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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其实还有若干学者企图摆脱“国家”概念的纠缠（亦即不再陷入其是否继续重要的争辩当中），而是直接从社会结构与功能角度着手，将社会空间视为社会活动的产物。此种被称为“功能性区域主义”的观念特别强调通过社会互动与循环来创造资源的过程，同时也削弱了原来对国家的印象。蒂利（Charles Tilly）便曾研究过包括“多重国家与有力的非国家行为者在内”的社群，并认为这两种行为体间未必属于阶层性关系，而是处于同一个固定边界网络中的一部分。此外，由国家与企业共同界定的“经济区域”也是功能区域主义的一种。事实上，区域本来就是指某种可进行有组织治理的适当单元，尽管即便在欧洲地区，所谓区域治理程度还是相当有限；其实，无论是单一国家还是区域组织都无法保证区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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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无论由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来主导，区域化浪潮都对既有的传统国家体系提供了行为规范修正的效果。至于它究竟是国家单位为反制全球化浪潮而出现的集体行动，还是暗藏削弱国家对社会操控能力的“特洛伊木马”，并非现阶段理论层次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仅能就其未来结果来加以论断。这或许是社会科学处理问题时的通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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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夹缝中的国家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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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化力量不断解构国家单位时，尽管部分国家企图通过区域整合的方式来因应，但由于区域化的力量也带有崩解主权的性质，因此还是无法挽回国家的作用持续下降的颓势。尽管国家的消失并不是短期内就看得到的结果，安德森等人还是认为，国家的领土主权正受到空前严厉的挑战，其结果不仅让它不再是国际舞台上唯一的行为体，甚至在国内有时也没办法扮演决策权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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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就算国家的消失或被取代是个“必然的趋势”，但它绝对不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家在对抗自己未来的命运时或许并非坐以待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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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经验来看，当国家面临国内外环境的威胁时，“学习”一向都是其解决问题或追求进步时惯行的快捷方式。除了霸权国家经常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或符合其利益的国际秩序而刻意强调某种意识形态（例如民主政治或市场自由化）的崇高性，从而形成所谓文化霸权或文化帝国主义外，由于“落后”经常也直接或间接地暗示着某个族群将在激烈竞争中面临最终失败甚至彻底灭亡的命运，后者也会自愿或被迫地选择学习强者的途径来维系生存；例如清朝末年的中国便企图通过学习洋务而自强，同时期进行明治维新的日本也以英德作为模仿榜样，还有目前遍及全球的工业化运动，以及很多国家为避免被全球化浪潮边缘化而提倡的学习英语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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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学习的结果在客观上如何，其过程都必然影响到学习者长期存在的主要思想模式（甚至出现文化断层现象），同时，改革运动带来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效应，也将制造出新的得利者与边缘人；由此，一方面企图捍卫旧传统的保守派无法接受思维的急变，再者，在此过程中利益受损者也逐渐凝聚并积累其怨气，于是排外运动也就跟着爆发出来。值得注意的是，排外浪潮绝非如一般想象地只出现在落后国家，过去十几年来，类似的“恐外症”观念与种族歧视行为，也普遍存在于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主要欧洲国家。关键在于，通过学习达致进步尽管合乎集体利益，但文化防线的崩解却也经常带来下意识的集体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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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包括欧洲在内，人类在过去数百年来的努力已大幅提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内涵，代表现代物质文明的繁荣进步外貌，也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但在面对乐观主义者勾勒出的有如科幻小说内容的世界未来时，悲观论者却经常将焦点集中在因传统失落而导致的迷惘感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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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角度来看，观点间的截然对立暗示的或许不仅仅是观察角度不同而已，有时它也直接反映出人类在陷入理想与现实挣扎间的极度困惑。虽然一些观察家将基于全球化浪潮而带来的文化混同现象视为“繁荣的秘密”，并主张唯有如此才能制造出竞争所需的创造力，但仍有另一批人将此种压力下的文化融合看作是种“冒充理性的新世界观”，认为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将因此陷入既不可能追上领先者，又因为与传统割裂而无法回头的窘境当中，此即所谓“自我定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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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解决前述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原因是“竞争”既是当前国际体系的主要运作概念，而运输与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又使得任何群体都没有能力自绝于这个体系之外，于是绝大多数人也只能随波逐流于这个大环境中，任由强势文化与观念来主导自我发展。这正是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困境所在。不过，我们并不反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融合，也不认为多数落后国家只能被逼着走入死胡同，我们认为，唯有更主动地选择命运方向，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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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且不管“知易行难”向来就是人类最容易犯的通病之一，正如前章所描述的，我们熟知（也是政治研究传统焦点所在）的国家单位其实正面临着一个发展的转折点。首先，相较于过去将国家视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必须随时检视其健康状态，甚至认为规模愈大愈具有更高的安全保障（因此也让发动战争成为某种常态），如今国家被当作具备多种用途的“功能载体”，其结果也使多数强国都放弃了通过军事占领的方式来进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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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相较于过去国家以“土地”作为其核心观念，美国学者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认为重视流动性的“虚拟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代趋势。进一步来说，相较于传统国家，虚拟国家首先降低了对土地的需求，甚至主动将许多产业移往国外；当然，这并不是说领土已经不再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是新形态国家更重视经济竞争力，并认为包括资本、技术、人才与信息的快速流动才是力量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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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鲁克对“下一个社会”的描述相似，严格来说，罗斯克兰斯描绘的“虚拟国家”发展同样只是一种“北方现象”。在罗斯克兰斯看来，这种新的国家形态将为世界带来更加和平的环境，但肯尼迪（Paul Kennedy）等人认为，只要国家间发展不平等程度继续恶化下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内部政局日益不稳定，迟早会导致富国与穷国间发生战争；即便国际冲突受到压抑，其中累积的不满还是会导致恐怖主义活动愈来愈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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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办法细述所有可能的发展，但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是：由于工业革命加快了人类进步的速度，我们正处于一个随时都会有新鲜事出现的时代；有的发展（例如医疗、通讯与交通科技）确实已大大提升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便利性，另外一些（例如产业与文化的全球化现象）则似乎只提供了一连串的问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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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时代变量加入人类世界的既定结构之后，迫使目前作为整合资源主要单位的“国家”必须对此有所回应。我们在前面提到了三种不同的响应方式（事实上它们来自三种不同能力值的国家）：发达国家多半乘着这股潮流，顺势让国家朝“虚拟化”方向发展（亦即更重视全球布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稍微领先一点的新兴经济体）则强化“学习”运动，企图让自己进一步融合到这波浪潮当中，至于相对落后的低度发展国家，若非直接被抛到整个浪潮边缘的三不管地带，便是成为恐怖活动的渊薮。进一步来说，无论国家采取何种措施来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其结果或许都将为传统的国家观念带来质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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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问题是：全球化真是一股不可逆的潮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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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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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必须提醒大家的是，尽管有非常多的人认为全球化已经是“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浪潮”，但这不表示它必然是种“进步的象征”；换句话说，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就像是一个美味的苹果，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极可能是致命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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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赫尔德的看法，“全球化”指的既是跨洲际范围的流动与社会间互动影响程度的扩大，也代表着负责连结远距社群的人类组织正产生巨大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分析说：“我们不应该贸然地将上述趋势解读成即将诞生一个和谐的世界社会，或将其等同于推动全球整合的过程，并误认为所有的文化或文明都将因此而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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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确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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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支持全球化具正面效应者看来，他们否认所谓全球化等于“美国化”或不过是帮西方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掩饰的说法。一般来说，虽然他们接受一个事实，也就是欧美世界目前确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但从跨国公司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看来，如果说国家主权可能因为这股浪潮而遭到削弱的话，那么欧美国家当然也不可能幸免。换句话说，全球化运动的支持者更重视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结构正在产生的变迁趋势，尤其是在政治生活的本质与模式方面，一方面“全球政治”似乎正取代着“国际政治”的传统地位，另一方面，传播科技与微电脑数字革命结合了电话、电视、缆线以及卫星等科技后，国家、人民与组织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愈来愈密切，某种新的媒介——国际多边组织——也正以最快的速度增长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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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际数量而言，根据国际协会联盟（UIA）的统计，整个世界在20世纪初期仅存在着37个跨政府组织与176个跨国非政府组织，但是到了2000年，跨政府组织已增加到6743个，而非政府组织更有47098个（现在只能以无以数计来形容）。由此所建构出来的绵密网络，透过每年超过4000场各式各样的国际会议，几乎锁定了人类社会所有已经存在或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以谈判取代对抗”的合作性目标是其共同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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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人类的未来应该是无限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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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显然没那么简单。在那些经由全球串联而携手到热那亚、巴塞罗那或西雅图等地进行抗议的群众眼中，全球化不过是世界上少数政治与经济精英操弄的一套谋略，目的只在满足一小撮人的利益。赫兹便提到，针对当前南北世界发展差距正逐渐扩大的问题，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这两个领导性机构开出的药方，无论是震荡疗法（主要是要求立即抛弃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稳定性政策（以控制汇率与价格为主）、结构调整（政治民主化与强化反腐），还是贸易自由化（逐步解除管制以达到市场开放目的）等，其实都只是稀释了工会的谈判筹码，随之而来草率的大规模民营化计划，只让少部分人得利，多数人则在国家被迫删减公共支出的情况下失去了福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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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第三世界的困境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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