些学者那样，认为国家单位即将有被取代的可能性，但是，是不是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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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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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压力）团体、新政治、金融全球化、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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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与施压：利益团体的源起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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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前几个章节试图带领大家从现实的政治运作过程中发掘出若干值得进一步观察与讨论的争辩性话题，接下来两章则希望创造某种想象空间。我们固然承认，将目光集中在现实问题上是“比较有意义”的做法，但另一个事实是：政治发展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当下，一些现在被争执得面红耳赤的问题，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被人们忘得干干净净；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也就是我们不仅应立足于现在，同时必须放眼未来，想想人类的下一步该朝哪个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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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或许多数人都忽略了一个现象，亦即现状并非“可能发生某种变化”，而是“随时都在变化当中”。就算我们想静止不动，但地球始终不停地在进行自转，时间也一分一秒地在不断流逝；就在大家眨眼的那一瞬间，这个世界上不知道发生了多少事，而这些事情又不晓得为未来历史的发展埋下了多少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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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见得要把上述问题看得很严重，但它的确是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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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主政治”正是如此。从19世纪初的有限政府概念（做事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以及有限投票权理论（只有“足够理性”的人，亦即贵族与富人等“有钱有闲”阶级可以投票，开放投票权后，又发明了复数投票制度，也就是上述阶级可以投一票以上），到20世纪后的万能政府潮流（政府应尽可能通过社会福利设计来解决人民的“所有”问题）以及普遍投票权理论（只要到达法定年龄就有投票权），虽然民主的立论基础（人生而自由平等）一直都没变过，实践途径却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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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存在着不同的实践理论，这些途径平心而论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不认为缠小脚是个好习惯，但实在很难指责它过去是个“错误的”习惯，因为在人类习惯背后总有一定的环境因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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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基于对过去长期专制王权体制的反弹，早期民主运动人士自然会形成对政府的不信赖感，在此同时，尽管他们强调并同意应该给予人民充分的参政自由，但面对教育不普及以致人民知识水平普遍低落的现实，却也不得不承认，骤然让所有人都获得平等参政权非但不理性，而且还隐藏着“暴民政治”的危险，这也正是有限投票权理论的背景。无论如何，一方面随着国际竞争激烈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依赖性不断升高，并使后者的职权范围持续扩张，另一方面某些国家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也让普遍投票权制度成为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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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如果大家稍微留心一点的话，应该可以发现一个矛盾，亦即：当人民由于普遍取得投票权而增加了对政府的集体制衡能力时，万能政府所意涵的依赖性却暗示此种制衡力量不可能太强。而且，随着政府这只“巨兽”通过长期的行政革新而强化其力量，不要说“民主”可能成为泡影，整个政治运作更可能形异而质同地倒退回到过去的专制王权时期。当然，各位对此也不要太担心，因为上面的说法只是逻辑推演的结果；如果人类是肯乖乖就范的动物的话，那么民主概念自始就没有出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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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万能政府现象导致的人民议价地位的下降，20世纪50—60年代间蔚为风潮的“团体政治”发展可说是某种程度的反弹；不仅各种利益团体想尽办法要影响决策过程，甚至自1960年代末起，许多团体纷纷与另一些社会运动（例如女权运动、民权运动或环保运动等）取得联系，而它们共同推波助澜的结果，有时还被认为是可能有机会取代旧的政治运作模式的“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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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定义来看，“利益团体”指的是“任何企图以说服或宣传等方法，有规则地影响政府决策过程的团体或组织”。美国学者杜鲁门（David Truman）认为，一个团体如果企图通过政府单位来实现其主张，就可以被称为是利益团体。伍顿（Graham Woottom）则直接指出：“利益团体是种私人的非政党性组织，主要从事有关影响政府进行政策制定的活动。”相信大家可以清楚地发现，无论是哪种说法，利益团体的活动对象都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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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讲起来，“组织团体”在人类生活里是件蛮吊诡的事情。一方面，人类似乎很理性地经常选择去组织团体，这也是“群居”成为人类生活主要形态的原因，但相对地，人类又经常理性地不去组织团体，原因是“人皆自私”，因为一旦有人组织团体去争取某些利益的时候，就有人会搭便车，企图不劳而获；不想让别人免费享受辛苦争来的果实的心理，往往抑制了团体的发展。尽管如此，这绝不代表人类就不去组织团体了。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动机理论”指出，正因为人类是一种理性动物，因此尽管存在搭便车的问题，但只要细细盘算就会了解，参加团体可能得到的报酬还是比一盘散沙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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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类组织团体是种自古已然的现象，但现代利益团体的蓬勃发展却是民主政治下的产物。理由相当简单，利益团体的主要活动是向政府机关施压以满足它们的目标，由于这种行为具有挑战权威的暗示，因此在君权时期一度备受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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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美国的利益团体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虽然很难明确指出其最早的发展情况，这类团体大约自19世纪初起便相当流行；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1831年造访美国时，就深深感受到美国社团的政治影响力。类似浪潮很快也席卷了欧洲，例如法国在1866年便成立“女权社”，目的在于让全球各地妇女都能够获得普遍投票权。尽管如此，现代利益团体要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还是要等到一个世纪之后的19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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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数学者的看法，利益团体所以逐渐获得较显著的政治地位，原因除来自人民自觉意识的提升之外，也可能是政党衰微的结果。换句话说，相较于传统政党组织在民主化初期担任协调并整合各阶层利益的重要工作，随着教育程度的普及，信息流通也跟着大众传播媒体的进步而更为快速，一方面让部分候选人得以跳过政党而直接诉诸选民，更重要的是，人民也不再非得需要政党来提供参政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式微所提供的政治真空状态，很自然地便被利益团体填补了进去。同时正因后者具备的政治性，特别是英国的学者更喜欢用“压力团体”来描述它们的主要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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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之所以称它们为压力团体，是因为这类团体会无所不用其极地企图影响决策过程。类似发展可说是为了因应整个民主政治环境所致，但有人对此持质疑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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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哈佛大学校长布克（Derek Bok）便认为：“当许多团体组织起来保护它们自己的特别利益时，积极主义的政治便会转变成静止不动的政治，我们将发现自己已不能有效处理通货膨胀或能源短缺等国内问题。”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离职演说中曾经感慨地说：“这（利益团体的活动）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是一个扰乱的因素，它扭曲了我们的目标，因为国家利益不再是我们个别利益或特别利益的总和；我们全都是美国人，因此我们不应该忘记共同福祉既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所在，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经济学家博格曼（Barbara Bergmann）也称：“游说者在国会山成群结队的现象日益严重，这不仅是一项政治丑闻，也构成了美国经济政策的一大威胁。我们目前的预算危机，大多是商业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带来的，而它们背后又有一大堆利益团体在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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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利益团体的发展固然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但正如许多其他制度，它也同时对政治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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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结构下国家体系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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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奥尔森对利益团体活动提出的严厉批判，这些团体是某些国家经济凋蔽的决定性原因，例如工会与企业集团等部门性的利益团体，便因强势介入政府决策过程，同时多半只关心如何改善其成员福祉，而非增进整个社会的集体利益，因此常被称为“私利团体”（尽管它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利益团体），从而也让某些国家（例如英国与澳大利亚）深受“制度僵硬症”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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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利益团体所以有如此影响力并非没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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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例，所谓“政治行动委员会”可说是利益团体发挥其能量的主要载体。这些委员会是不同于政党或候选人竞选委员会的一种组织，它们不仅可接受捐款，目的更在影响公职选举。从数量上来看，这种委员会在1975年时约700个，至20世纪初已超过5000个；其次，在具体影响力方面，正如前参议员杜尔（Robert Dole）所说的：“当政治行动委员会付钱时，它们当然期望有所回报，只不过其期望并不是要让政治变得更好，而是让立法工作变得更困难；可以这么说，如果每位议员都拿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钱，有一天我们恐怕没办法继续立法的工作。”不仅如此，依据美国现行有效的联邦法律，更出现了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超级”一词主要指其可接收的捐款数额和支出均没有限制的特征；自2010年初露头角后，此类新机构的数目已超过4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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