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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类组织团体是种自古已然的现象，但现代利益团体的蓬勃发展却是民主政治下的产物。理由相当简单，利益团体的主要活动是向政府机关施压以满足它们的目标，由于这种行为具有挑战权威的暗示，因此在君权时期一度备受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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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美国的利益团体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虽然很难明确指出其最早的发展情况，这类团体大约自19世纪初起便相当流行；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1831年造访美国时，就深深感受到美国社团的政治影响力。类似浪潮很快也席卷了欧洲，例如法国在1866年便成立“女权社”，目的在于让全球各地妇女都能够获得普遍投票权。尽管如此，现代利益团体要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还是要等到一个世纪之后的19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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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数学者的看法，利益团体所以逐渐获得较显著的政治地位，原因除来自人民自觉意识的提升之外，也可能是政党衰微的结果。换句话说，相较于传统政党组织在民主化初期担任协调并整合各阶层利益的重要工作，随着教育程度的普及，信息流通也跟着大众传播媒体的进步而更为快速，一方面让部分候选人得以跳过政党而直接诉诸选民，更重要的是，人民也不再非得需要政党来提供参政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式微所提供的政治真空状态，很自然地便被利益团体填补了进去。同时正因后者具备的政治性，特别是英国的学者更喜欢用“压力团体”来描述它们的主要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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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之所以称它们为压力团体，是因为这类团体会无所不用其极地企图影响决策过程。类似发展可说是为了因应整个民主政治环境所致，但有人对此持质疑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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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哈佛大学校长布克（Derek Bok）便认为：“当许多团体组织起来保护它们自己的特别利益时，积极主义的政治便会转变成静止不动的政治，我们将发现自己已不能有效处理通货膨胀或能源短缺等国内问题。”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离职演说中曾经感慨地说：“这（利益团体的活动）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是一个扰乱的因素，它扭曲了我们的目标，因为国家利益不再是我们个别利益或特别利益的总和；我们全都是美国人，因此我们不应该忘记共同福祉既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所在，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经济学家博格曼（Barbara Bergmann）也称：“游说者在国会山成群结队的现象日益严重，这不仅是一项政治丑闻，也构成了美国经济政策的一大威胁。我们目前的预算危机，大多是商业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带来的，而它们背后又有一大堆利益团体在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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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利益团体的发展固然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但正如许多其他制度，它也同时对政治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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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结构下国家体系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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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奥尔森对利益团体活动提出的严厉批判，这些团体是某些国家经济凋蔽的决定性原因，例如工会与企业集团等部门性的利益团体，便因强势介入政府决策过程，同时多半只关心如何改善其成员福祉，而非增进整个社会的集体利益，因此常被称为“私利团体”（尽管它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利益团体），从而也让某些国家（例如英国与澳大利亚）深受“制度僵硬症”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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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利益团体所以有如此影响力并非没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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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例，所谓“政治行动委员会”可说是利益团体发挥其能量的主要载体。这些委员会是不同于政党或候选人竞选委员会的一种组织，它们不仅可接受捐款，目的更在影响公职选举。从数量上来看，这种委员会在1975年时约700个，至20世纪初已超过5000个；其次，在具体影响力方面，正如前参议员杜尔（Robert Dole）所说的：“当政治行动委员会付钱时，它们当然期望有所回报，只不过其期望并不是要让政治变得更好，而是让立法工作变得更困难；可以这么说，如果每位议员都拿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钱，有一天我们恐怕没办法继续立法的工作。”不仅如此，依据美国现行有效的联邦法律，更出现了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超级”一词主要指其可接收的捐款数额和支出均没有限制的特征；自2010年初露头角后，此类新机构的数目已超过4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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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利益团体为什么将火力集中在影响立法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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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Mark Green）和纽菲尔德（Jack Newfield）认为：“捍卫特殊利益的团体所以设法主宰国会，是因为国会有权决定谁可获得政府补助、谁可以维持自己想要的价格、谁可能受到法规限制、谁可以获得基金、谁将被扣税、谁有免税的权利、谁可以延期征收或获得政府贷款等，简单来说，国会可以决定谁变得更有钱。”正因为如此，尽管国会接受的捐款相当多，但来自民众个人的捐输比例其实并不高。进一步来说，正如博格（Larry Berg）等人所描述的，有钱人捐款助选与当选议员用立法作为回报的恶性循环在不断进行当中，虽然政治人物大多不肯承认，但此一现象意味着有能力从事政治捐款者将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换言之，有钱人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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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还有许多“公益团体”存在，正如贝利（Jeffery Berry）所言：“公益团体追求的是国民整体的利益，其成果的享受没有选择性，也没有单独让该团体成员获得物质利益”。不过，这些团体的影响力跟上述私利团体是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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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深入探讨的话，将会发现：政党衰微与人民教育程度提升只不过是利益团体崛起的国内因素，事实上它还有更广泛的国际环境结构变迁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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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借由革命成果而打造出来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持续深化它对整个人类世界的影响；其中，不仅企业的经营结构必须跟着调整（从中小企业走向跨国公司），人民或消费者的价值观与判断偏好产生质变（受到全球性消费文化牵引），国家的传统角色与地位也受到挑战。正如大前研一所言：民族国家已经不见得还是能够思考或管理经济活动的有意义单位，甚至主导经济活动与民族国家之间也不再有必然关系，换句话说，当前市场体系释放出来的“全球逻辑”已然直接冲击了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组成单位的现代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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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企业与国家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错综复杂的。一开始，广泛（特别是跨国性）的贸易网络受限于交通运输技术的限制而迟迟无法建立起来，此结果不但让商业力量无法凝聚成一股足以影响政治的力量，恰恰相反，商业部门甚至经常成为政府用以贯彻统治的附属品或工具，例如，在国家间竞争激烈的时候（例如中国的战国时代或15世纪处于封建架构瓦解期的欧洲），政府便会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以便利用其经济能量，一旦竞争态势趋缓或消失，政府便会反过来实施“重农抑商”的压制性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部门中唯有商业系统会遭受到这种两极化的待遇，原因当然是“怀璧其罪”，亦即企业家拥有足以对抗政权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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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就欧洲的发展历史看来，起自15世纪末的地理发现运动不仅连带冲垮了中古时期的封建结构，也让各国被迫将施政重心放到经济上，从而导致“重商主义”的兴起，亦即认为政府应该在促进国际贸易活动上扮演积极的火车头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利用这股浪潮从传统封建王朝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从而也建构了今天大家见到的国际环境基础。尽管如此，由于国际贸易的持续扩张与全球贸易网络雏形的浮现，国家机器比私人部门缺乏因应弹性的缺陷也愈来愈显著，于是“自由放任”概念（也就是要求国家松手让经济部门自己管理自己）自18世纪末起慢慢取代了重商主义的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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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故事还没完，自由放任概念在19世纪虽然风行一时，但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之间又受到另一股浪潮的挑战。原因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先是向外扩张并改变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结构，接着又回过头来重塑了国内的社会环境。由于“贫富悬殊”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由此引发的“阶级冲突”一方面既深化了社会内部的对立态势，在提升政府能力（政府最起码的功能本来就是用以解决社会冲突的公共管理工具）之余，带来前述“万能政府”以及所谓“福特式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其中，后者意味着国家应担任调节经济活动的核心角色，既负责促进资本家与劳动者间的双边协商，必要时也须引导国家突破发展瓶颈并平衡财富分配。事实上，这种发展模式也带有若干“国家资本主义”的意思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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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千禧年与新世纪的到来，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好像又开始迈向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正如法国学者普利翁（Dominique Plihon）所描述的，金融力量在世界各地的急速窜升，可说是造成当代资本主义演变的重要动力所在；1980年代，英美政府起初只是为了改善成长速度趋缓并控制利润跌落而制定的政策，结果非但加速了“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在国家的调节功能因推动自由化与私有化政策而日益缩减后，一种以金融为轴心的“股票资本主义”也俨然成为世界性的新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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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说，所谓金融自由化的内涵可用“开放”两字来概括，它意味着由于既存区隔（特别是货币、金融、汇兑与期货等市场）被打破，国家市场无论对内或对外都充满着开放性特征，借此，人民不但可自由地悠游于市场结构中，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也变成一个巨大且独一无二的金钱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跨国企业或金融企业理论上可以毫无限制地在任何它们想要的时候，将资金投注到它们想要的地方去。当然，这种新结构虽大大地强化了企业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却也是一连串危机（例如1994年与1996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风暴、1999年的巴西货币崩盘，或2001年底阿根廷经济解体等）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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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是，在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彼此连动的情况下，金融全球化的结果已将国家干预社会的能力降到最低程度，市场运行则部分取代了公权力的传统地位，有时候更通过利益团体的游说与施压，让名义上的民选政府实际上受制于一小撮必须向它们股东负责的企业。大前研一讲得更是明白露骨；他认为民族国家尽管在重商主义时代确实扮演过创造财富的积极龙头角色，但选举政治的党同伐异逻辑却掐死了它们的经济命脉，让民族国家非但成为极其没有效率的财富分配机器，甚至在全球经济运作上也只能跑跑龙套而已。更不要说在区域整合运动的挤压下，所谓主权的意义也愈来愈边缘化。对此，虽然许多国家企图通过重新催化民族主义来设法力挽狂澜，但情况显然不如它们所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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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与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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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起来，自18世纪起，不但“民族国家”开始积极地建构一个不同于中古时期的新国际体系，“民主政治”理论也宣告成立，并声称唯有经过人民同意而选出来的代议政府才拥有正当性。其后，随着1990年代苏东巨变的出现，自由民主主义似乎取得唯我独尊的地位。但事实是，与此同时，民主政治本身似乎正进入一个危机暴风圈当中，正如法国学者齐瓦里耶（Jacques Chevallier）所说的，愈来愈多的政治献金丑闻案正席卷着多数欧美国家，愈来愈低的投票率也反映出日渐增长的对政府不信任与政治冷漠感，愈来愈网络化的社会则面临着解构与重构的关键时刻，总之，这是个充满变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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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哈贝马斯特别指出，当前社会正受到一堆“危机趋势”的威胁；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进行肆无忌惮地无情扩张的情况下，一方面企业家通过前述金融全球化发展而取得了对政府决策的更高议价能力，与此同时，人民却也有赖于政府积极介入来解决贫富差异的恶化。政府的处境可说是进退维谷，积极也不是，消极也不是：在高举自由化政策的旗帜下，国家角色已受到极大限制，人民对其施压的程度也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的可能性；由此，政府只能一面不断地向企业让步，同时以负债为前提，推动更多的社会福利计划，结果当然是所谓的“超载”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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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诚如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描述的，“电子商务”在当前信息革命中的地位，就像铁路在工业革命中的地位一样，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相对于在铁路创造的环境中，人类掌握了距离，在电子商务所塑造的天地中，距离则几乎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只剩下一个经济体，也就是只有一个市场。进一步来说：“新通路不仅改变了顾客的定义与购买方式，也改变了顾客购买的东西，还改变了顾客的行为、储蓄及产业结构；简单地说，改变了整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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