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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虽然西方学者习惯把这本回忆录称作自传，苏多摩本人却从未用过这个词，或者这个词的任何一种印尼语言形式：他特别提到他长期拒绝写作他的传记（biography）的要求。而这本回忆录在任何通常意义上都不是一部传记。即使当他细写他的先辈时，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他们的传记，而只是他们“故事”的选段或“撷英”。苏多摩不曾费心要把这些前辈人物放置到一个渐臻成熟的个人或历史背景下。他们从一段段插曲中隐隐现出，那些插曲没有注明时间，除了——我们将要看到——从前时代和现时代的重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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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弄清近代西式传记和自传的性质和假定，我想我们将无从理解苏多摩这种写作手法。这些文学形式实质上涉及“人”与“历史”的相互作用。“历史”是理解人类与社会的演变的一种普遍、线性的框架。“人”是经历、参与这一“历史”的个别主体。研究一个人的一生因而通常是研究他向着其历史角色的迈进和融入。如果父母和外祖父母出现在这样的著述里，他们服务于阐明“人”从中浮现的一种社会、经济和心理背景，或者是一种起跑线，据此判断他在将来的赛跑中的表现。于是这类文本的基本趋向就是远离祖先，走向“个人”。它们好比在画布和画架上绘油画，不断地添上小块小块的颜料，直到出人意料的一个整体——艺术作品——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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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在这本回忆录里发现一种方法，它更像古典雕塑的方法，即在石料或别的什么原料的偶然性里发现本质形式。朴素的民间谚语“kacang mangsa ninggal lanjaran”所蕴含的人与时间的意识，大大有别于西方传记和自传里那些典型意识。因为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此处的历史不是显得像画家，赋予一个生命以本质意义，而是显得像偶然性，像石料，透过它们去寻求一种本质特性。苏多摩关于他父母的篇章无意显示那种社会和心理环境，显示这位民族主义领袖从中出发去实现他的天命；而毋宁是希望显露出豆萁，豆子向着它，寻找回家的路。结果我们就见识了他的先人的人格（本性），他的生命向之而动。这种探寻不是为了个人实现或历史唯一性，而是为了团聚和认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展示他先辈的本性，苏多摩能够邀请读者（他们知道他的历史角色）去领会他的本性到底是什么。[154]在这个背景下，历史时间如此缥缈不定，年代学必定无关紧要，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在回忆录的记载中，苏多摩本人的生活与他先辈的生活在我们看来这么破碎、松散、漂流无依。[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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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忆录总体上的忧郁调子是自始即定的。初稿甫一写就，他深爱的妻子就亡故了，最后附加的部分，苏多摩专述亡妻，用的是不加渲染、中心悲恸的语言，特点鲜明。他也记录了他格外景仰的另两个人之死。一个是他的密友古纳万，对他俩关系的亲密程度，古纳万的兄长笈多博士称之为wayang（木偶）和dhalang（操纵木偶的人）之间的关系；[156]另一个是他的父亲，父亲之死是件大事，据他自述，这对他突然间成为至善社的领袖人物十分关键。但是回忆录的忧郁气氛有着比这些个人丧痛更深层的缘由。我想，它源于我们在引自苏多摩的前言的最后一段话当中见到过的东西，在那儿以及在整本回忆录里，通过从前时代和现时代的反复对比透露出来。有些篇幅中，人们似乎可以清楚知悉这两个“时代”间差异的性质，如果不是知悉它们之间过渡时刻的性质的话。苏多摩记下了对格贝村民的问话，从前时代是什么样子：“村民回答说：‘先生，卡吉村长（Lurah Kadji，苏多摩的外祖父）时代可完全是两码事儿。’有什么差别呢？‘在那个时代，卡吉村长的时代，［卡吉村长］绝不许人们把土地租给［糖］厂。’”[157]他用这样的话描述他外祖父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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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富人的儿子，那富人过去是当地的头领。为这缘故，如果瞅瞅他那时代，他接受的教育堪称完足。他一家家pesantrèn[158]地转学，到哪里都有名师。由于他的游学，我的外祖父视野非常开阔。听人们说，只是在塞潘姜（靠近泗水）的pesantrèn，他才获得一种渊博的ilmu（学问）。[159]在那个时代，还没有sekolahan。[160]除了学习古兰经诵读之外，他也学会读写爪哇文和马来文，学了ilmu falak［天文学］，它解释星星月亮的运行历程。他还研习ilmu kebatinan[161]和ilmu kedotan（这种知识可以让人刺不伤打不痛）[162]……在我外祖父的时代，年轻人非常爱好sport［原文如此］和艺术（kunst）。谁要是不会骑无鞍的马，不敢在马背上站立，谁就不是男人。谁要不会用弓箭，不会使长矛，也不是男人。舞蹈和nembang［传统爪哇的歌唱］是自尊的年轻人必懂的艺术之一，而 rampok harimau 是风行全民族的一种运动。[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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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苏多摩对他外祖父向客人提供提神物的描写：“谁要瞧瞧那个时代，我的外祖父给他的劳工杜松子酒［荷式琴酒］喝，这没什么好惊讶的。也是在那个时代，即便人们已经开始醒悟［sadar］并觉得羞耻［malu］，依然有很多时候，我的外祖父会给客人提供鸦片……在旧时代［zaman kuno］，人们认为吸鸦片是高地位和奢华的一个标志与工具。”[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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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描述的含混性消蚀了原有的任何信心，原以为两个“时代”对应了两个历史时期，或者对应了“传统”与“现代性”。[165]无论何时何地，苏多摩都没有流露出对他外祖父所受教育的怀旧或轻蔑。我们所知的，只是难以捉摸的“如果谁要瞧瞧那个时代”。杜松子酒是荷兰向爪哇的输出品，说不定鸦片也是，至少有很大规模是如此，但是这里二者都显得是旧时代的象征。[166]醒悟和羞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没有明确的表示（这两个单词在回忆录里出现过很少几次，这是其中一次）。社会进化？政治发展？文化启蒙？抑或是格尔茨所述的从durung Jawa（还不是爪哇人，不醒悟，不知道羞耻）到wis Jawa（爪哇人，醒悟了，知道羞耻）的转型，让小到爪哇的孩童，大到整体的爪哇社会都发生变化的那种转型吗？[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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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模糊关系，没有什么地方表现得比下面这一段生动插曲更好的了，在此，苏多摩描写了他对外祖父实施的那种村庄惩治的不快。这位老人会把村里犯事的人捆在他的pendhapa（村公所的一种无墙的前庭）的柱子上，每次要捆上好几天。“我成年的时候，已经深受穆尔塔图里（Multatuli）[168]——争取和保护我们人民权利的最早倡导者——的著作的影响，我问外祖父，什么权力［kekuasaan］给了他如此肆无忌惮的权利，竟以这种方式宣判村民。”[169]到这儿，有人可能预料会有一种传统和现代、新和旧的常规对比。但是故事出人意表地向前发展，因为外祖父解释说，他的惩罚措施其实是一种改革——以前，罪犯们会被送进镇上的监牢里。在他看来，他们往往回来后成了麻木不仁的人，所以他就创造一种新型的、地方的审判体制，可以把他们留在村庄共同体之内。苏多摩用以下的话作结：“所以，尽管我不赞同他的态度，但我能够理解外祖父建立这些规章的理由。为此，虽然我已经受到新思潮［aliran baru］的影响，可我对他的敬重不减分毫，特别是如果我们瞧瞧他那时代的话。”[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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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多摩这里提及的受穆尔塔图里和所指不明的“新思潮”的影响，是回忆录里语涉“新思想”的极为罕见的几个例子之一。但是我们并没有强烈地感觉到，其中的涵义就是发展的或进步的意思。成人苏多摩不过是起先不理解他外祖父的改革罢了。既不存在对他外祖父行动的认可，也不存在对“新思潮”正确性的坚持。我们只是感觉到道德立场上某种不对称的分隔。苏多摩站在他本人的道德基础上，已懂得理解自己的外祖父，依然尊敬他。但是这位老人对自己的良好判断力沉着自信，并不理解苏多摩。[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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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联系和分隔的描写，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回忆录里。先辈们保持着“完善”自足的形象，充分展露和代表了他们祖先的品质。当他们争吵的时候，就像苏多摩叙述的他外祖父和父亲所做的那样，是以一种浑不含讥带讽的、摆明事实的方式争吵。[172]就儿子的合适职业问题，父亲反对老岳父的看法，然而是基于就事论事的理由：这些看法在实践上和道义上都不合适。两人被他们的争执分隔开来，又被充满他们体内的一致作风联合起来。苏多摩，他们的子孙，不但受到他们“品质”和“人格”的约束，还用一种奇特的、新颖的、超然的方式看待这一“约束”（bondedness）。他不说他的先人之见“不当”，恰恰由于他明白他们浸透在“时代”中。苏多摩与他前人的分隔恰恰就在这个概念层次：他感到自己和他们嵌入在不同时代。而联系是在那种多元化感知的层次上。这里是一种新的“观察自我”（watching self）的迹象，人与文化间拉开距离的迹象。看起来也很像是苏多摩在着手建构传统之概念（idea of a tradition）。因为，除了把传统理解为在分隔中造就联系的方式、通过不重演而承认的方式之外，传统说到底是什么呢？从前时代和现时代之间的分别，或许较少是历史时期的分别，而更多是改变了的意识状态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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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假如我们不把zaman dahulu（现时代）这个语词与zaman （时间，时代）一词的其他用法并置而观，我们就不会透彻领会“现时代”的含义。例如，我们发现苏多摩写道，“在我逃脱这飞逝时间［zaman yang fana］以后”，由别人来书写他的生活经历可能要好一些；[173]或者说，在一个人回归“永恒时间［zaman yang baka］”之前，写出他的历史是不合宜的。[174]他反复说，在这个飞逝时间里，“无论苦乐，都不会持之久远”。[175]另一段里，他运用了“飞旋的世界”（turning world）这个古老意象。[176]这些象征中当然有某种相当传统的爪哇特性的东西，然而独独强调这一点可能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它们跟zaman一词的其他用法之间的新关系。在传统爪哇思想里，可以说人的生命运动与宇宙运动之间有一种自然共鸣。飞旋的车轮是静与动、往与复的一种意象。宇宙时间的形式就是成与毁、又成与毁的形式。[177]人出生在这个飞逝时间里，过完他的生命，然后如苏多摩所说，“回归”永恒时间。这个周期结束了，另一代人又开启新的周期。所以，对传统爪哇人而言，死亡是生命向之运动的时点，在某种意义上，做一个爪哇人就是学习顺应这种运动节律。[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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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苏多摩理解和接受这一种时间观，即时间要么是飞逝的要么是永恒的，在该观念里，那种分别可以说压倒了其他一切分别。就此而言他是个传统的爪哇人。但他也是一个在西式医科学校里受过教育的人，对那种学校来说，达尔文主义是宇宙论的基石，而死亡就是落败。[179]在这一意识模式里，宇宙再不会旋转，只是不停地向上、向前运动，死亡不再是“回归”，而是一个人的真正终结。苏多摩于是完全曝露在演进的西方思想的根本分裂下——历史是物种的发展，人生是个人的衰朽。回忆录显示，他不仅受到“新思潮”（带着这个词组里上紧了弹簧的全部反讽）的影响，还在两种形若胡越的时间观念内来理解它，由此在内心发现了一个记录自我（recording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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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录的中心部分，苏多摩的生活移向与今天当作民族史的东西的交汇点，即至善社的创建。苏多摩叙述他本人的生活，首先是在格贝他外祖父家里度过的乐融融的六年时光。这部分刻画了两相映衬的主题：村庄生活的基本和谐，苏多摩自己在这种生活里的讨人嫌的破坏行为。对村庄生活基本和谐的表达，不是像后来的许多印尼民族主义领袖描绘它的那样子，发表一些关于那种和谐及其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础的声明。相反地，它显现出来的方式既具有爪哇的典型特色，又极似印尼最伟大作家普拉姆迪亚的作品。以下是苏多摩对村里一场盛会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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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batan（向人求助以实施某项颇费人手的工程）的时间到了，一场大型的招待会就在我外祖父家的前庭（pendhapa）举行。很多人在那儿用餐，所以偌大的前庭满是人。厨房里也满是人，忙着给那些正在吃饭的人服务。sambatan常在农忙时举行。期间，稻田里满心欢喜的村民们热火朝天。几十个人一起耕田或耙地。“嗬，嗬，嗬”或“驾，驾，驾”的吆喝公牛或水牛的声音，不断地此起彼伏。那些劳作的人们唱着丹邦（tembang）歌和乌兰—乌兰（uran-uran）歌，[180]使观者和听者心里洋溢着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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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欢快幸福感染的氛围，并非只有人类才会被它吸引，才能体验到它。仿佛公牛和水牛也都分享了这份衷心的喜悦，分享了那悦耳的、兴奋的丹邦和乌兰—乌兰歌的诱人声音。缓缓地、步履稳健地、一步一步地，公牛和水牛向前走着，拖着犁和耙，反刍着。有时候，它们受了落在身上乱爬的苍蝇的刺激，左右摇晃着长角的头，还扇动着尾巴。听到鞭子的噼啪声，虽然苍蝇缠扰不休，公牛和水牛继续往前走，往前走，忠于职守，尽心成事。看到这样一幕祥和景象，谁能在心里不同享那种新鲜的镇静从容？此时此刻，一切都是那么定心怡神。在这世上，还能冀望或希求什么更多的东西吗？也许由于这种感受，由于自然和生物的安宁和谐，农夫们发现很难改变他们的本性，热爱这份宁静安详的本性。11点左右，收工了，这时在前庭里，饭盘子、菜碟子、水罐子一排排摆好，等着那些要来就餐的人们光临。吵吵嚷嚷的声音传来了，那是人们正往前庭赶来……我常常坐在前庭某个人的大腿上，面对装满蒌叶和烟草的各种竹盘子、木盆子，欢天喜地的，因为我正听着那些在填饱肚皮的人讲笑话。每个人吃饱喝足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我那儿，领受他们的份额——一卷蒌叶，还有配料和烟草。认识我的人，或者胆子大的，一脸亲切，笑嘻嘻地，会来抚弄此处不便提及的我身体某部位，逗我玩。谁会不觉得快乐，谁会不感到一种愿望，要满怀挚爱，同那些农人结为一体？[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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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玩伴是沙迪敏（Sadimin）和真哥（Tjengèk），那时是小伙子。他们吹着长笛，一起照看我。真哥是个盲人男孩，但是好像他从不忧愁，老是乐呵呵的，开着玩笑。只是当他长笛吹响的时候，那声音让人悚然，又动人心魄，似乎在希望某种永远实现不了的希望。[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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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描述，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它们充斥着声音（sound）而非言语（words）。言语可能提到了，例如说到真哥的玩笑话，但我们对它们的内容一无所知。不必发出言语，除非是那些没有含意的言语，[183]因为愉悦（以及真哥的痛苦）的感觉源于纯粹的声音。和谐的意象恰好是靠声音和意义间天衣无缝的融合。（这种和谐只是被成年苏多摩“败坏”了，他通过写下言语，试图抓住有待抓住却不可言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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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苏多摩用毫不客气的语言描述了他童年时代的自我。他娇生惯养，可以随意摆布他的外祖父母，喜欢向他们怨诉他的舅舅和姨妈们，然后看着后者直掉眼泪。[184]“我觉得自己淘气透顶，像国王似的行动，想怎样就怎样地……对待和我有关系的人。”[185]后来他上学了，“花钱无度，趾高气扬，还很得意我可以打着买书或买夹克的幌子，从父母那里哄来额外的钱；其实这些钱拿来招待我的朋友或别的什么人了，如果我偶尔会去吃点小吃的话。”[186]他爱打架，疏于学业，经常考试作弊。[187]他妒忌弟弟，觉得父母更偏爱弟弟。有一回，他感到被这种歧视伤透了心，骑马来到树林子里，又愤怒又自怜地嚎啕大哭。[188]他还惯于偷窃。[189]回顾起来，他童年的性格中，只有一个方面是他赞赏的——嫉视不公，愿意为之一战。[190]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个人的清晰写照，他有着爪哇人极为不齿的品性，也极不像他的先辈们，后者被以不同方式描述为真诚、勤劳、有远见、负责任和“深挚”的人。我们不必怀疑，这里有些是事实，苏多摩的确是个宠坏了的讨厌小孩。然而有趣的是，他如此强调他干的坏事。[191]后面我们将明显看到，中心意思确实不是这个“人”苏多摩从淘气的孩子成长为受人爱戴的民族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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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已提到过，苏多摩在进入STOVIA之前，被送到邦义尔的一家荷语小学读书。在邦义尔期间，他和一位舅父住在一起。从生命的这段时光里，他给我们提供了两则重要回忆。第一则是他从舅父那里学到的东西，他用非常奇怪的方式把舅父介绍给读者。苏多摩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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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个人，吃喝的规矩古怪（strange）得很，更不用说睡觉的规矩了……［他］极少像常人那样吃饭，睡觉呢，主要在地板中央，在椅子上。所以，我在皈依伊斯兰教［diselamkan——行了割礼］以后，因了他的教训，也羞于吃得全饱。那时候我常常一天只吃一顿，而且提防着别太饱。照我舅舅的教诲，一个人要是发现自己正在吃美味可口的饭菜，就应当停箸，别再吃下去了。还有，每天晚上我必须到户外散步，一晚上起码两次，他要求我学习如何掌控［berkuasa］我的思想过程。思想正像我自己心里的欲求那样，务必要给它指明方向。为了这个目标，每天晚上我都得带着宁静的心凝望西方、东方、北方、南方，同时天与地也不会遗漏。那时候，我没有完全理解这一切的目的。但如果我不尽这种义务，我的思想似乎就是不纯的，迷乱的；而向前、后、左、右、上、下凝视的这种行为，将给我的内心带来素净的鲜活。[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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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不同寻常的地方不是舅父的行为，对埋头于kebatinan（神秘主义）文化的冥想实践的一个爪哇普里亚伊来说，那种行为太平常了。相反，异常之处在于苏多摩竟然会把那种行为说成是古怪的——然后接着表示它成了他的第二天性。我揣想，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古怪”这个词：舅父的行为在少年苏多摩眼里显出的古怪，他那时“还不是爪哇人”；新的“观察自我”在记录内在自我（batin）的久远经验时感到的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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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多摩的邦义尔岁月第二个有意思的方面，是他谈起的在他那所精英小学里的活动：“我的老师及荷兰同学从未羞辱过我——事情完全相反。可是如果我听见有人对其他爪哇学生说侮辱性语言，比如penthol[193]或者‘爪哇人’——我那听着这话的耳朵就起火了。而且如果有什么不公正的［tidak adil］情境，我也会出头，这样我就常常跟那所学校的孩子们打架。我从没赢过，因为荷兰学生比我的朋友们高大强壮，他们会轻轻松松把我打趴下。”[194]这种叙述很切合实情。但在回忆录里这是初次，苏多摩正面地谈到自己，纵然带着点嘲弄。读者在前面的段落里已经获悉，苏多摩父亲的性格正是心系公正（keadilan）。[195]因而我们可以说，年轻的苏多摩开始长得越来越像他先辈的品质了。但是他也主动表示荷兰教师和同学没有欺负他；“事情完全相反。”须明白这不是自夸荷兰人对他的社会接受性，[196]而是以此说明争取公正的斗争必须无涉于个人利益（pamrih），[197]这很要紧。因为在爪哇传统里，一个人寻求公正不是为了自己，而要出于对他的darma（义务，责任）的信守。因而这个故事就有了双重意义：它既表现了对殖民地社会种族不公的日渐增长的（社会学）意识——从中发展起来一种逐步壮大的民族主义运动；也表现了一个塑造中的“深挚的”爪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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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过他与荷兰学童的冲突之后，苏多摩描述了他返回格贝的假期。回到外祖父家里“就是生活在调皮捣蛋找乐子的自由里。在那儿我受到娇惯和表扬，直至我觉得自己是个真正了不起的小孩”。[198]然而他紧接着记载的事，却是他对雷电的日常恐惧。暴风雨来临时，他会跑去把头埋在外祖母的腿上。但这时他的外祖父会抓住他的手，“轻言细语地”对他说：Lé,kowé aja wedi karo bledhèg.Kowé rak turunan Ki Ageng Séla,mengko bledhèg rak wedi dhéwé.苏多摩把这话给他的非爪哇语读者翻译成这样：“孩子，[199]别怕闪电。难道你不是基·阿庚·斯拉的子孙吗？想必闪电将慢慢怕你。”苏多摩最后说：“由于他话里的坚定信念，渐渐地我摆脱了对雷电的恐惧，不管它们的轰鸣有多吓人。”[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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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紧随在苏多摩败在荷兰儿童手下的记叙之后，很难不从中看出，它遮遮掩掩地暗示了印尼人广泛地反对荷兰人的斗争——“不管它们的轰鸣有多吓人”。但是此外，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的勇气来自记忆——对一个人出身的记忆。往回长才长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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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在题为“我为什么听从了父亲的愿望”一节里，[201]苏多摩转向他成为STOVIA一名学生的原因。这里，他描述了他父亲和外祖父就他的前途问题发生的激烈冲突。外祖父拼命想要苏多摩做大官。他素来敦促这个孩子说，假如他父亲试图送他进医科学校的话，一定要拒绝。他的父亲深为土著仕宦生活的挫折与屈辱所苦，宁愿儿子不涉此道。苏多摩为什么听随父亲意愿呢？他给我们讲了两条理由，令人略感吃惊的是，他还告诉我们各条理由是在几岁上生效的。八岁的时候，他天真地被STOVIA学生的白色校服打动了，那看起来比政府官员穿的黑衣神气多了。第二个理由是在他大约十三岁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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