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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政治正当性的认可理论存在某些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最近几十年来兴起的审议民主理论正在力图重新为现代社会奠定正当性根据。本书第七章将集中讨论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审议民主理论，我将把重点放在沟通行动与“共识”之间是否可以为民主正当性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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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会在第八章对本书的主题作一小结，并重提这个问题“需要正当性这个概念吗”：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澄清正当性的混乱，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政治正当性仍旧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道德评价术语应用于我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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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表述只有在特定的生活之流当中才有意义。尽管我们力图首先在“概念分析”而不是“观念批判”的层面上进行工作，但即使是概念分析也依旧处在时空的流变之中，它只是比观念更少脉络的依附性，却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挣脱这种依附性。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家不是任何观念共同体中的公民。这使他成为一个哲学家。”(33)我们应该从否定性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一个脱离了任何观念共同体的哲学家也许可以提交最理想和最可欲的哲学答案，但它却很可能是一种不知所谓的“胡言乱语”。就此而言，我清醒地意识到本书的限制所在，它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考问政治正当性，这让它不得不随身承载了许多现代性的观念负荷，但我不将之视为一种羁绊，毋宁说它是我们进行思考的起点与条件。对我来说，如果本书能够把概念与观念，政治哲学与政治历史本身结合起来，并对理解和澄清当下的政治现实有所启发，则余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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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等译，第五卷，第十七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2—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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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orris Zelditch，Jr，“Theories of Legitimacy”，in The Psychology of Legitimacy，edited by John T.Jost ＆ renda Majo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34.这次争论发生在米洛斯人与雅典人之间，牵涉的似乎是国际正义的问题，但是如我们所见，米洛斯人对暴力征服以及强权政治的道德根据的质疑却的确是在追问“正当性”的问题，即“是什么使得权力——亦即强力——成为道德上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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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oderick Martin，The Sociology of Power（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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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errschaft是韦伯的核心概念，中文一般译为“支配”、“权威”或者“统治”，译法不同意义也不同，本书取钱永祥等人的译法，把它译为“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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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斯·韦伯，《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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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eter Lassman“Rule of Man Over Man：Politics，Power and Legitmacy”，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eber，edited by Stephen Turn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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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elbert C.Kelman，“Reflections on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Legitimizationand Delegitimization”，in Psychology of Legitimacy，edited by John T.Jost ＆ Brenda Majo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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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需要指出的是，在英语中，国家（stae）与政府（government）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而与state和government相对应的概念则是administration，比如中文中的“布什政府”在英文中对应的是“Bush administration”，而非“Bush government”，但是在中文中government和admini stration却都被翻译成政府，由此导致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在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家中，stae、government的正当性不同于administration的正当性，一般说来，state、government不具备正当性，则administration一定不具备正当性，而administration不具备正当性，却并不必然导致stae、government不具备正当性。打个比方，布什政府也就是说state、government的正当性相对administration具有逻辑上的优先地位。而在专制国家或者一党专政的国家里，stae、government的正当性却和administration的正当性具有相当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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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oderick Martin，1977，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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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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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理论界一般认为消极的政治义务包括服从法律、缴纳税款、服兵役等等义务，而积极的政治义务则还包括积极参与政治的义务，爱国，乃至为国家寻找敌人并消灭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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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Rosemary H.T.O’Kane，“Against Legitimacy”，in Political Studies，1993，XLI，p.471-487，Edward Rubin在“From Legitimacy to Compliance”一文中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参见网络资源www.law.buffalo.edu/research/workshops/Rubin.pdf。Rubin的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在专著Beyond Camelot：Rethinking Politics and Law for the Modern Stat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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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Morris Zelditch，“Theories of Legitimacy”，in Psychology of Legitimacy（2001）.pp.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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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柏拉图，《理想国》，BOOK 1，351 B。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理论发展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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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eymour Martin Lipset，Political Man（Garden City，N Y：Doubleday，1960），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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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Robert Bierstedt，“Legitimacy”，in Dictionary of Social Science（New York，N Y：The Free Press，1964），p.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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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Richard M.L.Merelman，“Learning and Legitima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LX，No.3（September1966），p.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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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John H.Schaar，Legitimacy in the Modern State（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1981），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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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Patrick Riley，Will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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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Walter Ullmann，Law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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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Michael Walzer，Obligation：Essays on Disobedience，War and Citizenshi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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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William Connolly（edited），Legitimacy and the State（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4），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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