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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44 只有当行动的确定性发生动摇,它才以“成问题的命题”的形式从理所当然、无可怀疑的生活世界的背景地位中凸现出来,此时,处于前反思状态的行动者把注意力和焦点集中在这个命题之上,行动者由此蜕变成为参与沟通的对话者,开始就有争议的论题进行对话和论辩。而在论辩的进行过程中,参与者所做的工作首先是充分掌握“相关的重要信息”,并且仔细权衡“所有的相关理由”,当发现所有可能反对“p”的潜在异议都已经穷尽时,参与者才会得到确信,这样一来“继续讨论的所有动机也就消耗殆尽了”。从行动者的立场看,之所以暂时性地采取反思的态度乃是为了修复部分被歪曲的背景理解,而有争议的真理主张之“去问题化”则意味着反思者重新获得了重返行动者态度的通行证,意味着他可以再次以“素朴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一旦“我们”与“他们”关于事情是什么的异议得到了解决,“我们”的世界就可以和“这个”世界再次交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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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46 在把“合理的可主张性”的交谈概念与语用学意义的、非知识论的真理概念相连之后,真理的意义就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知识论上取得符合客观实在的命题,或者在逻辑上获得不会再错的判断,而在于通过交谈来消除疑虑,把通过交谈证成的主张(discursively justified assertions)转译成为重建的行动确定性(reestablished behavioral certainties),使脱落成反身态度的主体再次成为处在前反思状态的行动者,并最终使“通过交谈证成的信念”转译成为“行动的真理”(behavioral truths)。(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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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48 哈贝马斯进一步认为,当自由、平等的交谈参与者通过理性的沟通达成共识后,这种共识就不仅具有主体间的有效性,而且还以行动的确定性折射出日常实践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并不是形而上学实在论者所说的主体以外的对象或者客观的真相,而是“总是已经”(always already)与行动者打成一片、相互交融、不分彼此的生活世界本身。世界的客观性和共识的确定性不是需要通过反思和论辩去论证的目标,而是反思和论辩所以可能的前提和基础,人们通过交谈和论辩只是为了再次反身回到总是已经拥有的客观性和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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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50 由此可见,当罗蒂说真理与证成之间的区别在于“不可被识别”与“可被识别”时,(88)哈贝马斯会认为罗蒂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因为站在知识论的立场上真理与证成的确是分离的。可是站在语用学的而不是知识论的立场上,真理却与证成存在着内在关联,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真理的立足点不在于对实在做出正确的表象而是“必定不会土崩瓦解的日常实践”。(89)哈贝马斯批评罗蒂等人之所以拒绝承认真理与证成存在内在关联,之所以主张脉络主义,就是因为他们仍旧停留在“反身态度”和论辩的层面,而一旦在反思与行动之间成功地建立起互动转换的关系,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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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52 回想上一节对生活世界所作的阐述,我们就会发现哈贝马斯的这些观点早在《沟通行动理论》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可以说把“真理共识理论”最终修订成为“真理的去除疑虑论”(91)是哈氏思路的必然结果。这种真理的去除疑虑论究其根本其实是日常实在论的真理观。正如芭芭拉·福特纳(Barbara Fultner)所指出的,与《真理论》时期相比,《真理与证成》时期的哈贝马斯不再提供“真理的定义”或者把真理等同于其他东西,他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真理概念“在日常生活和交谈中所发挥的功用上”,在此意义上,“我们就会更加注意到真之述谓的‘警戒’作用以及我们的主张的可错性,而真理的无条件性则在日常操持的实践脉络中一览无余。在日常操持中,我们预设了无条件有效的确定的真理和实践的确定性。就像哈贝马斯所说的:‘我们不会行走在我们怀疑其稳定性的任何桥梁上’,这种无条件的接受是真理的实在论概念的语用学必然结论”。(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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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54 如果说在“真理共识理论”中,共识是沟通行动的目的和旨归,并且还可以被冠上真理的名号,那么在真理去除疑虑论中共识的地位和作用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不再是沟通行动的最终目的而是一个居中调节的概念:其左边是成问题和有分歧的论题,右边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行动确定性或曰“行动的真理”,共识则是连接这两个极端的桥梁。共识不再被认为等同于真理,而只是通向“行动的真理”的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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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56 在真理的去除疑虑论中,生活世界的作用和地位被提升到更高的位置,通过对生活世界(93)的引进和阐述,哈贝马斯事实上已经降低了理性对话的重要性,人们之所以能够在分歧中达成共识,更多不是出于理性的力量而是基于共同的生活形式,而这种共识也必须要还原为生活方式的一致才能获得最终的确定性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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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58 随着生活世界的地位被提升以及行动之真理的确立,真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传统观点认为真理与政治或者哲学与政治是相互冲突的:哲学家以求真为己任,这种真理就其本性来说是永恒不变的,反之,政治生活中的意见和利益则永远处在流动不居的状态,二者的冲突集中体现为两种正相反对的生活方式的冲突——“首先是巴门尼德然后是柏拉图所解释的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和公民的生活方式”(94)。真理的去除疑虑论不但放弃了“一朝获得永远获得”的永恒真理观——这种真理观将真理与意见截然对立起来,而且也放弃了把理性共识等同于真理的知识论冲动,同时又拒绝把真理等于多数人的意见,取而代之的是日常实践中的行动确定性。苏格拉底说一个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对于这句话的理解长久以来哲学家们都把重点放在了“反思”上面,可是真理之去除疑虑论却告诉我们,真正的重点仍旧落在“生活”上,哲学的反思不能代替生活,反思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让反思者重新成为行动者,为了让行动者过上更好的生活。一个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但是一个过度反思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因此,“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只是通往“公民的生活方式”的过程和桥梁,在真理问题上不是哲学家而是公民掌握最终的判定权力,因为公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才是真理的寓居之地。如是,真理与政治就不再处于冲突之中,真理的去除疑虑论意味着哲学家与公民的和解,意味着哲学与政治的和解以及真理与现实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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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60 真理的去除疑虑论不但实现了真理与现实的和解,而且由于真理最终被解释成为行动的确定性,所以真理其实是消解在现实之中,“真”这个词语不再被用来描述某一个命题或者陈述的属性,而是用来形容生活世界的理所当然与毋庸置疑。可是,正如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那样,过分强调生活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将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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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62 第一,哈贝马斯认为在主客二分的知识论传统中,第一人称单数“我”具有优先地位,而语言学转向之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就在交互主体的沟通行动中具有优先地位。哈贝马斯意在指出,由于生活世界首先不是个人私己的世界而是交互主体的世界,所以语言作为交互主体相互沟通的媒介就具有重要性和优先性,进一步的沟通理性也就具有重要性和优先性。然而这个判断是可疑的,因为“我们”在语言和交互主体中具有优先地位不是一个已成定论的问题而是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所谓交互主体性在概念结构上并未真正摆脱主-客两分的模式。交互主体所说的无非是,主体所面对的这个客体同时也是一个主体并且首先应该是一个主体,因为我们应该把这个主体当成目的而非手段,所以我们应该采取沟通理性而非工具理性对待之——显然,所有这些论点都只是理论上的应然而非现实中的实然,沟通行动在日常言语行动中是否具有独立性与优先性始终是哈贝马斯无法回避的问题。其次,即使把第一人称单数替换成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这个概念仍然是有边界和有区隔的,它在概念上仍旧要预设“你们”和“他们”的存在,仍旧要把一些他者区隔在外,惟其如此,“我们”才成其为“我们”。把“我们”这个边界模糊的指称作为沟通行动和生活世界的理论起点是殊可怀疑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进行重建和维持的起点,我甚至愿意说这个起点同时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最后,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总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中“我们”就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因为“我们”内部的问题总是好解决的,成问题的恰恰是“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正是“他们”的存在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文化传统的正当性构成了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就不是“我们”而是“他们”,是那些为了使得政治哲学和政治生活得以可能而必须被排除在外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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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64 第二,当“我们”遭遇“他们”之时,作为沟通行动之“补足概念”的生活世界的作用就变得异常突出,假如“我们”与“他们”的情境和生活世界差异过大,乃至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共同基础,这样的对话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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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66 “我们”是有边界的,生活世界同样如此。维特根斯坦说:“孩子学会相信很多事情。也就是说,孩子学会遵循这些信念去做事。然后渐渐地形成一个信念体系,在这个信念体系中某些信念占有不可动摇的位置,有些则是或多或少可以被动摇的。某个信念之所以占有稳固的地位,不是因为它就其本身自明或者更有说服力,而是靠周围的其他信念的支撑才使得它不可动摇。”(95)可是结构虽然能够给结构内的诸信念提供相互支持,但是结构却无法给结构自身提供支持。身处生活世界的人因为无法超越生活世界的边界,从而也就无法对整体的生活世界提出质疑,可是这个生活世界之外的人却是可以对之提出批评的。“我们”内部的人或许可以如哈贝马斯所说通过对话和沟通以消除疑虑,最后返回到原本理所当然没有问题的生活世界的行动确定性,可问题在于当“我们”与“他们”相遇的时候,作为复数形式的生活世界打一开始就是分离和不确定的,就是疑窦丛生并且冲突不断的,“我们”和“他们”可以返回到哪一种“行动的真理”中呢?还是让我们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我说我会‘反对’另一个人,但是难道我不会给他讲出理由吗?当然会。但是这些理由能有多大效力?在理由穷尽之后就是说服。(想想传教士让土著人改信宗教时所发生的情况。)”(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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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68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文明冲突或曰价值多元主义,更多的不是罗尔斯或者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民主社会中的多元主义”——这种多元主义有一个很好听的名称叫做“合理的歧见”,而是处在不同生活世界、彼此没有或者甚少背景重叠、基本原则相互矛盾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它们之间的分歧很难被称作“合理”。因为这些分歧不是发生在同一知识共同体之内而是在不同的知识共同体之间,不是在同一语言游戏之内而是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是在同一生活世界之内而是在不同的生活世界之间。如果从全球化的视野看,“诸神之争”早已不再是奥林匹亚山上的希腊诸神争斗,而是希腊神与形形色色各类神的争斗,后一种争斗的背景不仅与前一种争斗的背景迥然不同,而且其对生活世界的理所当然性的揭露也更彻底。所以当哈贝马斯将真理共识理论转变成为真理之去除疑虑论之后,“真理”的脉络独立性不仅没有得到保证,反而愈发凸显出真理的脉络依赖性。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对于生活世界之外的他者而言不仅不是一个可供利用的资源,相反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或许是哈贝马斯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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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70 乐观主义者或许会说,全球化所导致的诸神之争固然让人沮丧,但是全球化进程也不乏积极的一面,因为它很可能为来自不同传统的诸神建立起一个共享的生活世界,尽管诸神之争的始作俑者就是全球化自身,尽管如此建立起来的共享的生活世界有可能是以丧失复杂性、多元性和丰富性为代价的,但如果这就是我们命定的结局,我们似乎也只能默然接受这个对全球化进程天真而乐观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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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72 中的正当性问题》的报告,指出关于正当性的概念,除了以韦伯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解释外,还有一种是规范主义的正当性概念,其代表人物多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如汉娜·阿伦特,列奥·施特劳斯,J.里特尔,伽达默尔等人。哈贝马斯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理论如果不同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相联系,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在今天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已经不再能轻易获得人们的信任,因此,上述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著作,大多没有系统的学说,仅仅是优秀的解释艺术,首先是用注释去暗不(而不是论证)古典著作中包含的真理。哈贝马斯认为经验主义的正当性概念,虽然可以在社会科学中应用,但却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放弃了公认的理由的系统论的重要性;而规范主义的正当性概念在这一点上虽然似乎让人满意,但是由于受到形而上学的束缚,是站不住脚的。参见Haberma s,“Legitimation Problems in the Modern State”,in Commun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Society,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Beacon Press,1979,pp.19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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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74 (1)Habermas,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edited by Ciaran Cronin & Pablo De Greiff(The MIT Press,1998),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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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76 (2)Habermas,Legitimation Crisis,1973,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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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78 (3)同上书,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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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80 (4)Habermas,Legitimation Crisis,1973,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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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82 (5)同上书,p.97。必须指出的是,在中文译本中,译者误将此句译成“合法性信念就退缩成一种正当性信念”,这句译文之所以错误是因为译者完全颠倒了legitimacy和legality的意思,由此也歪曲了哈贝马斯的真实用意。这个错误在本书作者看来是根本性的错误,必须加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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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84 (6)Habermas,Legitimation Crisis,1973,p.98。我们将在下一节指出,宪法本身仍旧是需要被“正当化”的,并且宪法与民主之间存在有分离甚至是矛盾之处,而哈贝马斯试图解决这一分离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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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86 (7)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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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88 (8)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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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90 (9)Habermas,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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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3992 (10)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转引自刘小枫,《现代人及其敌人》,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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