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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A.John Simmons，“Justification and Legitmacy”，in Ethics；July 1999，p.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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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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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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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此外，美国政治学家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政治人》一书中曾经专门区分过正当性与有效性（effectiveness），并指出“有效性主要是工具的，而正当性主要是评价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曾在《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中简单区分过“政绩正当性”和“程序正当性”，尽管他们的观点或多或少都涉及本书所说的正当性与证成性之区分，但惜乎未能在概念上做出清楚明白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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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Simmons，1999，p.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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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同上书，p.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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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同上书，p.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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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Simmons，1999，p.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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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William A.Edmunson在一篇书评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参见Law and Philosophy 2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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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转引自Simmons，1999，p.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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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Simmons，1999，p.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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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同上书，p.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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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Simmons，1999，p.764。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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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怀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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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乔纳森·沃尔夫，《政治哲学绪论》，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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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Riley，1982，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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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个体的自愿行为之所以只是正当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乃是因为还存在正当性的客观性因素，例如无论洛克还是罗尔斯，都强调只有在不违反公民基本权利或者正义原则的前提下，一个国家才可能是正当的。否则，契约论的认可理论就会蜕变成韦伯意义上的“态度解释”，而这将会给极权主义等邪恶政体的正当性打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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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也有学者（如英国的Ernest Gellner）认为民族主义是西方现代性脉络中与白由民主等量齐观的政治正当性原则，我个人认为，首先，在正当性问题上民族主义只能作为民主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品；其次，把政治正当性建立在极端的民族主义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限于篇幅木书无法进行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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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蒋庆在《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一文中提出，王道政治有三重合法性（蒋庆的合法性与本书的正当性同义）：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以及人心民意的合法性，这三重合法性要同时具有，否则统治权威将面临合法性危机。我承认这是一个引人入胜近乎完美的思路，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似乎已不存在实现三重合法性的脉络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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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Simmons，1999，p.752.我将在后文对政治义务和政治责任作出区分，并指出基于证成性而负有的道德理由乃是政治责任而不是政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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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Simmons，1999，p.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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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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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马克斯·韦伯，《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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