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05291
1703305292
在复制品—雕像与死者之间的某个地方，是官方民族主义的那两个奇异作品：伦敦的无名烈士墓和一战死难者纪念碑。但是正如下文将明了起来的，它们最初的巨大成功充满了矛盾性，而且依赖于某种独一性的光晕，由于它们创建者的隐含计划，那种光晕注定是要退去的。
1703305293
1703305294
英国政府似乎在一战结束后的早期开创了这些纪念物，它自始即深忧这样的可能性：假如这位无名烈士的身份得以追查出来的话，他可能逃逸或遗体被夺走——在诺特的意义上。譬如，寇松（Curzon）热烈地坚持，无名烈士应当“依旧无名”。[87]因之，寻找合适的遗骸就被限制在大战最初几个月战死的那些人，他们最大限度地腐烂了，可能是七分如尘，三分像人。军方官员筛选出这样四具遗骸，再从中抽签选出一具，成为这条全面禁令的唯一例外：乔治五世国王陛下的死亡臣民不得返乡。实际上，由一艘英国海军驱逐舰横渡英吉利海峡运送的，是十六只桶，里面装了五十袋法国泥土。不过西敏寺大教堂的葬礼激起了惊人的情感喷发。在1920年11月11日以后的日子里，超过125万人排着队缓缓经过开放的墓穴。同一天，由君王揭幕的一战死难者纪念碑产生了相似效果。数千悼念者在它周围摆放花圈。
1703305295
1703305296
至于统治阶级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我们最好求助于伦敦的《泰晤士报》，它评论说：
1703305297
1703305298
此前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一份公告，一吐为快的公告，说我们全是平等的，全是一个躯体或不如说一个灵魂的一部分……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支管弦乐队的成员……在那肃静的仪式上，有一种忘我，一种预言应当实现的渴望……即我们可以，真的，全都成为一个政治躯体和一个不朽灵魂的组成部分。[88]
1703305299
1703305300
透露内情的短语“一吐为快”，夹在“一份公告”和“我们全是平等的”中间，向我们表明那是虚伪的官方民族主义的叫卖。但是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新奇的仪式那时候对寻常百姓实际上“起作用”？较好的解释或许出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其一当然是国家对阵亡者的民族—国家化，以及他们被强使隔离在大不列颠境外，所产生的意外后果。数百万的丧亲者，无一获许以诺特的蜂窝方式埋葬他们的亡人。用互补的方式，一战死难者纪念碑的空洞性与无名烈士墓独有的丰富性，使得其间可能插入私人记忆和悲伤。缓缓移动的瞻仰队列的好处在于，每个吊唁者都有暂时的机会插入那种意念，还意识到她前后的人都在插入他们自己的东西，对此她当然不能与闻。这是万圣节前夕吗？另一种回答不过就是仪式本身的新奇性。人们在参加时，并未想到这些仪式将要年复一年无限期地重复，而且要在许许多多不同地方重复——换言之，那些仪式仍在序列的控制力与无本原的复制品的逻辑之外。它们在1920年那时还有独一性的光晕。[89]但是这样的成功，处在晚近官方民族主义和私人悲情的临时接合点上，它始终是在一个定时器上跑步。序列化和复制的逻辑很快加入了游戏。阿林顿如今有了四座美国无名烈士墓，分别为一战、二战、韩战、越战而立，也有南部邦联无名烈士墓。阵亡将士纪念日在星期五和星期一之间摇摆不定，为的是确保——在无尽的一系列日历年（calendar year）中——一个悠闲自在的季春假日。
1703305301
1703305302
现在，当真正的死者同时被遗忘、复制、隔绝、序列化和无名化的时刻，我们回到了这个矛盾的问题，即我们只能称之为无本原性（originlessness）的本原问题。在《想象的共同体》的最后一章，我示意说，十八世纪晚期的种种断裂——它们本身是长期社会转型的变向时机——突如其来地产生一种新意识。这一意识根植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中，造成健忘症和疏离感，那与青春期带来的对童年的忘却如出一辙。一个深渊展现出来，它要求（也助成了）米什莱（Jules Michelet）发出亘古未有的宣称，说他是为一代又一代死去的“法国”男女立言，而那些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法国人。恰在这个关键时刻，民族的叙事，连同其古怪的反系谱的目的论，都出现了，它们“顺着时间上溯……［直奔］考古学灯笼摇曳不定的微光照到的随便什么地方”。[90]
1703305303
1703305304
米什莱在要“拯救”无言死者的激情四溢、为天下先的个人声称中，尚且没有真正意识到他本人就是一时的创始者（Originator）。可是一旦他存在于斯，供所有人阅读，一个谁都可以剽窃的模型于是就位了。滑稽的是，没有什么人、什么机构比这样一些人更好地处在从事这类剽窃的位置上：贵族阶层、后殖民精英，诸如此类人，他们希望借过去传下来的世系而主张自己的合法性。那些迫使英王约翰签署了拉丁文《大宪章》的人，据称是讲诺曼法语的大封建领主的后裔们，凭借米什莱的反向目的论，就这样成了英国民族主义旗帜的名正言顺的旗手。
1703305305
1703305306
1703305307
1703305308
1703305310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3 远距民族主义
1703305311
1703305312
在1860年代写的一篇名文里，德高望重的自由主义天主教徒，祖籍那不勒斯的英国人，政治家—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先见之明地警告说，三种强大的颠覆性思想正威胁着“现存文明”。这三大思想一是平等主义，矛头直指贵族政治原则；二是共产主义（他想到的是巴贝夫，不是马克思），矛头指向财产原则；三是民族主义，或民族精神（nationality），矛头所向是合法性（legitimacy）原则。就第三种思想，他写道，它“问世最晚，当世最富吸引力，得势的前程最远大”。[91]如果看看我们四周的世界，130年后的世界，好像阿克顿说得对极了。贵族政治已经被当成一种危险的政治思想摒弃，而成人选举权在几乎一切地方都已是既存事实，或者是一种势在必至、指日可待的前景。[92]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似乎已经退潮。但是合法性也几乎处处被推翻，以至于当前联合国的成员国数量四倍于它七十年前的前身国联。几百年间建起来的多语种大帝国，一个接一个地解体了——那广袤的区域一度受治于伦敦、伊斯坦布尔、莫斯科、马德里、里斯本、海牙、维也纳、巴黎，甚至亚的斯亚贝巴。只有天朝帝国的残躯犹在。
1703305313
1703305314
然而就在这一轰然的解体过程——也是解放过程——的同时，世界已然更形密切地整合到单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去了，在我们时代的这个经济里，按下一个计算机键，数十亿的美金几乎瞬间就能传送到全球各地。如何理解一体化和解体这个乖谬的双重运动呢？这些力量是相互矛盾的呢，抑或不过是单一历史进程的对立面相？再有，资本主义正在制造新型的民族主义吗，在其永恒的躁动不宁中？
1703305315
1703305316
探索这些问题的一个不错的起点，是阿克顿论文的另两段文字。第一段其实是从十七世纪伟大的教士演说家波舒哀（Jacques Bénigne Bossuet）的布道文章中摘录的，我们的这位历史学家赞许地提起它：
1703305317
1703305318
Ainsi la société humaine demande qu’on aime la terre où l’on habite ensemble; on la regarde comme une mère et une nourrice commune … Les hommes en effet se sentent liés par quelque chose de fort, lorsqu’ils songent, que la même terre qui les a portés et nourris étant vivants, les recevra dans son sein quand ils seront morts.
1703305319
1703305320
［因此，人类社会要求我们热爱我们共居的大地；视大地如母，如共同的哺育者……人人都想到，同一片土地承载了人，滋养了生物，待到它们消亡时将其接纳入怀，于是，他们事实上都感到因某种强有力的东西而结合在一起。——译注］
1703305321
1703305322
第二段是阿克顿本人的警句：“流放是民族主义的温床。”[93]
1703305323
1703305324
阿克顿在试图比较两类政治忠诚，一种与合法性协调无间，另一种则与之格格不入。因为波舒哀没有提到法国（撇开那法语），相反提到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人类感觉自己被生养他们的故土牢牢系在一块，还将在她的怀里——他们这样梦想——寿终正寝。对波舒哀来说，人们向往着就在他们出生和长大的地方终老，似乎再正常不过了。包含在由出生和死亡这两个非自愿的、宿命性时刻所划定的界线之内的这种静态，与封建社会的社会公理同声相应：即该社会被建成一种神定的、不可更易的等级制度。这同对本地土壤的深深依恋相结合，使得数以百计的这种共同体有可能平静庄严地聚合成有合法性的庞大松垮的统治区（imperia），而且如有必要，它们可能通过王室联姻、外交和战争，拆分到其他统治区去。[94]波舒哀的注意中心因此是在Heimat（德语，故乡），或者也许更恰当地说是patria（西班牙语，家乡），这个绝妙的伊比利亚语词能够从“父母之村”，经由“父母之乡”和“父母之郡”，逐渐延伸到“父母之邦”（home-country）。
1703305325
1703305326
与之相对，阿克顿相信，“民族主义”源自流放，此时人们不再能够轻松地梦想回到曾经生养他们的滋润的怀抱。极有可能的是，这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心里主要想到了他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民族主义领袖——马志尼，加里波第，科苏特，等等，他们很多人由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长期生活在自己的故乡以外，有时就客死他乡。但是阿克顿所谓的流放的确老早就已开始。波舒哀已经是一个落后时代的人了，因为他出生于1627年，那是在清教徒的“先辈朝圣者”（Pilgrim Fathers）移民团在普利茅斯礁石登陆之后七年，在天主教的科尔特斯（Hernan Cortés）猛攻蒙提祖玛的著名首都之后一个多世纪。自十六世纪晚期以降，数百万的起码名义上自由的欧洲人，数百万的受奴役更甚的非洲人，可以谓之踏上了横跨大西洋的“流放之旅”。这些迁移规模之大、路途之远，都是史无前例的，使得里斯本、马德里和伦敦必须发明古怪的新词crioulo，criollo和“the colonial”，指代一种新型的流落异域的人和文化。对这种渐次浮现的流离意识，玛丽·罗兰森（Mary Rowlandson）的纯朴回忆提供了一幅最为鲜明的图画。她是一位年方十九、刚刚出阁的马萨诸塞女子，在1675年2月被一伙当地的阿耳冈昆部族（Algonquin）和纳拉干西特部族（Narragansett）的斗士短时间劫持。她可怜巴巴地写道：
1703305327
1703305328
我看见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群英国人的牲口，这让我感到一丝安慰，虽然帮不了什么忙。不久我们来到一条英国人的小径，我真喜欢它，我想我本来可以索性躺下去死掉。那天，正午刚过，我们到了Squaukheag，印第安人迅速分散到英国人荒废的几块田地里。[95]
1703305329
1703305330
从她的用语中，我们观察到奇特的、全然是克里奥耳语的自相矛盾倾向。一方面，她觉得不必向她的读者解释Squaukheag位于何处，更不消说如何念这个醒目地不属欧洲的地名了。她的熟知并不出人意表，Squaukheag可以说就是顺着这条路走去的那个地方，毕竟她在这个同样不属欧洲的马萨诸塞出生并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代。另一方面，她看见了面前的“英国人的牲口”，一条“英国人的小径”，和“英国人荒废的几块田地”，虽然她从来不曾处在距英格兰三千英里范围之内。这些可不是从科茨沃尔德丘陵地带（Cotswolds）或唐斯的有草丘陵地（the Downs）——可以说真实地点——拖曳过来的东西，而是一种想象行为，对十七世纪格洛斯特郡或萨里郡的一位年轻牧师之妻来说，这样的想象决不会发生。它们之所以某种程度上准备好了成为“英国人的”，恰恰因为它们是在马萨诸塞，不是在英格兰，因为在玛丽看来它们蕴藏着她的“英国”人民农业劳作的踪迹。但是我们也可猜测，直到她被绑架的那一刻为止，她是就事论事地把牲口看成牲口，田地看成田地的。后来她落入阿耳冈昆人和纳拉干西特人手里，被拽出了日常生活，就在她土生土长的马萨诸塞的正中央，她发现自己处于可怕的流放之中：当此之际，她的“民族化”时机到来了。她沿着一条小径挣扎着，就在她确信自己不可以躺倒死掉的节骨眼上，那条小径变成英国人的了。当她最终被赎救出来，回到她出生的共同体中时，她的“民族主义的”震颤不见了。因为她已经设法差不多回归故里了。然而这个故里是兰开斯特，还不是美洲。[96]这里的悖论在于，我们今天能够不费神地把玛丽·罗兰森理解为美洲人，正是由于她在囚禁中看到了面前的英国人的田地。
1703305331
1703305332
玛丽·罗兰森的故事在马萨诸塞初版，一年之内，在大西洋对岸也出版了，而且证明很受欢迎，整个十八世纪累计出了三十版。[97]在新近联合起来的王国里（玛丽被掳是在苏格兰被掳之前二十年），飞快增长的阅读大众渐渐知晓了不合常轨、用英文写作的女人们，她们从不曾涉足英国，却可能被“野蛮人”拖过英国人的田地。她们是什么人？真是英国人吗？非英国的英国妇女——“殖民地居民”（colonial）的照相底片开始显现。
1703305333
1703305334
由于在英国人到北美建立殖民地之前一个世纪，西班牙人已下手在加勒比海和南美从事征服活动，所以非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很早就开始隐然耸现。早在1612年，马德里人、多明我会神学家胡安·德拉·普恩特（Juan de la Puente）就写道：“美洲的天空诱发出易变、淫靡和谎言：这些是印第安人典型的恶习，而那里的星座使它们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西班牙人的特征。”[98]此时克里奥耳人正从形象上创造出来，稍后将在文化和政治上变为现实。[99]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土著”（the“native”）真正的历史起源，尤其是如果我们回想起对德拉·普恩特长达一个世纪的怒斥的话——这种怒斥因横跨大西洋双向流动的印刷品的轻嘶而变得可能。“土著”这个人物形象有时藏在其他名目下，完好地挺到我们这个时代，欧洲如是，别的任何地方也相差无几。
1703305335
1703305336
因为土著就像“殖民地居民”和“克里奥耳人”一样，是一张黑白底片（white-on-black negative）。土著的土著特性始终是无所系泊的，它的现实意义是混合的、逆喻的（oxymoronic）。它的出现，是在摩尔人、异教徒、回教徒、野蛮人、印度教徒之类变成废词的时候，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在临近真正的印刷品会战之秋，有相当数量的越南人读法语、写法语，或许还说法语的时候，而且是在捷克人对德语、犹太人对匈牙利语都同样如此的时候。民族主义的纯正（由此还有清洗）恰是从这种混杂中开始浮现出来。
1703305337
1703305338
是什么让所有这些发动机开动起来的？略有不同地说，是什么使玛丽·罗兰森（以及不久之后的伦敦）的不稳定的英国属性成为可能？简单的回答是资本主义，仰仗它的机构，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数百万自由的、契约约束的和受奴役的身体能够穿越几千英里海域进行运输。但是这一运输的物质实体——轮船、火器和航海装备——是由墨卡托地图与积累起来的巨量知识所指导的，前者受数学的启迪，后者在印刷物中存储和传播。也正是凭借往返越洋的印刷物，这种不稳定的、想象的、带着英国属性和西班牙属性的世界才创造出来。
1703305339
1703305340
远距离运输与印刷资本主义通讯系统的重要关联，为十八世纪末叶第一次民族主义运动的繁荣准备好了基石。引人注目的是，这种繁荣首先在北美，然后往南在天主教的、伊比利亚的殖民地发生，那里的经济全是前工业的。十八世纪下半叶，北美殖民地比宗主国有更多的印刷机，这一事实最好不过地预示了那个繁荣过程。所以情况就是，到1765年，用沃纳的话说：“印刷品渐渐被看成是政治生活不可或缺之物，对亚当斯这些人来说似乎是世界解放的首要原动力。使印刷业的这次转型尤其异乎寻常的地方在于，它不像十九世纪的出版物爆炸，实际上不涉及该行业的任何技术改进。”[100]
[
上一页 ]
[ :1.70330529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