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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克劳塞维茨[2]所说，战争是政策——也就是政治——改头换面的继续。统治者发动战争是为了获取优势，抵御敌人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就像下棋，总有一方会赢，而和局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均势。在国际争斗这盘棋局中战败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就像软弱的波兰政府那样，只好听凭俄国人、普鲁士人、奥地利人来瓜分他们的国土；其他的例子还有1939年之后被纳粹德国占领的许多国家受到的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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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年）中对政治冲突作了最好的解释。霍布斯把人们不承认一个共同权威的社会状况称作“自然状态”，他认为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生活将是“痛苦、贫穷、孤独、残忍和短命的”。正如他在著名的第十三章中所说的：“人们彼此相处没有欢乐，只有大量的忧伤，而这里没有一个能够威慑所有人的权威。”霍布斯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三个原因，其中的两个前边已经提及：一是人们珍视的东西（例如水源充足的耕地）数量有限；二是人们对荣耀的狂热追求。第三个原因被霍布斯称作“猜疑”，即人们对他人的不信任。对敌方入侵的担忧可能导致己方先发制人的进攻，而这一决策又会带来一系列可怕的后果：甲担心乙要攻打自己，便决定率先发起攻击；而乙已经预料到这一危险，打算更早一些动手；甲预料到乙的动机……如此无限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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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为了避免自相残杀就必须建立一个公民联合体，拥戴一个凌驾众人之上的政权来用法律统治他们——霍布斯认为武力征服通常能引出这样的结局。人类生命的脆弱使他们不得不走这样一条路。国家之间的状况也基本与此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国家能保卫自己，而孤立的个人却没有这个能力。正如霍布斯所说，“无论什么时候，国王们以及大权在握的人们由于处在独立的地位而经常相互猜忌，经常处于角斗士之间那种剑拔弩张的状态；他们兵刃相向，怒目相视；就是说，他们在国家的边境修建堡垒、布置驻军、架设枪炮；他们不断地监视着邻国——这就是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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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来都没能完全摆脱霍布斯所说的那种自然状态下的危险和不安，这种危险和不安俯拾皆是，例如美国蛮荒西部的状况，城市中心区的情况，独自走夜路害怕听到脚步声，还有（用霍布斯的例子）我们都要锁上自家的大门。这是一种有力的解释模式，因为霍布斯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整个颠倒过来了。长期以来人们都对战争感到悔恨，都在寻找战争的根源，好像是在解释一种病变。霍布斯的看法则是，战争是人类间的自然关系，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类如何去实现一种和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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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地说，霍布斯的理论模式解释了欧洲国家之间关系的一般状况。从一些特殊情况中也许能推导出对这一理论进行修正的观点。例如，20世纪后半叶大部分时期由于美国和苏联处于支配地位，西欧国家之间要发生战争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在人类事务中任何东西都不可能长久不变。有趣的是，几百年来欧洲（与世界上多数地区形成对照）一直分裂为一些彼此分隔而又互相敌对的国家，但为什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长期征服并统治其他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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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能的情形是，有的征服者总在向外扩张，直到交通和后勤的负担使继续推进得不偿失，他们才罢手。古罗马便是如此，古代中国也是一个显著的例证。这证明了人类事务中的一个主导的行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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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百万富翁：“赚多少钱才算够？”回答是：“再赚一点儿。”这富翁看到了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特征。我们可以用正面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权力会滚雪球，为什么越有权力的人越会获得更多的权力。一个运动能够迅速发展是因为大家都倾向于加入拥有权势和胜利在望的一方——这就是“从众”现象。在某些国家的内部政治活动中，随大流风气十分流行，因为不随大流的人就会陷入危险境地。在这些国家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因为随大流的必然结局是一党统领天下。然而正是导致权力增长的负面原因最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可以用一种叫做“垄断”的棋盘游戏来解说：在该游戏中，一个资本家击败所有竞争者，买下他们的全部资产，就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同样，一个国家只有在所有竞争对手都被降伏之后才会有真正的安全。这看起来是一种颠扑不破的逻辑，但却被证明是一个荒谬的逻辑。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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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逻辑不适用于经济学，因为经济活动不是一种零和游戏。科技不断变迁，大型公司失去了原有的灵活性，各种新观念蜂拥而至，任何理论若把人类生活看作一个具有自身逻辑的体系是一定会失败的。现代经济是一场“正和博弈”，每个参与者都可能变得更加富有。当然，有的人会比别人富得多，但所有的人都会得到更干净的饮水，更充裕的食物，更好的医疗保键，以及其他好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西欧至今都未能按照“垄断”游戏逻辑产生出一个称霸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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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均势”来解答这个问题。人类活动的逻辑的确能解释为什么不断有人起来尝试统一整个欧洲，但每次也总会有另一些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这个野心勃勃的盟主。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在从新大陆获取黄金之后趁势挥师横越欧洲，却受到法国瓦卢瓦王朝的抵抗。17世纪末，法王路易十四意欲吞并他的邻国，荷兰首当其冲。当时的荷兰正在不屈不挠的威兼三世（1689年被加冕为英格兰王）治下。到1700年波旁王朝似乎有可能将法国和西班牙都控制在手中，这时全欧洲都联合起来反对路易十四，他的军队多次被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击败。到了18世纪，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又成为这场游戏的主要参与者。连小小的瑞典都在世界史上扮演了近一百年的重要角色，直到查理十二世的冒险活动耗尽了瑞典的资源。法国革命后，拿破仑企图夺取世界霸权，各国都联合起来反对他。整个20世纪历史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抵制德国由于国力日盛和人口增长而谋求世界霸权的企图。一国势力的扩张总会受到制衡，但代价也是巨大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许多欧洲人都愿意改弦更张，通过协议而不是征战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新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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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联合至少能改变“昔日盟友变成今日仇敌”的局面，这种局面反映了许多政治活动中固有的冷酷与残暴。我们谈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常用朋友或敌人这样的比喻，但这却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正如许多政治家所说，强国没有朋友，只有利益，而利益是会改变的。戴高乐说，“血干得很快”。许多国家的确很快就忘记谁是它们昔日的仇敌。国际政治中的所谓“友谊”只是谋求国家利益时的一个感情盾牌。然而究竟什么是国家利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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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就是一个国家认为保障本国安全所必须采取的一切行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控制苏伊士运河就是英国的国家利益，但后来就不是了。国家利益会受到现实的局限。波兰当然不喜欢像德国和俄国这样强大而又不好相处的邻国，但波兰没有选择的权利。美国提出了“门罗主义”，宣称拒绝欧洲干涉本半球的事务，然而美国南面的邻国却并非总是愿意美国如此强大。在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置”之前，托马斯·杰斐逊对法国非常不信任，他说：“如果法国占有了新奥尔良……我们就去投靠英国舰队，投靠英国。”邻国一般都是仇敌，而邻国的邻国就成了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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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解释，但政权的更迭很少会根本改变一个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看法。1789年后处于革命状态中的法国和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的苏联基本上因袭了革命前的对外政策，只是比先前更富有侵略性。有时候国家利益会得到威严理论的支撑，如法国的黎塞留主教[3]就曾从理论上证明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和莱茵河形成了法国的自然疆界。对国家利益的判断需要有精明的头脑和对未来趋势的某种预见。典型的例证是1920年代初丘吉尔对英国国家利益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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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如果德国胜利占领英吉利海峡诸港口，我们将无法承受……然而，同样是这些港口曾被欧洲军事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占领了几百年，我们依然生存下来——这个强国就是法国，那段时期它几乎从未停止过对我们的敌视。据说新式武器将带来更大的危险，但这要看谁掌握最精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如果除了海上优势我们还有空中优势，我们就能像当年对付拿破仑那样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即便英吉利海峡所有的海港以及所有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都沦入某个敌对的军事强国手中。我们决不认为，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英国将不可能独自坚持下去。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我们的命运和法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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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严酷逻辑要求我们付出生命和财产的代价来保卫国家利益。人们从来都懂得这样做的必要性。在现代社会，这一必要性衍生出所谓“政府的理由”[4]的说法，根据这种理由，政治领域可以使用暴力、欺骗甚至背信弃义等手段。正如霍布斯所说，暴力和欺诈是战争中要求的基本品性，他认为国际关系永远处于潜在的战争状态之中。19世纪统一意大利的主要人物加富尔[5]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在给自己办事时也使用为国家办事的那些手段，我们就是不折不扣的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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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后期，人们更多谈论的是“政府的理由”的失灵，因为这种失灵为有关国际道义的主张提供了事实依据；站在滥用国家权力的对立面，其时的国际道义主张已经发展成一种运动。拿破仑派军队越过边界进入巴登抓获并枪杀了当甘公爵[6]，这件事使全欧洲震惊。塔列朗[7]说：“这不仅是一桩罪行，这是一场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8]把1839年订立的保障比利时领土完整的条约（德国刚刚违反了该条约）说成是“一纸空文”。德国首相的这一言论严重损害了他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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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欧洲各国联合起来建成一种国际道义秩序，这种努力源自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设想，这设想又是受到古罗马人和自然法精神的启迪。罗马人有一部规限各种族之间关系的法典，而哲学家们则按斯多葛派学说去探索自然法的理性法规，这种规则适用于所有的人类。在基督教社会的共同文化中，战事本身的一些惯例和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战争的残酷：传令官、使节、休战信号，以及关于宽待战俘和豁免非军事人员的惯例，再后来还有对红十字救护人员的豁免。18世纪的一些理性主义者奉行世界主义，他们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里解脱出来，有的还幻想建立一个能带来全球和平的世界共和国。并非所有的理论家都赞同这种幻想。例如黑格尔，他虽不是为战争辩护，却认为战争是培养英雄美德的温润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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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研究分为相互龃龉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派，现实主义学派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理想主义学派则主张建立一种国际秩序。后者的主张得到广泛的支持。理想主义者认为，如果说战争曾是解决冲突的一种理性的方法，那么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这一观点就不能成立了。另一种很有说服力的理论是，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尤其是贸易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依存关系如此紧密，以致民族国家的主权成了一种幻象。根据这一理论就可以得出，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联合行动来执行保护地球环境的政策。全球化进程显然已经将整个人类纳入同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其中包括世界范围内争取人权的潮流，尤其是争取在传统社会分裂性极强的女权的潮流。有些非西方国家拒绝这类对权利的主张，把它称作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很显然全球经济正在发展成型，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在全球占优势的道义规范却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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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者从道义上批评国家利益，认为它是自私的表现。相反地，遵守国际公约，实施对人权的保护，则是道德的行为。然而读者们一定已经看到，在政治中任何东西都不是纯道德的，也不是纯经济的、纯精神的，等等。在经济上行之有效的东西，在精神上也许十分有害；国际上都认为符合道义的东西，可能会给某一种特定文化带来致命的危险。即便是促进国际道义的运动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某种功利的考虑。国际道义肯定会比较适合于某些国家，而不大适合于另一些国家。一个发达的公务员官僚体系——其委托人是西方国家的压力集团——自然从国际道义的扩展中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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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利益一直是，而且应当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现实派看到，一系列的战争单一起因论——贵族的蛮横、王朝的野心、民族主义、信仰狂热——都已被事实所驳倒。现实派关注的是，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的这种乌托邦理想只会加剧冲突，使局面更难收拾。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谈判的，而权利原则上没有商量的余地。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并未取得显著的成功，而且如果有谁提议给予联合国维持和平所需要的权威，世界各国很可能都会十分紧张。由此，国际关系领域清楚地表明，所有的解决问题的政治性方案都可能带来新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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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克洛维（466——511），法兰克王国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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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人，著名军事理论家，《战争论》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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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黎塞留（1585——1642），法国主教、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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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即reason of state，亦译为“执政者的理由”，参见第五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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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富尔侯爵（1810——1861），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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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甘公爵（1772——1804），法国波旁公爵之子，大革命后流亡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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