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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米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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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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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本书注释除特别注明外，均由译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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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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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文为sensa，是经验主义学派使用的哲学名称。这一学派认为，经感官获得的知觉元素构成了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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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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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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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初涉政治学的中国读者来说，肯尼斯·米诺格的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但在欧洲知识界，这位业已退休的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却一度是出镜率很高的公众人物。他做过《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还录制过名为“新启蒙”的电视节目。一位有着如此经历的学者，晚年撰写一本政治学的入门小册子，想来是很自然的。但是，考虑到米诺格主要凭先期出版的《自由性灵》、《民族主义》、《异化的权力》等学术力作而赢得了自己的声望，我们就应该恭敬地看待手头这本似显平常的通识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这本小册子是米诺格长期理论思考的凝练表达，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借着一本小书，他为什么能深入浅出地讲一些大道理，而且讲得那么通畅，那么令人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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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言谈中，人们往往把政治比作游戏。但在历史上，参与这种游戏却要冒很大的风险。涉身官场的每一个人，大略都能体验到如履薄冰的滋味，更不用说高层权力斗争的流血和死亡所营造的那种恐怖气氛了。现代政治的一个文明化表现，也许就在于使从政不再成为一种引来莫名杀身之祸的高危职业。今天，虽说政客之间和政党之间的角逐依旧暗含着阴谋伎俩，但是，宪政法治的制度框架，毕竟为政治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游戏规则。正是靠着这些规则的约束，政客和政党的表演不仅看来益发轻松，而且，其行动逻辑也有了更多的理性化色彩。缘此，那些掌握系统论、博弈论、统计学等数理方法和先进计算机工具的当代学者，便试图像科学地研究自然一样科学地研究政治。他们挖资料，采数据，建构起一种又一种解释框架，不断提高着政治行为分析和政治过程研究的科学化水准，也直接或间接地为政治决策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参谋意见。但是，政治学研究只能沿着这样的路线朝前走吗？米诺格说：“现代社会就是资料慢性中毒的社会。”这话几乎明示了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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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使用了若干通俗类比，其中颇具深意的，是把国家喻作一艘航船。“政治就是驾驶国家这艘航船的艺术。”一如航行需要灯塔，国家的治理也需要理想的指引。因此，政治学不能在好政府与坏政府之间保持中立。米诺格告诉我们，在思考良政善治这一重大问题的时候，历史方法也许比科学方法有用得多。于是，本书就试图通过历史的巡礼，给人们指示一条理解政治的路径：希腊民主如何诉诸公民参与；罗马共和怎样培育公民美德；基督教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文明发展的重要一环；国家的政治整合与个人的自主独立为什么成为政治现代性的双重面相；以及，为谋求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良性均衡，现代政治文明如何从传统中提取价值资源，又怎样超越古典主义，在更高水平上构建了崇尚自由的宪政民主体制，等等。也许可以说，高屋建瓴和娓娓道来的历史叙事，是本书最引人入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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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理论造诣深厚的公共知识分子，米诺格熟悉文明史上的价值之争，更清楚“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当代共识性政治话语所包藏的深刻分歧。所以，他更愿意启发读者去思考，而尽量避免代读者下结论。“为政治导航的最有用的工具是‘正义’”，也许是本书最旗帜鲜明的立场表达。但悉心揣摩，我们又会在这一立场表达背后发现某种思想的审慎。其辩证意涵是：在形而上的价值层面，追求正义俨如来自神圣之域的绝对律令，天然正当且永远有效；而在形而下的操作层面，若监察既定的政府组织或政策实践，看其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正义要求，则必须用怀疑的目光来打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趋向正义的每一点进步，都应给予首肯；但对那些打着道德旗号彻底改造世界的政治运动，却应保持高度警惕。良好的政治生活与专制主义不相容，可是，专制主义并非只有一种。历史上曾大行其道的专制君主，今天已不再受人追捧；但包裹着理想外衣的意识形态，却带来了现代僭政的新隐忧。因此，应力戒道德的泛政治化和政治的泛生活化。历史告诉我们，“政治艰难地支撑着一个平常的世界”，但在这个平常的世界，“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并不关乎政治，正如同踢足球的大部分内容不是与裁判争辩”。在这个意义上，米诺格说要防范政治的僭越，归根到底就是要防范公共权力的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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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诺格看来，我们或可制订出相对正义、自由和民主的政治规则，但仍无法解决在广阔背景中的人性叵测与文化差异。所以，向往理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要警惕种种或明或暗的“狭隘偏见”。也正因此，政治学处于“通识教育的核心”，它关切着我们在道德品性和经验生活中的双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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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日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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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第一章 政治中为什么没有专制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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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古巴格达哈里发哈伦·拉施德[1]常会乔装成乞丐以访察民情。聚集在绝对权力周围的谄媚者们包围着哈伦，他只有使用迂回战术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哈伦就是那个著名的伊斯兰国王，他宣布将山鲁佐德处死，可是山鲁佐德会讲好听的故事，讲了一夜又一夜，一共讲了一千夜。哈伦听得入迷，一再推迟执行死刑，最后竟娶她为王后。这个著名的故事生动地描绘出专制体制的形象：那种政体的秩序靠武力来建立，以恐怖来维系，朝令夕改，反复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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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政体中，有关秩序的最高准则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好恶。然而专制体制也不是完全不讲正义的：正义在十分传统的社会里也普遍流行着——习俗主宰一切，人们把普遍流行的正义观念当作自然法则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在一个神授的体系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朝代的兴衰更替遵循着中国人常说的“天命”，但对农民来说，生活并没发生多大变化。君主的智慧主宰一切。公元前11世纪，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发生了冲突，以色列人便到统治他们的先知撒母耳那里说，他们需要一个既能主持正义、又能带领他们打仗的王。撒母耳不赞成这个要求，还警告他们说，这样的王将会剥夺他们的财产，束缚他们的活力。但以色列人仍然坚持要像别的民族一样，立一个王。在当时的中东，“王”就是一个用专制的方式对待民众的统治者，与欧洲立宪制下的统治者很不一样。之后的情形是，以色列人很幸运地拥立了扫罗、大卫、所罗门这些著名的君王，他们使以色列人享有了一段短暂的安定，甚至为以色列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所罗门对两妇人争夺同一婴儿案的裁决[2]只是他传奇式智慧的一个最脍炙人口的例证。然而这些贤明的君王最终还是会采取暴虐的举措：最后所罗门规模浩大的工程所带来的沉重负担终于导致了以色列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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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是一个笼统的名称，它包含许多不同的类型。非欧洲的各种文明几乎全都不可避免地被不同形式的专制体制统治过，而西方的思想创造则总是遭到各种专制统治者的敌视——从残暴的埃及法老到精神狂乱的罗马君王如卡利古拉和尼禄，还有印度和中国那样的远方异邦的皇帝。在欧洲，追求专制权力的人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欧洲人有时会被某种以诱人的理想主义面目出现的专制体制所蒙蔽——希特勒就使用过这种手法。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专制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离我们都不远。许多国家至今还在专制主义统治之下，它随时都可能带来痛苦或死亡，人们就像生活在疯人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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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将专制主义（连同独裁和极权）定义为一种政体。这会使古希腊人大为惊骇，因为古希腊人的独特（也是他们的民族优越感）恰恰在于他们不同于那些听任专制主义统治的东方邻居。这一观念上的差异告诉我们，政治在我们的文明中占据着如此中心的地位，以至于文化和环境的每一步变迁都会引起政治含义的变化。所以，我们想要理解政治，第一步就必须摆脱现有的未加思索的信念的束缚。为什么最初曾是某些西方国家的精英所从事的一种有限的活动，如今竟被看作是无处不在的人类关注的焦点？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解释这一过程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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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看一看古希腊人赋予政治的价值观。希腊人最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完全不同于东方人。希腊人赞赏埃及、波斯这些东方帝国的绚丽文化，却又鄙视这些国度的统治方式。他们把这种外国制度称作“专制主义”，因为这种体制下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无异于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希腊人是武士，他们鄙夷东方臣民在君主面前匍匐下拜：他们无法忍受公民与当权者之间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两千多年后，我们完全继承了这种对匍匐下拜的习惯性反感，部分的原因是“匍匐下拜”是基督教中用来描述人与神之间的距离的一种意象。谈论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常用domination（支配）这个拉丁语词。古希腊人说的despotes（主人）和古罗马人说的dominus（主人）指的都是奴隶主所特有的那种权力。当代有许多语言符号表明这种意识在我们的自我认知过程中占有未受削弱的中心地位，例如现代英语中的dictatorship（独裁）和20世纪出现的新词totalitarianism（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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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的本质是，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不存在对统治者不受制衡的权力的挑战。臣民的唯一任务就是献媚。那里没有国会，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也没有法律来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强权剥夺。一句话，没有公众舆论，只有专制统治者的强音。奇怪的是，臣民的这种被宰制状态倒使一些专制体制成为精神启蒙的著名发源地。在一个国度里，强权的反复无常也会引发一种回应，富有思想的臣民转向神秘主义、禁欲的斯多葛主义或是其他消极隐退的信仰。他们在超越感官的精神世界里找到了生活的真谛，而社会和政治生活则被贬低为一种幻象。这种趋势的后果往往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停滞，只有短暂的繁荣算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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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社会都起源于军事征服，武力征服之后自然会产生专制制度，所以如果建立的是一种公民秩序或政治秩序，就应当被看作是了不起的成就。[3]欧洲人曾在三个著名的历史时期创建过这种秩序，但其中的两次都以公民秩序或政治秩序的崩溃而告终。第一次是古希腊的城邦时期。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专制统治者就攫取了政权。第二次是古罗马时期。罗马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帝国，但帝国的成分实在太庞杂，只有专制政权能防止它解体。第一次的经历产生了斯多葛主义和其他的遁世哲学，第二次历史经历则为基督教的诞生播下了种子。典型的中世纪政治产生于基督教思想和西方的野蛮国家，从中世纪政治中又衍生出现代的政治制度。既然我们依旧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就只好在历史不断的前进中理解政治，我们不知道前进的终点究竟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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