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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父亲是草埔（Glodok）的副韦达罗，有一次刚巧我在家。清晨一大早我父亲就得坐bèndi[202]去马格丹（Magetan）。凌晨四点钟左右，我母亲已经坐在炭火前，烤制早餐面包，我和弟弟也醒了。我们看见父亲从他房里出来，已经穿好官服，到我们面前站定，抱怨身为普里亚伊却为地方土著政府效命的人的地位［derajat］……因为我父亲一直抱怨啊抱怨啊，我就问他：“爸爸，那你干嘛做这工作呢？”我的问题立即得到回答：“要是我不做这工作，你们大家还能吃上面包和黄油吗？”[203]korban（受难者）这个词和它的意思我还懵然不解，但在我内心深处的自我［batin］里，我倾听到它，我万分敬仰我的父亲。“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我父亲接着说，“我要我的孩子们长大后谁也别做地方土著政府的普里亚伊。”[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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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话里，我们依然看见苏多摩是个“还懵然不解”（belum mengerti）的孩子，或许人们会注意到，“还懵然不解”这个短语他从未用在后来接受的任何西式教导上面。但是这儿的叙述比事件更为异乎寻常。因为虽然我们可以肯定，“历史地看”，苏多摩的父亲是用爪哇语跟儿子说话的，可是在这里他的言语呈现为印尼语。[205]我们还注意到，苏多摩被korban这个词迷住了，而它并没有在他父亲讲的句子里出现！某种意义上说，发生了什么事一清二楚。在他的记忆里，苏多摩一定在回想父亲用爪哇语讲的话，其中极有可能包含ngurban这个词。这是爪哇语中道德与情感色彩浓厚的单词之一，意思是为了实现某个伟大目标，或者帮助身陷困境的什么人，而隐忍待发。它恰好应和了苏多摩在邦义尔的那位舅父的教诲。[206]于是少年苏多摩就对一个他还不懂的词语刻骨铭心，他还没“意识”到它，但对它的领悟以后将使他“成为爪哇人”。然而此处的奇异之事是语际滑落（interlingual slippage）。因为这句印尼话几乎不大显出暗含着的道义交换（moral exchange）的意味，那种道义交换的确主要是在爪哇语的语境下才有意义。如果说苏多摩前面把他外祖父的话译成了印尼语，那么现在，也许不由自主地，他掉转了方向，从印尼语回溯爪哇语。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苏多摩对他领会的训诫语焉不详。事情可能是，苏多摩有点理解他父亲所做的牺牲，出于感恩和敬仰，同意去上医科学校，而不做“地方土著政府的普里亚伊”。或者也有可能，ngurban观念的提点——为了某种更高目标，给思想和欲望指点方向——导致他逼迫自己进入一种制度，它将永远把他摒于旧爪哇官僚精英和传统地位等级体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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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部分将我们带到STOVIA。作者的尊容——肮脏，淘气，懒惰，挥霍——更加绘影绘形。他什么都吊儿郎当，因为假如他被开除了，他的外祖父会很高兴，而他的父母不管出什么事都会支持他的。[207]我们对那西化的教室里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一些恶作剧。但是这部分的结尾是这些言深意远的话：“即使我依旧挥霍、倔强、顽皮，但在我父亲去往永恒时间之前约一年，仅仅在那时我才明白，我不用抄袭（nurun）也可以成就学业，因此我渐渐有了这种觉悟（kesadaran）：靠抄袭学习是学习的堕落。”[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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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之下，这似乎分外简单明了：一个懒惰的男孩慢慢懂得作弊不好，幼稚傻气。但我认为不止于此。苏多摩的语言，特别是nurun和kesadaran这两个词，提示了两种不同的复杂性。他先使用印尼语单词meniru（模仿，抄袭），然后在括号里加上爪哇语词源nurun，由此递给我们一个暗示。[209]一方面，这看似清楚地影射了“模仿”西方的现代化过程的全盘问题，那些问题困扰了苏多摩一代的印尼领导人。[210]苏多摩1930年代的读者无疑会在整个殖民经验的背景下来理解“靠抄袭学习是学习的堕落”这句话。kesadaran是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关键词，它被用于这个小小的课堂插曲，这表明了该叙述更广泛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记得turun（传宗）观念在爪哇文化中的重要性。做一个真正的turunan（后代）意味着不抛弃先祖的性格或品质。模仿，就其趋近这种性格的意义而言，对爪哇道德观的系谱至关重要。[211]我们已经看到，苏多摩迄今为止所受教育的最要紧部分，就是他以外祖父、舅父或父亲为榜样，学着模仿的那些时候。因此上边引的这段话，给了我们一种意味深长的印象：他的双重教育南辕北辙，其象征就是“模仿”在荷兰语和爪哇语中的对立意义。在荷兰教室里，“不用抄袭”表示“抄袭”了荷兰文化，易言之即认真吸纳了它的价值观；然而这意味着不模仿爪哇传统，后者赞美模仿。但是它也预示了民族主义的解决办法——凭借不模仿先祖来模仿他们。凭借成为好印尼人来做好爪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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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来到苏多摩回忆录的道义中心，这部分他称之为“性格的改变”［Perobahan Perangai］。[212]它的内容简单却出人意料，而且实际上，大概为了特别强调，还讲了两遍。苏多摩已经习惯了抄袭他那些更用功的同学的作业。然后有一天，一位老师问了全班两个问题，一个是代数题，一个是物理题。苏多摩看到谁都没准备好回答，即便最聪明的也没有，他就举起手来，不过是想搞笑，却发现他不知怎的竟知道正确答案，“让自己大吃一惊”。这种突如其来的能力发生在这样一种有趣的背景下：“学校校长在我的班上建立了一个新制度，坚持应当自始至终教授数学，以便学生们能够持续不断地使用他们的智力……读者须知，我们班级到目前为止一直教的是只要有丁点智力（intellect）就能听懂的课程，假如这人记性［geheugen］够用的话。”[213]在这叙述里，教学法的改变同苏多摩的发现联系起来：“‘嘿，’我想，‘这么说我也有脑子了。’”换言之，一旦荷兰课程停止死记硬背的学习和模仿，苏多摩就开始觉察到自己的品质和能力。[214]“从那时起，我渐渐变得羞于再抄袭［nurun］。”[215]正是随着这种对羞耻的觉悟（某种程度上是“成为爪哇人”，不过是在西方课堂的环境里），苏多摩表明他的性格已经改变了，这样他马上就可以写道：“仅仅是在我父亲离我而去的大约两年前，他的表情上才显出他对我抱有希望。这可以理解，因为那时我的性格开始改变了。从童年一直到当时，我的生活始终仰赖他人。”[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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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在此时，他与父亲的关系特征也开始变化。他不再是只有要钱的时候才写信回家，而是跟父亲通信，讨论他弟弟妹妹的正确教育问题。“我父亲开始有些尊重我了，我则贴近了他的内心。在这个幸福的状态下，憧憬着家族兴旺的美好前景，在一个理想瑰丽的时刻［zaman］，突然之间，万万没有想到，在1907年7月28日，一封电报发来，告知我父亲的死讯。”[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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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苏多摩先前说到他和父亲的关系一点也不亲近，[218]对他丧考翌日的情感描述可能看起来相当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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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同情我那时天降大难？[219]只有这个世上那些跟我同病相怜的人了。哪怕在那时候，更甭提现在了，我都无以言表我心中的忧思和灰暗；我最亲近的朋友，虽然他们分担了我的悲伤，却也宽慰不了我。我想到了我母亲的命运，我想到了随着父亲的去世，我那些弟弟妹妹的命运。就好像他们失去了保护伞，失去了依靠的支柱，失去了一切，他们发展所需的全部希望和根基。我们做错什么了吗？天主公正吗？……那时候父亲的逝世在我包含了这种意义：仿佛我遭到了惩罚，始料未及又无比严厉，它意味着丧失尊严，屈辱，和其余种种……我觉得人们改变了对我和我家的态度。恭敬之辞，慷慨之举，甘言蜜语，还有我们一些熟人的和蔼可亲，都显得并非真心实意，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虚饰——而这是我父亲去世的影响所致。[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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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安慰这家人的人们常常偷他父亲的财物，闲话他的债务，猜测他给孩子们留下多少财产。“因此我感到烦恼和痛苦，我感到很丢脸，我感到荣誉扫地，我感到我活得像个被剥得赤条条的人，当着众人一丝不挂……在这痛不欲生的时刻，看起来似乎阳光失色的当口，在这个时候，只有我的外祖父和舅父减轻我的负担。”[221]在学校，他举止大变：不再挥霍、淘气和懒惰——以致他和朋友间裂开了一道鸿沟。“这样我的生活改变了。夜里，是星星和月亮做我的朋友，帮助我凝神聚气［mengheningkan cipta］，如此我才能作为长子成功实现我的责任……”[222]“我的思想和情感变得脱离了它们的环境，追寻它们生活的另一条航线，向着另一个方向进发，那将带给它们繁花似锦的机会。”[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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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多摩如今成了这个受损家庭的一家之长，不得不承担起必要的责任。然而在他对那个时期的描述中，有趣的是他对外界（lahir）和内心（batin）的新感觉，以及他自称亲自体验到的与世界的分离。[224]这种分离铺好了道路，通向一个结局：它不是在回忆录里描述成那般模样，而是在上文所引的段落里预示出来。因为苏多摩而今想要“迎合”他父亲，履行家庭和传统的道义责任。[225]但是他要靠“找到另一个方向”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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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月以后，1907年底雨季开始时，瓦希丁医生（Dr.Wahidin Soedirohoesodo）抵达巴达维亚暂作休整，长久以来他在募资，帮助有才智的年轻爪哇人完成西方教育。逗留期间，他去STOVIA向学生们演讲。以下是苏多摩如何描写那次相会的，自那以后没几个月至善社就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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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瓦希丁医生的相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有着安详的面容、睿智的举止和谈吐，还有解释他的理想时的坚定信念。他抑扬顿挫而文静的（rustig）［爪哇语，sarèn］嗓音，让我的思想和精神为之一宽，带给我新的理想和一个新世界，它们似乎能慰藉我受伤的心灵。跟瓦希丁医生谈话，聆听他的志向……消除了为我自己的私人需要所限的那一切狭隘感情和目标。这个人（one）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感到自己兴奋不已，震颤遍及通身骨肉，这个人视野开阔了，感情高尚［halus］了，理想优美了……总之，这个人感受到了他在世上的最高义务。[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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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的自传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此时苏多摩刚刚十九岁，至善社尚未成立。书的余下部分记录了苏多摩的朋友、仆人，尤其是妻子的功劳。从这些书页里人们可以推断他往后生活的某些东西，但那不是书写的中心了。在苏多摩看来，我想，本质的东西都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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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他的生活——在他自己眼中——有一个线性的轨迹，假如它在某种意义上与世界的趋向平行并进，那么1907—1908年间的政治事件本应只是个开头。但我认为如今应当明晰了，他的感知到的生命运动别是一种形态，政治（就我们理解的含义而言）成分不如道德成分多。为了更清楚地详述这一形态，或许有益的做法是，求助于苏多摩本人在别处使用的一个措词——lelakon，生命中的指定进程，介于darma（义务）和命运间的某处。因为1907—1908年的事件——丧父和遇到瓦希丁医生，离家和找到精神导师，反映了一个爪哇男人的生活过渡：从kesenangan（享乐）到kewajiban（尽责），从kenakalan（调皮）到kemuliaan（优异），从模仿到树立榜样。[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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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连接点上，以下两者间的奇特接合是再突出不过了：一面是巨大的、几乎浑身奔涌的激情，亦即苏多摩所记录的他与瓦希丁医生相会因而眼界大开的眩晕感；另一面是他展现的医生本人的形象。我们不仅确实瞥见了一个极其传统——虽然刚毅——的爪哇绅士，[228]还被带回一个统一的世界，那里视觉、声音和意义重归一致了。“平静”、“抑扬顿挫”、“安详”，是苏多摩用来描述瓦希丁医生声音和形貌的文辞，他早先已用于描述格贝的乡村生活，旧时代的社交圈子。那时他“还不是爪哇人”，是一个捣乱分子。而今成了爪哇人，他和先辈们团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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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他找到了他的asal（出身），他也不是在拿一个爪哇人成长的简单故事款待我们。因为传统的瓦希丁医生给年轻的苏多摩带去了“新理想和新世界”。这些新理想、这个新世界是什么？是范尼尔写到的西方科学和理性主义吗？在这些事情上，苏多摩所受的教育早就比那位老医生高明多了。他在ELS和STOVIA学过多年，还谙熟荷兰语，所以苏多摩比他的启蒙者远为接近西方人构想的“新世界”。我宁愿相信，苏多摩——兴许还有STOVIA环境中的其他人——在瓦希丁身上觉察到一个榜样：如何不必模仿就能步入殖民主义的西方世界；在更深层次上，如何不模仿一个人的先祖却又模仿了他们，如何在一个人不复深潜于爪哇传统中过活的时候又不抛弃这一传统，如何让观察自我与内心自我协调一致。龙加瓦西塔已经用无力回天的国王之至善这个残酷的逆喻，想象过黑暗之时。ratu utama（至善的国王），光荣爪哇的标志，不再可信了。然而瓦希丁表明，把形容词和名词分开是行得通的，甚至是绝对必要的。一旦分开，该形容词的意义重心就从我们或可称之为政治效能的东西转移到伦理承诺（ethical commitment）：总而言之，转移到一种趋于完善的道德能力（budi utama）。这种伦理承诺是任何人都可承担的一种责任——不会排除爪哇青少年，特别是自己的名字就由su（卓越）和utama（完善）合成的这个人。[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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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承诺什么？在古老的爪哇传统中，国王的至善意味着对国王权力的承诺。集中的权力带来了共同体的丰产、兴旺与和谐。社会安乐是权力对其自身的承诺的副产品。[230]然而一旦王权证明已软弱无能，副产品就能迅速变成中心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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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看看苏多摩终生与之为伍的那些观念，就会发现一个词汇表和一种始终如一的风格。比如，苏多摩几乎全然不用以西方社会学为基础的政治概念。[231]马克思的那些范畴完全缺席，而它们对苏加诺那整整一代人，从保守的到激进的成员，都是政治语言的中心。尽管苏加诺和他的同时代人谈到了Indonesia Merdéka（自由印尼），苏多摩却往往说起他的理想是Indonesia Mulia（光荣的，或完善的印尼）。Merdéka，自由，当然蕴含了激进得多、政治性强得多的目标。它是印尼人——或“革命的马来人”独享荣誉的一句口号，[232]在爪哇人中却没什么反响。Mulia则恰恰相反。上文（第98页）引用的回忆录那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与mulia天生相配的东西，它似乎正是kemerdékaan（自由）的反面：kewajiban，或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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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谢勒（Savitri Scherer）微妙表明的那样，苏多摩将完善的印尼比作一支佳美兰（gamelan）乐队，其中每人尽量完美地演奏一种分配给他的乐器。从履行的音乐义务的相互纽结中，佳美兰音调的绚烂（kemuliaan）实现了。[233]演奏一个人的乐器，就是履行一个人的lelakon，实践一个人继承而得或落到他的命运中的那些责任。苏多摩振举他的社会的这个想法，就是要使所有乐器都尽量完美地演奏成为可行。农民和工人必须有饭吃，被关爱，受教育，让他们成为好农民、好工人，不忘他们的义务并能履行之。[234]1930年代，令苏多摩的有些年轻的民族主义同仁很反感的是，他向通敌的贵族和普里亚伊吁求支持，所用的办法是力劝他们“记住他们的出身”，换句话说，承受他们传统所赋予的道德义务。[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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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思考苏多摩的民族主义使命，也许可以参照一种音乐的明喻，这牵涉到将旧曲子系统地变调成新的基调，不同的音阶，和改变了的配器法。回忆录提供了这一点的一些明例。他的舅父在爪哇风格的自家里冥想，苏多摩则在西式的STOVIA里冥想。他的外祖父在格贝创造了一个“有效的正义”体系，苏多摩一辈子都在为诞生中的印尼寻觅一种有效的正义。[236]他的父亲极力要有尊严地活在殖民地官僚机构的锁链中，苏多摩作为一个受外国人培养的医生亦如是。他的先祖们——如他所描述的，认为婚姻是爪哇人世界里的连带关系（solidarity）的巩固；而苏多摩呢，就其对他荷兰妻子的感人描写来看，似乎也是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他自己的婚姻。[237]但是变调的中心意象是Budi Utomo（至善社），苏多摩因创立该组织而青史留名。因为Budi Utomo在爪哇调性和印尼调性里都是完全可识别的。[238]它横跨两种语言，既前瞻又回顾，象征着一种投入的努力——下一代人可能会说是斗争[239]，去努力实践久存于记忆和想象中的某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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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至善社岁月的出版物中弥漫着的光明、黎明和太阳的意象，既是爪哇和印尼历史进程特有的，也是复活与新生的更广泛象征。[240]它们是在人的生活似乎与世协进的时刻幻想出来的意象。当它们在时代进步观念影响很大的状况下出现时，我们可以预料，它们将与青年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至善社的早期岁月显然就是这样。生命环节与线性历史间的联结有多密切，可以从苏多摩最亲密的朋友古纳万的一则言论来判断，他说至善社的小伙子们的目标，是要“一直做发动机，从后面推动年长者”。[241]这一警句不仅利用了一个无疑是二十世纪的工业隐喻，而且在爪哇语境下，猛地颠倒了这句古老的教学箴言：tut wuri andayani——老驭少，完美到。[242]它是属于青年的锋利、激动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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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苏多摩回忆录里找不到类似的东西。光明和黎明的意象在里边稀薄得很。全书的语调是阴郁的，集思于死而非生。如果我们自问何以竟至如此，我想答案是简单明了的。到1934年，苏多摩虽然政治成就斐然，[243]却已不再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锋了。作为他那时代的要人，也作为爪哇人，他能够洞晓，该运动的发展与他本人的生命轨迹正分道扬镳。他的妻子已经回归永恒时间了，他也正准备着不久以后随她而去。是到了考虑遗产（warisan）的时候了，回忆录所表现的其实就是一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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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加瓦西塔伤悼“再不见圣哲的典范”。他的意思是说，老典范不中用了，所以不能流传下去。苏多摩（和他那一代人）重申了他们的出身，从而找到一个可以传诸子孙的典范，这是他们无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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