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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不将经济与国家的观念区分开来，就不可能产生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对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进行反思的产物。又如，不将文化与社会区分开来，民族主义就毫无意义。民族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应当独立自主。（从马志尼[9]到伍德罗·威尔逊[10]，各式各样的人物都信奉民族主义。它还激励了各式各样的民族，如捷克人、塞尔维亚人、爱尔兰人、巴斯克人[11]、布列塔尼人[12]等。）这一学说有别于那种被滥用的所谓“民族主义”，后一种“民族主义”指的是已经建立的国家与别国争吵时的那种高度感情化的团结一致——那是另外一种现象。这两种民族主义的混淆导致了这样的谬论：既然所有的冲突都来源于民族主义，那么通向和平的道路就是放弃民族主权，由国际性权威机构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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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这些抽象“组合关系”的人们也总想为每种组合找到一个最高动机，从理论上简化它们。例如“政治人”（homo politicus）指受权力欲望驱使的人们；“经济人”（homo ecnomi－cus）指受攫取财富的自私欲望驱使的人们。社会代表团结，而经济代表分离——“社会”有时被“社区”（community）这个更富有感情色彩的名词所取代。不言而喻的是，全部的人类动机事实上都会在所有现代“组合关系”的范围内起作用：权力会与文化纠缠在一起，理想主义与政治、体育运动与经济等等，都会相互牵连。简单化地判断动机和“组合关系”所得出的荒谬见解早已在现代生活的理论和实践中泛滥成灾，当然，这里不打算谈论这个话题。下面还须讨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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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利益”这个词有一段复杂的历史，在现代的道德结构中它不是指自私自利的坏品德，而是指“责任”。个人主义的社会要求其成员承担这一责任，自力更生，不依赖别人养活自己。当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人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如果多数人都不能以这种寻求自身利益的态度生活，现代社会就不会是目前这个样子了。当然，寻求自身利益并不排除或妨碍我们关心、帮助我们的邻人以及与我们相处的其他人。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又岂能谈得上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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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以上四种“组合”中某一种是最根本的组合呢？这或许触及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思想深邃的理论家如霍布斯和黑格尔就曾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论证说，国家是最根本的，它决定一切其他的组合。卡尔·马克思反对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是政治进程的决定因素，他还把一切都囊括到广义的“社会”这个词汇中。正是马克思最引人注目地探索了上文提及的坐标体系中衍生出来的种种智力上无法回避的可能性：某一个“组合”会制约其他的组合。1859年马克思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他又说，生产中经济条件的物质变革“能够用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来确定”[13]。这一问题的答案——如果真有答案的话——是哲学家们一直在探寻的现代社会科学中的一颗宝石。我们离这颗宝石还很遥远。有的怀疑主义者认为它根本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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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政治活动家始终有一种幻想，认为另外存在某种比国家更重要的“组合”。这是由于他们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他们追求的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想利用这种权力来推行某些领域里的社会、文化或经济改革；而根据他们的理论，这些领域比国家更重要。如果表层的东西能决定根基，那我们的理论必定出了差错。这种自相矛盾也在某些现实活动中表现出来，例如一些人声称国家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表面结构，但他们没有消灭国家却建立了一种极权。非洲一些民族主义者自称是某个并不存在的民族国家的代言人，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制推行文化统一政策的政府，这种统一实际上生生创造出了他们原先宣称自己所代表的那个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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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奇异的尝试都是出自一种怀旧的渴望：希望回到现代国家产生之前的那种单一的“政治机体”。古典的共和主义者厌恶基督教，因为它将对世俗权力的忠诚与对国家权力的忠诚作了区分；社会主义者认为人们无法调和在工作中对个人职责的履行与在公共生活中对国家的忠诚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者认为我们文化的纯洁性被外来统治者的压迫所玷污。“异化论”是对我们的社会弊病之根源的一种很流行的诊断，而现代政治所作的许多努力都注定要失败——它试图修复已经永远破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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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hip of state与body politic在英文里都是“国家”的同义词，但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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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文为political associations，暂译为“政治组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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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普卢塔克（46——125），古罗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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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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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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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古希腊“家庭”的概念参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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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1798年发表著名的《人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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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原文为association，意为“联合”“交往”“社团”等，作者用它表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组合、交往的方式，所以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等都是一种“组合”。以下译为“组合”或“组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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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青年意大利党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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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第二十八任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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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班牙山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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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国布列塔尼地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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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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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历史与边界 第七章 国家间的关系：如何保持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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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国家内部如何复杂，在国际上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武装起来的整体，随时可以进攻别人或自我防卫。欧洲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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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足够的自我防御力量任何社会的和平与繁荣都不可能维持多久。由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组成的欧洲一直就是一个战场，而且历次战争一般都未能定出最终胜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久地统治整个欧洲。欧洲历史似乎可以这样来总结：备战，打仗，战后的恢复。人们也许曾指望基督教这种倡导和平的宗教能够改变历史，然而基督教实际影响的最典型例证也许是克洛维[1]的故事。克洛维是西法兰克人的首领，公元491年征服高卢人后皈依了基督教。一天克洛维听人布道，讲到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一节，他忍不住站起来怒吼道：“要是我带着法兰克军队开到那儿，看他们敢不敢这么干！”道德义愤也能导致战争，而且并不比野蛮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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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毁灭生命和财产，理性主义者认为战争是感情冲动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类却写下了一部如此阴暗的历史？部分的原因是“需要”。因为战败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灭亡，因为总有某些国家已经或者将要向外扩张，于是各国都需要豢养武士来保卫国土。这些武士以荣誉为道德准则。勇猛作战是极大的荣耀，牺牲生命能赢来仿若永恒的光荣。在西方，从罗马帝国灭亡到现代社会出现的一千年间，这些贵族出身的武士与其说在维护和平，还不如说是在破坏和平。直到专制君主们控制了局势，武士们世代争斗造成的死亡和毁灭才告结束；只是，随后君主们又成了破坏和平的祸根。战争于是成了君王们的娱乐，正如时人所说的，诸侯们用大炮来发言。凭借婚姻、外交，尤其重要的是凭借战争，一个国家可以变成强国。几百年间，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由小型领地构成的组合拼图正是通过这些手段演变成今日欧洲这样格局明朗的政治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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