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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法律和政令不是出自一个专制君主的宫廷，而是经过在概念上平等的公民们聚在集市广场上讨论后得出的。这广场往往也是政治论坛。在法律（isonomia，这个词有时也用作民主的同义词）面前公民人人平等，在公民集会中每个公民享有均等的发言机会。在雅典这样的大城邦，一次公民集会可能会有数千人出席，所以在会上发言的主要是研习过讲演技艺的贵族，或是拥有一群追随者的头面人物。在民主政治中，许多公共职务是由抓阄来决定人选的，但主要职位靠选举，一般也是由有权势的家庭成员来担任。从修昔底德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我们看到民主程序得到施行。例如第三卷中描述雅典人辩论如何惩罚反抗雅典霸权统治的米提林人的情景。享有盛名的领导人克里昂主张执行早已制定的消灭米提林男子并将他们的妇女儿童卖为奴隶的计划。克里昂的理由是现实的：要想维持一个帝国就必须准备在必要时采取无情的措施来防止它崩溃。他的辩论对手狄奥多托斯主张采取温和的手段，理由是无情镇压只会使雅典庇护国的人民一遇机会就拼死反抗。在这场生动的智慧之争中狄奥多托斯获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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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辩论的公民在私人生活中属于自己的“家庭”（oikia），“家庭”是古希腊社会最小的生产单位。[2]希腊文oikos这个词（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即亚里士多德说的：女子从属于男子、子女从属于父母、奴隶从属于主人。希腊人在“家庭”的领域里享受天伦之乐，主要的物质需求也在这里得到满足：食物、温暖、住所、养育后代等等。这里是一个自然的世界，一切都有序运行。对于人工和自然的区别，许多文明都未作深究，但这却是希腊人认识世界的立足点。智慧存在于听从自然的支配，基于“自然”这一概念的形成方式，这一观点滋生出数种不同的哲学理论。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种矛盾关系：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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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男青年成年后可以走出“家庭”，步入集市广场。在广场上他终于可以超越自然需求而担负起社会责任，发表值得人们记忆的讲话，创立使他获得某种“永生”的功业。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已经相当自觉地将自己看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在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索自己、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他们也同时开拓了人类经验的边疆。于是政治便与历史同时诞生了，因为政治和历史对于“人是什么”以及“什么值得留入人类记忆”这类问题的看法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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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对言辞和事迹的记忆，文字又是记忆的载体。在政治活动中，人们通过讲演来沟通，讲演是一门需要学习的技能。讲演者要善于把握观点、设计论辩结构、了解听众、懂得主要的人类情感，等等。公共政策的决策被拿到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接受公开的批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情。一批被称为“智者”的教师将演说技巧编成教材来训练有抱负的贵族青年——他们得凭借用讲演打动听众的能力来积蓄力量。一次讲演就是一段将要流传千百年的表演。修昔底德所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量引用了参战者们在讲演中发表的观点。这些讲演可以总括起来成为一部关于政治智慧与政治谬误的综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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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研究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方法来自一个至今仍有影响的十分荒谬的信念：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预先设计好的。希腊人相信他们的城邦是由半神半人的形象创建的，比如，吕库古建立了斯巴达城邦，忒修斯建立了雅典城邦。预先设计的架构若陷入绝望的境地就常会有智者来修复。在政治中最著名的例证就是公元前6世纪前期梭伦在雅典的业绩。梭伦推行的改革中有两个特点代表了希腊政治的基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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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梭伦谨慎地将地域单位作为政治活动的基础，这就使各个家族或部落的成员融合在一起。现代社会的选区具有同样的功效：它将住在同一地域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组合到一起，打破自然关系形成的界限，鼓励大家在整个居民区广泛利益的基础上参与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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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完成改革之后，梭伦有意地离开雅典十年之久，让别人来管理这新的政治体制——这是分权原则的雏形。因为若要实行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关键就在于必须设置一整套附有各种责任的抽象职位，而且从原则上说任何有能力的官员都可以担任这些职务。专制体制取决于专制者个人的品格秉性（他们往往是喜怒无常的），而政治体制的领导人则是按照职务所赋予的责任来行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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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城邦国家的一套职位体系，再加上规定这些公职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这就构成了宪制（constitution）[4]。若是没有宪制就缺少了使政治有别于专制的那种道德规限。宪制在两个重要方面起作用：它一方面划定政府公职担任者的权限，另一方面作为前者的结果又为公民们提供了一个有规范的（却不是僵死不变的）空间。宪制使政治具有了运作形式，政治科学正是滥觞于对宪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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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与专制相对）的科学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政治本身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虽然说到底政治是人类秉性的产物。关于专制体制，有一点是肯定的：再英明的专制主也迟早会被疯狂或是孱弱的继承人所取代。一个专制体制总是逃不脱一套固定的兴衰节律，就像四季的更替，这就使希腊人更坚定地相信，专制体制关乎奴役而远离自由，属于非理性的自然世界。宪制则属于理性世界，可以用一种更加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不像专制体制那样难以捉摸——尽管宪制说到底也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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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各种宪制可以按照表明主要倾向的某些特点来分类。在所有的宪制中，统治者或是一个最高领导，或是一个由有权力的领导人组成的小群体，或是一个由多人参与的议会。由一个人，几个人，或许多人来治理一个国家，除这三种方式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在希腊古典时期的政治中，只有两大类不同的政体，一类是寡头政体——据认为是代表富人和权贵利益的；另一类是平民政体——据说更关心穷人的利益，而且更倾向于使用暴力也更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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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政治学研究各种宪制，总结人的天性与政治交往间的关系。研究希腊政治学最有用的理论工具大概就是循环论。君主制极易蜕变成僭主政体[5]，僭主政体又被贵族政体推翻，贵族政体蜕变成剥削民众的寡头政体，寡头政体被平民政体推翻，平民政体蜕变成动荡的暴民统治而使人民无法忍受，某个强有力的人物夺权变成君主，于是循环又周而复始了。这种政治理论被后期的一位名叫波里比阿的希腊人广为阐释且产生了影响，他的主要目的是向希腊同胞解说罗马政治的特点；我们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还可以看到别种版本的循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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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培根所说，知识就是力量。政治学中的周期律知识启发了这样的设想：也许可以设计出一种能打破这种循环的政治体制，使国家即使不能长存不灭，至少也能维持较长时期的稳定。打破循环、避免衰亡可以通过两个设想来实现。第一，政府的数种职能可以由不同的职能机构和议会团体来分担。行政决策需要由一个领导人作出，审议政策要由有经验的公民组成的一个小团体来进行，而法律是否能被接受、政府是否能作出反应，则要看是否能用有效的方式征求民众的意见。根据这种看法，就可以组成这样一种宪制：在上面提及的一个人、一小群人和许多人这三者之间分配权力。第二，这种权力分配还可以均衡富人和穷人的利益，防止以上任何一类人利用政治权力牟取经济利益。政治上的这种平衡和保持人体健康的道理相同，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防止政治腐败的发生。这就是分权理论，它在西方政治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一种理论，它也表达出政治家经常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看法。例如英国就逐步演变成了一个在国王、下议院和上议院之间分权的政体，因而经常被引为分权制理论的现实例证。律师和政治家们都懂得这个理论，有时还会靠它引路，但实际上英国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英国本身的独特条件下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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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佳的宪制——他称作“波里体”——必须具有一定的民主成分。他研究了许多种宪制，对政治变革的机制尤其感兴趣：他认为，革命的起因总是某种对平等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本人既关心政治，又关心伦理，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一个好公民能同时做一个好人吗？一些国家的统治者会要求他的臣民采取错误的行动。希腊政治（如同希腊世界里的一切）理论奠基于如此系统严密的理论建构，以至于人们常会感到，不管我们如何摸索着前进，我们总也离不开希腊人的经验所提供的几种有限的选择。换言之，政治判断是在有限的可能性中作出选择。这种观点假设人类本性是固定不变的。尤其在现代，这种观点受到了另一种观点的挑战：人永远是他所处社会的产物。我们现代人谈论的政治选择很少有希腊人未曾以某种形式提及的，希腊人还给后人留下了他们的理想——这的确是他们的专长：在哲学中，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政治学中，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通过伯里克利之口讲述的雅典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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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雅典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定下不受欢迎人的名字，并通过投票决定是否将某政治人物予以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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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希腊的“家庭”由自由人和奴隶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包括三种关系：主奴、夫妇、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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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制和政治的区别参见第一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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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onstitution兼有“宪法”和“政体”两种含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constitution指与东方专制体制不同的那些政体，此处暂译为“宪制”，一般情况下译为“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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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亦称僭政。据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吴寿彭译，1983年商务版）注：希腊各邦的僭政兴于公元前7世纪，僭主大都出身贵胄，利用平民摧毁氏族长老领导，纂夺王位，独揽统治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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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第三章 古罗马人：爱国主义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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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政治的基石是理性，罗马政治的基石是爱——爱祖国，爱罗马。罗马人把罗马城看作一个家庭，把罗马的创建者罗穆洛斯当作他们共同的祖先。这和希腊人大不一样，在希腊人看来，家庭在哲学上只代表着我们出于动物本能的需求，而政治则赋予我们一种超越动物本能的自由。正是伟大的基督教徒圣奥古斯丁将爱国主义宣传为主导罗马人的感情，部分的原因或许是他从罗马人的爱国情感中预见到激励基督徒的那种爱。“为祖国而死便是甘之如饴，死得其所”[1]，这是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句诗，表达了长期以来被看作最为高尚的政治情感。然而时代总在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类付出惨重伤亡代价之后，这句诗又常被用来讽刺人们被政治家的侵略计划裹挟而无可奈何的境遇。这一变化的原因何在，就是本章的一个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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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诸城邦是西方历史辉煌的一页，然而罗马仅以一座孤城拓展成一个帝国，而且在帝国衰亡之中又衍生出一门雄心勃勃、席卷全球的宗教。希腊人是聪明而富于创造力的理论家，罗马人则是清醒谨慎的农耕武士，不像他们的前人那样容易受一种主张的摆布。我们从希腊人那里传承了思想，从罗马人那里继承了实践，这两者在现代欧洲诸国都留下了不同的影响。比如说，虽然英国人和法国人把罗马当作立国的绝佳样板，德国人对古希腊的崇拜还是超过了两者。但所有的欧洲人都从这两个不同的来源获得了探讨政治生活的词汇，例如希腊人的政治词汇“政策”“警察”，还有“政治”这个词本身；罗马人关于公民的词汇“礼貌”“公民”“文明”。美国政治的构建和语汇显然都受到古罗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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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语汇实际上比希腊语的影响更深远，因为拉丁语作为讨论政治的语言不仅流行于罗马统治西方的时期，而且在欧洲一直延续到罗马灭亡后一千年，直至16世纪现代国家出现之时。我们谈到罗马帝国的衰亡，但在罗马帝国（指西罗马帝国）政治势力消亡的同时，罗马教皇的精神帝国兴起了。在我们所说的“中世纪”（公元400至1500年），人们一直认为他们仍然生活在古罗马的废墟中。他们甚至曾经试图复兴罗马帝国。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公元800年在罗马登基[2]，神圣罗马帝国又以影子国家的形式持续下去，直至1806年被拿破仑取缔。拿破仑又用自己的王朝取代了罗马帝国，同时还在法国到处建立罗马风格的纪念碑。现代之初，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1518年）中将罗马政治描述为欧洲政治的样板。马克思的说法则十分耐人寻味：法国革命是穿上古罗马服装演出的一场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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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使欧洲人如此着迷的古罗马提供了各种值得研究的样板。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诗人但丁赞颂罗马帝国给世界带来了和平；马基雅维利则罗列了早期罗马共和时期的优点。两个人都把罗马历史看作一个民族永远富有魅力的历险，这个民族自认为肩负着向全世界普及文明的重任。根据传说，罗马于公元前753年由罗慕洛斯建立，以后一直由国王统治，直到公元前509年“高傲者”塔尔坎被一个贵族集团的首领朱尼厄斯·布鲁图斯驱逐。据说是因为卢克雷蒂娅[3]被强奸的事件激怒了布鲁图斯。因此，罗马人把王权统治看作一种奴役，但他们在改造罗马政体的时候则表现出独特的政治创造性——在对政体进行彻底修正时却保留着原来的主要框架。即便对于王权也是如此：两名执政官取代了国王，共同掌管王室最高权力，却又设置了一名被称作“教王”[4]的宗教官员，保留了王权的退化形式。元老院掌管占卜（这是统治的象征也是统治的工具），这就延续了罗马的政治传统。罗马人中另一个主要的阶级——平民，总能获得一定的参政机会，但现在统治国家的不再是凌驾于贵族和平民之上的国王，而是行政长官，这样平民就感到不满足了。平民们认为受到了行政长官的压迫，便集体离开罗马，住到附近的一座山上。罗马人用他们最典型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协商决定增设平民自己的官员，称作护民官。罗马政治向后人提供的样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罗马人用订立章程的方式解决危机，一是他们在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先打败了邻国，又战胜了意大利南部的希腊诸城邦，最艰巨的是在三场拼死大战后击败了迦太基人。不久他们征服了希腊全境，开始统治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西欧，包括英格兰和德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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