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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或许德鲁克有点儿危言耸听，因为他讲的只是一种“北方现象”（可观察到的个案只集中在少数发展较进步的国家中），排除掉了那些根本赶不上领先队伍的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他的推论没有参考价值。因为北方国家虽不能代表整个人类世界，但至少它们拥有非常强大且广泛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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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接着说：“新经济未必一定出现，但毫无疑问，新社会很快便会出现。”根据他的观察（他特别强调是针对已开发国家），新社会的主导因素，是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将出现新的就业形态（尤其受过良好教育的高龄人口将显得愈来愈重要），另一方面，“知识”将成为主要资源。不过，跟本章论述主旨不同的是，德鲁克认为浮动汇率制度虽剥夺了政府的部分政治能力，将决策权由政府转移到特殊利益团体手中，以至大家对政府的信心与敬意都大幅下滑，但他依旧表示，“矛盾的是，丧失财政和货币主权后，反而让民族国家变得更为强大，而非更为脆弱”，其原因是人民将更依赖政府来干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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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德鲁克的推论并不能代表学界的共识。例如林伯隆（Charles E.Lindblom）便主张：“诚如大家所知道的（不管人们有没有特别去思考这个问题），企业家与企业（特别是企业集团）的政治权力远超过一般平民；企业家与企业对政府呼风唤雨的力量，不但严重扭曲了民主，同时也让它们从国家获得各式各样的好处，这往往使全民付出极大代价；譬如说政府为了保护企业主管、股票投资人、放款业者与债权人因管理不当而蒙受损失，经常会提供紧急援助。”根据他的看法，在市场社会里，有些重大决策权虽还是掌握在政府官员的手里，但企业高层主管握有的决策影响力也不遑多让；企业集团不仅掌握了社会所需的大部分服务与商品，还控制了土地、资本与劳力等它们赖以成形的要素，从而一方面让这些集团操纵着社会发展的关键，同时也部分动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之一，亦即大众对于精英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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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隆的论述无疑是发人深省的。的确，无论市场体系精英对民主的崛起有多少贡献（小资产阶级确实在民主建构初期扮演着冲撞体制的重要角色），它们对大众的压制还是让民主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摧残。林伯隆认为，从某个角度来看，企业集团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个超大型且权力过大的“人民”，这种角色虽然不会瓦解或瘫痪民主制度，却（通过利益团体的运作）彻底违反了政治平等的理念，而这个理念正是建立真正民主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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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相较于一盘散沙且有时候倾向“自扫门前雪”的人民，企业集团首先拥有相当高的组织优势，让它们有随时展开游说或施压行为的机动性，同时，它们更不像普通民众那样有寿命的限制，而是随着企业的永续经营持续不断地对政府进行渗透，再者，由于企业集团本身不可能是个具备民主要素的结构，其决策通常经由类似中央集权特征的专制模式来进行，这也让所谓“良心企业”成为一种奢望。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旦以满足“私欲”为主旨的企业控制了理论上以推动“公益”为目标的政府的话，后果当然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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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并购国家：迷思或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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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先让我们回过头再度审视一下利益团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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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本章前面段落中，我们倾向于从负面角度来思考近百年来利益团体的发展趋势，但事实是并非所有利益团体都是“私利性”的。例如，根据身份特征结合而成的部落或世袭阶级等“社群型团体”便是一种历史更悠久的团体，隐藏在官僚结构中的“制度型团体”则是基于本位主义而形成的另一类组织；此外还有一些高呼“支持选择权”与“支持生命权”口号的“倡导性团体”。特别是最后这一种，由于其诉求范围非常广泛，甚至扩及非人类活动领域（像解救鲸鱼运动等），因此经常被认定是种比较具“公益性”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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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不管其团体的属性是基于公益还是只想追求私利，这些团体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努力寻求介入决策过程的机会（一般也被称为施压行为）。从客观面来看，正如阿尔蒙德所说，利益团体主要所扮演的是“利益连结”与“利益汇聚”的角色，亦即在整理社会要求后，将它们转换成重大的政策选项；由此，多元主义者不仅相当支持团体的形成与发展，甚至认为通过团体行动塑造出来的“动态均衡”，可有效地将社会中的多数声音纳进国家的政策内涵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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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想法显然是太过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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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精英主义者便认为，多元主义者只看到政治过程里由下而上的部分，这确实也合乎民主政治的基本逻辑（也就是人民即便无法直接参与决策过程，但至少拥有表达意见的机会），但他们依旧认为，政治权力的运作不仅主要是由上而下进行的，而且，“寡头统治”的少数游戏铁律也让社会团体在接近决策圈的过程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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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例子都显示，只有一小撮所谓“核心团体”才具备真正的决策影响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军火工业。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职演说中便直接点出“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威胁，亦即它们为满足其生产与销售需求，经常会夸大假想敌的战略威胁与攻击能力，并通过游说，要求政府增加军备支出来加以因应；冷战时期固然如此，即便进入所谓后冷战阶段，实际情况仍在恶化，很难有好转迹象，原因是后冷战环境塑造的和解气氛可能会使国家降低军事支出，然后集中资源全力去拼经济，而这是军火商所不乐见的。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包括美国在新世纪掀起的全球“反恐战争”，其背后就有军火商（与石油企业）运作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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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资本主义力量以全球化的姿态席卷整个世界体系，并给大型企业（及其所支持的利益团体与政治行动委员会）带来更强势的对国家的谈判能力后，难道政府竟然无动于衷，或对此根本一筹莫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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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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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那么多的政治运作原则后，相信大家一定都了解，政客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之一，本来就是借此满足其无穷的权力欲望；如果他们好不容易终于登上最高权力宝座，或分享到一定程度的权力后，结果却发现自己居然只不过是另一小撮人的傀儡，试想他们能接受这个现实吗？对此，政务官员与行政官僚的想法其实有点儿不一样。对政务官来说，他们并不排除在离开政坛后，进入企业界去开拓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此种例子确实不胜枚举；但对担任终身公务员的行政官僚来说，他们更希望尽可能地限制企业将黑手伸入决策圈。这两种不同意见的折中结果，是有关时间间隔与利益回避的规定，亦即所谓“旋转门”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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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从某个角度来看，此种以允许官员转任企业主管作为前提的政治妥协，其实已经证明了政府对于利益团体施压的无能为力。这也难怪美国学者赫兹（Noreena Hertz）等人要高喊“民主已死”，而企业也正准备“接管”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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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尽管自由放任主义曾经在19世纪的国际贸易中是主流理论，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压力下，具有集中资源功能的政府已成为福利的主要供应者，并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人民则因为在战时习惯了由政府来管控经济，于是也慢慢接受了政府的积极角色。不过，特别是在美国长期受到冷战时期财务结构扭曲所苦，甚至因此感受到经济发展的相对衰退后，1980年代执政的里根政府开始改弦易辙，试图重返自由主义，其目的是希望在卸下福利重担（亦即国家不再负责重新分配财富）后，让政府获得灵活的因应能力与喘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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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刺激经济，美国政府开始推动系列性的减税方案，一方面，最高所得税率从70%跌落到28%，另一方面，许多大型企业甚至无须缴税，有些企业的免税额还有剩余。英国则发起了“国营企业跳楼大贱卖”活动，因为它们相信民营化是治疗经济沉疴的不二法门，同时认为拍卖国营企业所得将有助于解决赤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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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政府逐步缩手，市场（企业）便逐步接管；以英美自由化政策为基础的金融全球化浪潮随即横扫世界各地，以至政府几乎无法管理或限制这些跨国性活动。正因国际资金流动量愈来愈大，使企业得以顺利在海外进行募款，再加上通讯革命的成果使其可以轻易地跟分布全球的子公司联系，而自由化意识形态也促使各国大幅降低关税，这些都让大型企业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去进行所谓全球布局。其结果是贫富悬殊与南北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从而导致更多的社会冲突并埋下无数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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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政策与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声称，向富人提供奖励措施，例如给予较低的租税优惠，表面上似乎对中下阶层是不公平的，但富人将因此而创业，最后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刺激成长。这种讲法看起来有那么点儿道理，但贝克（Ulrich Beck）认为情况不可能这么乐观，因为大企业在不断增强决策影响力的背景下，同时也获得更大的资本自由移动能力，它们可以自行决定在何处投资生产，在哪个国家缴税；政府阻止这股潮流蔓延的办法则往往是，继续提供甜头给企业，以便暂时留下其厂房，但依旧无法确保它们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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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当政府毫无底限地提供福利给大型企业（即便这些企业经常公然违抗政府的决定）的同时，政治游戏规则也开始悄悄地出现变化。在全球竞争压力加剧的情况下，企业更重视政界的用处，因为其竞争优势非但可通过降低成本取得，还可利用有效的政治游说来满足需求。时至今日，许多跨国企业的经济规模已经比某些国家还要强大，当企业与国家利益出现矛盾时，前者也通常是胜出的一方。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与国家间的权力失衡现象，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决策过程中，在国际场合中更是如此。例如，在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中，许多法令以促进市场自由化的名义被制定出来，在限制国家自我保护能力的同时，使企业体成为主要获利者，致使发展中国家经常觉得自己只是组织内的二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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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不正常循环下，腐败与分赃政治成为另一种全球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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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各国政府提出什么新口号来挽救形象，由于政府愈来愈无能（因为它们最后只集中关照极少数人的要求），而每日必然上演的政治口水战也使选民觉得政治开始与日常生活脱节，选民们开始抛弃投票箱，逐渐远离政党，消极一点的决定将自己埋到网络建构的虚拟世界里，积极点儿的则通过全球串联来表达并发泄其不满情绪，“我恨麦当劳”“反对微软进行垄断”或“拒买耐克”等网站即是这样的场合。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根据相关网络讯息，买张机票去参加反全球化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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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我们看到政府正在渐渐地失去其权力与独立性，企业则似乎慢慢地大权在握，但赫兹还是预告“一个新的政治运动正在兴起当中”；这股力量的参与者包括诸如家庭主妇、中小学教师、学生与社会各个中下阶层，其中既有乡下人也有都市人，既有蓝领阶级也有小资产阶级，总之，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捍卫自己的生存权益。虽然由他们掀起的抗议运动并没有固定成员，也没有固定的基地，但这反而增加了机动性。当然，从权力政治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成功概率可能并不大，但却为未来埋下了无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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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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