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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第1章 政治正当性的概念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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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治正当性问题的第一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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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16年夏，雅典人发动对米洛斯岛的远征。斯时，雅典的海上霸业已成，雅典同盟的成员遍及基克拉底斯群岛，只有雅典人死敌——拉栖代梦人的后裔米洛斯人和另一个岛屿的居民仍然拒绝臣服雅典。雅典同盟的远征军由38艘舰船、3100名重装步兵、300名弓箭手和20名骑兵射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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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军压境、战争一触即发之际，雅典人派遣使者与米洛斯人谈判，于是便有了以下这段经典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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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洛斯人：“……如果我们证明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拒不向你们投降，那么结果就是战争；反之，如果我们听从你们的要求，我们就会沦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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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我们双方都知道，当今世界通行的规则是，正义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同时我们也知道，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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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洛斯人：“在我们看来，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你们强迫我们置正义的原则于不顾，而只是从利益关系着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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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信这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次关于政治正当性（legitimacy）的公开辩论(2)。雅典人单刀直入、明白无误地给米洛斯人提供了两个选择：或者屈服于雅典的统治，或者选择毁灭。而米洛斯人也不甘受辱，不但拒绝接受雅典的统治，并且严辞指斥雅典人的逻辑：正义的原则不等于利益计算，武力并不能使权力成为道德上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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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注定不欢而散。米洛斯人最后的答复决绝而悲壮：“雅典人，我们的决定与以前陈述的一样。我们不愿使我们生养安息已达700年之久的城邦立即丧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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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转瞬即过，严冬来临之际，强大的雅典同盟终于毫无悬念地将米洛斯从古希腊的版图上彻底抹去。雅典虽然用武力征服了这座岛屿，但米洛斯人提出的问题却并未消失：雅典统治的正当性问题——也即“是什么使得权力或强力成为道德上对的？”——却一直困扰着希腊哲人，并成为此后2000多年政治哲学不断追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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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为什么需要政治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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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何为正当性”之前，首先需要追问“为什么需要正当性？”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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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雅典人并不在乎米洛斯人反驳他们的正义观念，权力似乎也并不天然要求成为道德上对的。事实上，与权力存在内在关联的概念是依从（compliance）。所谓“依从”，按照当代社会学家罗德里克·马丁（Roderick Martin）的观点，就是指“由权力引起的态度和行为”，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依照他人的命令（直接的或间接的）所做出的不考虑自己利益的行动”。(3)马丁认为围绕着权力这个中心概念存在四个相关的术语，其中依从是权力关系的核心特征，而其他三个概念如强迫（coercion）、权威（authority）和影响（influence）则是指权力的三种不同基础，也就是说，依从的产生既可能是因为强迫的结果，也可能是基于权威或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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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中，从命令-依从的角度入手分析权力和政治现象一直是主流观点，其中尤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影响最为深远。在韦伯看来，“人对于人的支配（herrschaft）”(4)乃是人类命定的存在方式，任何试图摆脱这一局面的理论构想都难逃乌托邦的指责。韦伯这样定义“支配”：“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的（或所有的）命令的可能性。”(5)根据这个定义，“支配或者权威可能会基于非常不同的服从动机：由最单纯的习惯性服从，到最纯粹理性的利益计算”。韦伯认为作为支配的基础，单靠习惯、个人利害、纯感情或理想等动机来结合仍不够坚实，除了以上这些基础，通常还需要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正当性的信念。正如彼得·拉斯曼（Peter Lassman）所说，韦伯把正当性的问题作为解释支配关系的中心议题，他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即任何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以及任何形式的支配都需要证成自己以及寻找正当性(6)。而那种靠暴力威胁、监视或者谎言来维持社会稳定的政体不仅会消耗更多的资源，而且必定处于高度的不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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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性是一个应用范围很广的概念，在政治领域中，除却权力与服从，正当性以及不正当性（illegitimacy）还可以用来评价以下这些现象：1.个体与国家和其他社会体系（组织或者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与民族和其他身份认同群体的关系；2.社会运动，尤其是抗议运动；3.社会变动以及新的规范、态度、实践和制度形式的发展与传播；4.对异类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定义；5.对人权和既有规范的过分侵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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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旨主要集中在政治权力上，具体地说将处理国家、政府以及法这三个对象。国家的正当性与政府的正当性自霍布斯、洛克以降就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尤其是契约论传统的所讨论的主题(8)，而法的正当性虽然在现代政治社会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但直到20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随着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以及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发表才成为政治哲学讨论的中心之一。在我看来，从国家和政府的正当性到法的正当性，论题的转变代表了政治哲学乃至政治社会的深刻转变，不过这些问题将留待后文再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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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雅典人告诉米洛斯人，“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这其中的讯息再明白不过：无论弱者认可与否，都必须接受乃至忍受强者的意志，弱者的意志表达在这里没有任何位置。不过，虽然强迫或者影响可以达到使他人服从的目的，但是在暴力夺取政权或者完成占领之后，出于社会稳定或者统治效率等因素的考虑，统治者会尽力寻找道德理由去论证自己的统治并试图说服被统治者，让后者接受并相信统治秩序是非强制的乃至在道德上是有根据的，惟其如此统治秩序才能名正言顺、长治久安。马丁指出，只有基于“权威”的服从才和“正当性”存在实质性的关系，因为只有权威才拥有“期望和要求服从”的“权利”（right）而非“权力”（power）(9)。对此，卢梭说得更加明白，“即使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把权力转化为权利以及把服从转化为义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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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政治领域中，只要存在支配-服从关系就会有正当化的诉求。并且无论我们如何构想正当性的具体内容，正当性都是对支配关系所作的某种道德证成。这种道德证成并非可有可无，它可以通过使支配者拥有发布命令的权利、被支配者负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从而确保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换言之，“正当性”不只是标贴在支配－服从关系上面的一枚“道德勋章”，它有着直接的理论效果和现实效果：既让支配者拥有统治权利又让被支配者负有政治义务(11)。不过我们需要立即提请注意的是，对支配-服从关系所作的道德评价有多种方式，正当性只是其中之一，并且政治正当性也并不一定等同乃至垄断与“政治义务”和“支配权利”有关的所有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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