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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上篇综述并讨论了当前政治世界里的各种重要观点，以及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现象。其中，我们尝试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让大家了解人类如何一再凭借智慧来创建并塑造制度，以便改善自己的生活内涵，也从现实的观点切入，告诉大家这些制度如何被少数人垄断、操控并修正以满足自己的利益。尽管如此，我们既非刻意去强调在制度运作过程中的对立面，也不认为这些问题能够用类似冲突的手段来解决，而是希望这些实际问题被摊开之后，大家可以一起集思广益来共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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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这个世界是我们大家共有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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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将对国内外发生的一些新现象或新变量进行说明。在此列举这些变量的原因是：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正在变迁当中（不管是朝向正面或负面发展），过去的制度有其根源，当然不可能一夕之间即崩解掉（除非例外情况），新变量也不可能像某些乐观的人想象得那样会马上改变大家的生活；正如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一个比较可能的情况是，这个世界会不断吸收新的需求，然后慢慢地改变其内涵。当然，我们不敢保证这些改变一定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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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要说明的变量与人民有关。就像我们在前面讨论代议制度发展过程时所提出的，尽管有些人并不同意精英主义者有关少数统治是人类无法回避的现实的说法，但他们不能不承认，由于人类素质的平均程度的确没有办法去实践所谓的直接民主，因此由少数人把持政治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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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状况正在改变当中。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冷战带来了大体和平并借此刺激了经济发展的环境，而信息革命也在促进知识的广泛流通之余，提升了教育的成果，其结果是，不但第三世界国家的成人识字率从1970年代的43%，提升到1980年代的60%，以及1990年代的71%，在第一世界与那些表现杰出的新兴工业国家中，这个比例更平均维持在95%以上。与此同时，国民的教育普及程度也有着明显的进步，特别是中等教育以上程度的发展。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样的发展就一定有助于真正民主的落实，但比起过去实在是个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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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展必将（或者已经）带来几个影响：首先是人民自觉意识的提高，人们将拥有更多的能力去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关系，以及自己在政治世界里应该扮演的角色；其次是人民会重新思考有关组织合理性的问题，由此，不仅“国家”组成的不理性问题会凸显出来，所谓“社群”与“社群主义”的概念也将借由现代工业社会造成的孤立与疏离感而扩散开来，换句话说，人类必须找出足以重新凝聚集体认同的理由；最后，由于人们更加重视追寻传统价值（例如本土化或寻根运动）以及强化小型团体内部的互动（例如建立小区意识或进行小区重建活动），国家主权的强度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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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数二：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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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时，把焦点集中在主权国家身上是有意义的。首先，不管大家同不同意，我们每个人都一定得属于某个国家（无国籍者是数量极少的例外），同时得接受除姓名以外的一组终身代码（也就是我们的身份证号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尽管我们可以找理由改名字，但这组代码是绝对改不了的。再者，目前使用的政治制度是为国家量身定做的，因此带来了许多问题与挑战，例如为了提高内部凝聚力而必须去创造民族，同时也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间的分权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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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不管是大前研一预测的“民族国家的终结”，还是卡米莱里（Joseph Camilleri）与福克（Jim Falk）等学者倡言的“主权的终结”，都明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以“国家”为主的世界正面临着变化的压力。导致变化的压力除了来自社会内部因为人们教育程度与自觉性提高而带来的不同想法之外，来自国家外部的“全球化”力量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无法详述“全球化”的细节，而只能从三个角度切入，直接把问题带到全球化对国家与人民间关系的影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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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渗透性”的问题。众所周知，所谓国家就是把全部人类根据一些人为制造出来的卷标分成好几堆，然后一方面强调人群之间的不同，另一方面对不同人群的来往加以限制，例如我们想国际旅行的话，就得办理护照并申请签证（虽然免签证逐渐流行），经过海关的盘查并入境后，也不是想待多久就能待多久。换句话说，通过对人群来往的限制，国家希望将人民绑在固定的土地上，借此确定治下有多少人口。但是，这种情况已经因为信息革命带来的全球化现象而有所改观，正如大家看到的，尽管我们的身体依然不自由，但观念却能通过“因特网”而翱游四海，甚至根据共同想法而在网上组成跨国性的社群；从负面的角度看，由于政府的电子化也成为潮流，因此来自“黑客”的善意示威与恶性攻击，也成为令所有国家相当头疼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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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虚拟性”的问题。全球化为国家带来的不仅是疆界逐渐模糊的事实，罗斯克兰斯更从国际经济互动的角度切入，指出在“比较利益”法则（也就是商人在投资时会选择工资最低、原料最便宜、投资限制最少的地方进行生产，然后运到市场消费性最大的地方去）的影响下，许多跨国公司放在母国的基地规模与人员数量愈来愈少，尽管可能会留下所谓营运中心或研发中心，但生产资金与工厂主体都很自然地向全世界流窜。而且，国家不但愈来愈限制不了商人或资本家的行动（更别说商人本来就控制了民主国家的政治），在全球财务流通结构日趋复杂的情况下，诸如“避税”“逃税”或“洗钱”等规避国家控制的动作更是层出不穷；其结果是，国家不得不面对我们在前一章所提到的因为民主运作而造成的“政府超载”现象；由于收到的钱相对减少，政府应付超载危机的能力每况愈下也是可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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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取代性”的问题。一方面可能因为能力有限，或者由于政府需要负责的事情实在多得处理不完，于是所谓“政策转包”便成为一种相当流行的全球现象，“BOT”（也就是政府把公共工程交由民间执行并运作，等到一定时日后再收回来）就是个明显的例证。在以国家为主体的世界体系当中，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也正显著地提升。这里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世界银行本来经常会对那些有需要的地区或国家提供援助，但这些本来大多由国家出面协助的工作转由非政府组织来执行的比例已经从1970年代的6%大幅提升到1990年代的30%；再者，以联合国举行的国际环境会议为例，非政府单位的参与或投入程度都远超过所谓的国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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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随着国家疆界不断遭到渗透，国家作为主权管理者的地位不断虚拟化，再加上原本由国家负责的工作不断被取代，因此，就算还不能说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政治世界，但我们脑子里的传统观念与想象不知道还能再坚守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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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数三：网络民主与全球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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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上变量可能造成的结果，学者们见仁见智。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已经或多或少地为当前的政治内涵带来若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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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角度来看，所谓“网络民主”可说是最引人深思的一个话题。且不论它跟未来的直接民主形式有什么关联，至少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由于上网人数与虚拟社区数量激增，因特网已经成为政府与人民沟通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之一，几乎所有国家（不管做得好不好）都会架设可自行浏览甚至通过留言板双向沟通的政府网站，大多数政客在决定参选后也会利用个人网站的架设（不管有没有人看）来宣传政见并塑造个人形象。再者，相较于过去媒体或沟通渠道经常被垄断或被控制，网络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甚至有时自由过了头）的空间，让所有人畅所欲言，即使用了最不理性、最难听的话来互相谩骂，也不用担心会出现肢体冲突，因为谁也看不到谁，由此，如果从好的方面看（当然也有负面影响），人民至少获得了一个真正可以畅所欲言，且无须太担心会被报复的自由表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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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看，上述发展过程首先可以用于解释前面提到过的某种政党衰微现象；一方面由于人民在获得发言渠道后，部分意见已经不需要政党来帮忙动员或代言，同时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也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政党在政治过程中进行分赃和利益交换的“真相”，由此使更多人在对政党失去信心后，转而强化了“选人不选党”的倾向。另一方面，除了我们先前提到的传统民意调查机制外，因特网还提供了另一个实时调查系统，其所具有的汇聚舆论的能力也不亚于民调结果，在这个新变量与旧机制的冲击下，今日人民对政府拥有了比过去更强大的制衡力量，由此可能根本性地改变代议制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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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环境方面，“全球治理”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议题。正如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所谓治理是指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与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方式的总和；它可调和各种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并使其持续地采取联合行动，其中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制，也包括以人们同意为基础的非正式安排。”让我们抛开艰涩难懂的学术用语，简单地说，在人类进行群居生活的过程中，必然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出现人际冲突，所谓政治就是处理这些冲突的过程，而所谓治理就是解决这些冲突的办法。进一步来说，好的治理就是指建立一个好的政治制度，让大家都能够接受最后解决冲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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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人类为了建立“理性”的治理制度而不断地演化并创造发明，例如，过去的君主结构和现在的民主政治，不管好不好用，制度建立的前提都是为了更合理地去解决麻烦；但是，更重要的是，一方面治理的办法必须符合其治理的规模（例如管理一个小村庄和统治一个国家，显然不可能使用同一套办法；这也是古典希腊时期的直接民主概念被欧洲国家借用后却变成间接民主制度的缘故），另一方面，人类也被迫体认到一个现实，那就是真正理想的治理制度其实直到现在都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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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全球化现象不仅暗示着治理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也就是可能出现诸如“世界政府”之类的东西，虽然当前国家单位的规模已经大到不太理性的程度了），而它所带来的更为频繁的跨国性互动现象，也足以让本来就身陷“失灵”窘境（主要是因为政策超载的缘故）的政府更是左支右绌，多了一大堆难以解决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非但诸如贩毒、恐怖活动、洗钱等犯罪问题必须靠国际间合作来共同解决，一些为拯救人类未来的正面努力也有赖于国际组织进行多边协调（例如温室效应与各式各样的污染问题）；这一切都正在改变着我们制度的当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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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数四：资本主义体系的调整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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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无论“资本主义”与“民主”这两个名词间的真正关联是什么，是如左派或马克思派所说的“所谓资本主义式的民主根本只是资产阶级用来麻醉并控制无产阶级的工具，根本称不上是民主”，还是如右派或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资本主义体系将人民从阶级社会中解放出来，使其拥有个人的财产、自由与发展机会，从而奠下民主制度的基础”；它们间拥有纠缠不清的关系是个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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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角度来看，特别是从当代民主思想起源的欧洲史来看，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似乎确实在阶级解构与赋予个人自由方面有着明显的影响，同时，这个体系带动的经济活力，不但使社会流动与教育普及变得更为可能，也让更多民众具有思考自己未来的能力。因此，如果我们接受“自由”“平等”与“参与”是民主最重要的几个基本概念的话，那么资本主义体系提供的环境确实是民主生根发芽的大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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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正如许多人对资本主义式民主有着不同的观感，这个体系显然也存在一大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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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与面来看，目前的民主制度虽然尽可能地让所有人都取得投票权，但是，不仅投票只是参与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参与过程（也就是决策过程）显然被拥有资本者垄断了，竞选经费问题造成的参与障碍姑且不论，连保证金制度都带有些“排贫条款”的意味在内。由此可见，人民不但因为资本主义体系带来的新阶级（贫富阶级）状态而被排除（这种排除的状况当然不能说是种“平等”）在大多数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而且，由于少数人依旧垄断社会规范的制定特权，绝大多数人还是不得不根据这些人制定出的规范来生活，否则就有遭受惩罚之虞；试问，处在这种环境下的人们能够说拥有真正的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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