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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者或许会说，全球化所导致的诸神之争固然让人沮丧，但是全球化进程也不乏积极的一面，因为它很可能为来自不同传统的诸神建立起一个共享的生活世界，尽管诸神之争的始作俑者就是全球化自身，尽管如此建立起来的共享的生活世界有可能是以丧失复杂性、多元性和丰富性为代价的，但如果这就是我们命定的结局，我们似乎也只能默然接受这个对全球化进程天真而乐观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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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正当性问题》的报告，指出关于正当性的概念，除了以韦伯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解释外，还有一种是规范主义的正当性概念，其代表人物多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如汉娜·阿伦特，列奥·施特劳斯，J.里特尔，伽达默尔等人。哈贝马斯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理论如果不同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相联系，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在今天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已经不再能轻易获得人们的信任，因此，上述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著作，大多没有系统的学说，仅仅是优秀的解释艺术，首先是用注释去暗不（而不是论证）古典著作中包含的真理。哈贝马斯认为经验主义的正当性概念，虽然可以在社会科学中应用，但却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放弃了公认的理由的系统论的重要性；而规范主义的正当性概念在这一点上虽然似乎让人满意，但是由于受到形而上学的束缚，是站不住脚的。参见Haberma s，“Legitimation Problems in the Modern State”，in Commun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Society，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Beacon Press，1979，pp.19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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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abermas，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edited by Ciaran Cronin ＆ Pablo De Greiff（The MIT Press，1998），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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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abermas，Legitimation Crisis，1973，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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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上书，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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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abermas，Legitimation Crisis，1973，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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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上书，p.97。必须指出的是，在中文译本中，译者误将此句译成“合法性信念就退缩成一种正当性信念”，这句译文之所以错误是因为译者完全颠倒了legitimacy和legality的意思，由此也歪曲了哈贝马斯的真实用意。这个错误在本书作者看来是根本性的错误，必须加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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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abermas，Legitimation Crisis，1973，p.98。我们将在下一节指出，宪法本身仍旧是需要被“正当化”的，并且宪法与民主之间存在有分离甚至是矛盾之处，而哈贝马斯试图解决这一分离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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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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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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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abermas，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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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转引自刘小枫，《现代人及其敌人》，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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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75年10月，德国政治学联合会在杜伊斯堡举行会议，哈贝马斯发表题为《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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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abermas，1998，p.79。在这个任务的名单上，我们还可以加上希拉里·普特南等当代哲学家，尽管他们各自提出的解决方案有所不同，但目标却是惊人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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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Habermas，“Legitimation Problems in the Modern State”，1979，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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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汪行福，《通往话语民主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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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abermas，1973，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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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Habermas，“Legitimation Problems in the Modern State”，1979，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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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同上书，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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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我们将在第七节中看到哈贝马斯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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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rik Oddvar Eriksen and Jarle Weigard，Understanding Habermas，2003，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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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Habermas，1973，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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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Habermas，1996，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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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Habermas，“Richard Rorty’s Pragmatic Turn”，in Rorty and His Critics，edited by Robert B.Brandom（Blackwell Puilshers Ltd，2000），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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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Habermas，1998，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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