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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batan（向人求助以实施某项颇费人手的工程）的时间到了，一场大型的招待会就在我外祖父家的前庭（pendhapa）举行。很多人在那儿用餐，所以偌大的前庭满是人。厨房里也满是人，忙着给那些正在吃饭的人服务。sambatan常在农忙时举行。期间，稻田里满心欢喜的村民们热火朝天。几十个人一起耕田或耙地。“嗬，嗬，嗬”或“驾，驾，驾”的吆喝公牛或水牛的声音，不断地此起彼伏。那些劳作的人们唱着丹邦（tembang）歌和乌兰—乌兰（uran-uran）歌，[180]使观者和听者心里洋溢着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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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欢快幸福感染的氛围，并非只有人类才会被它吸引，才能体验到它。仿佛公牛和水牛也都分享了这份衷心的喜悦，分享了那悦耳的、兴奋的丹邦和乌兰—乌兰歌的诱人声音。缓缓地、步履稳健地、一步一步地，公牛和水牛向前走着，拖着犁和耙，反刍着。有时候，它们受了落在身上乱爬的苍蝇的刺激，左右摇晃着长角的头，还扇动着尾巴。听到鞭子的噼啪声，虽然苍蝇缠扰不休，公牛和水牛继续往前走，往前走，忠于职守，尽心成事。看到这样一幕祥和景象，谁能在心里不同享那种新鲜的镇静从容？此时此刻，一切都是那么定心怡神。在这世上，还能冀望或希求什么更多的东西吗？也许由于这种感受，由于自然和生物的安宁和谐，农夫们发现很难改变他们的本性，热爱这份宁静安详的本性。11点左右，收工了，这时在前庭里，饭盘子、菜碟子、水罐子一排排摆好，等着那些要来就餐的人们光临。吵吵嚷嚷的声音传来了，那是人们正往前庭赶来……我常常坐在前庭某个人的大腿上，面对装满蒌叶和烟草的各种竹盘子、木盆子，欢天喜地的，因为我正听着那些在填饱肚皮的人讲笑话。每个人吃饱喝足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我那儿，领受他们的份额——一卷蒌叶，还有配料和烟草。认识我的人，或者胆子大的，一脸亲切，笑嘻嘻地，会来抚弄此处不便提及的我身体某部位，逗我玩。谁会不觉得快乐，谁会不感到一种愿望，要满怀挚爱，同那些农人结为一体？[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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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玩伴是沙迪敏（Sadimin）和真哥（Tjengèk），那时是小伙子。他们吹着长笛，一起照看我。真哥是个盲人男孩，但是好像他从不忧愁，老是乐呵呵的，开着玩笑。只是当他长笛吹响的时候，那声音让人悚然，又动人心魄，似乎在希望某种永远实现不了的希望。[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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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描述，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它们充斥着声音（sound）而非言语（words）。言语可能提到了，例如说到真哥的玩笑话，但我们对它们的内容一无所知。不必发出言语，除非是那些没有含意的言语，[183]因为愉悦（以及真哥的痛苦）的感觉源于纯粹的声音。和谐的意象恰好是靠声音和意义间天衣无缝的融合。（这种和谐只是被成年苏多摩“败坏”了，他通过写下言语，试图抓住有待抓住却不可言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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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苏多摩用毫不客气的语言描述了他童年时代的自我。他娇生惯养，可以随意摆布他的外祖父母，喜欢向他们怨诉他的舅舅和姨妈们，然后看着后者直掉眼泪。[184]“我觉得自己淘气透顶，像国王似的行动，想怎样就怎样地……对待和我有关系的人。”[185]后来他上学了，“花钱无度，趾高气扬，还很得意我可以打着买书或买夹克的幌子，从父母那里哄来额外的钱；其实这些钱拿来招待我的朋友或别的什么人了，如果我偶尔会去吃点小吃的话。”[186]他爱打架，疏于学业，经常考试作弊。[187]他妒忌弟弟，觉得父母更偏爱弟弟。有一回，他感到被这种歧视伤透了心，骑马来到树林子里，又愤怒又自怜地嚎啕大哭。[188]他还惯于偷窃。[189]回顾起来，他童年的性格中，只有一个方面是他赞赏的——嫉视不公，愿意为之一战。[190]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个人的清晰写照，他有着爪哇人极为不齿的品性，也极不像他的先辈们，后者被以不同方式描述为真诚、勤劳、有远见、负责任和“深挚”的人。我们不必怀疑，这里有些是事实，苏多摩的确是个宠坏了的讨厌小孩。然而有趣的是，他如此强调他干的坏事。[191]后面我们将明显看到，中心意思确实不是这个“人”苏多摩从淘气的孩子成长为受人爱戴的民族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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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已提到过，苏多摩在进入STOVIA之前，被送到邦义尔的一家荷语小学读书。在邦义尔期间，他和一位舅父住在一起。从生命的这段时光里，他给我们提供了两则重要回忆。第一则是他从舅父那里学到的东西，他用非常奇怪的方式把舅父介绍给读者。苏多摩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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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个人，吃喝的规矩古怪（strange）得很，更不用说睡觉的规矩了……［他］极少像常人那样吃饭，睡觉呢，主要在地板中央，在椅子上。所以，我在皈依伊斯兰教［diselamkan——行了割礼］以后，因了他的教训，也羞于吃得全饱。那时候我常常一天只吃一顿，而且提防着别太饱。照我舅舅的教诲，一个人要是发现自己正在吃美味可口的饭菜，就应当停箸，别再吃下去了。还有，每天晚上我必须到户外散步，一晚上起码两次，他要求我学习如何掌控［berkuasa］我的思想过程。思想正像我自己心里的欲求那样，务必要给它指明方向。为了这个目标，每天晚上我都得带着宁静的心凝望西方、东方、北方、南方，同时天与地也不会遗漏。那时候，我没有完全理解这一切的目的。但如果我不尽这种义务，我的思想似乎就是不纯的，迷乱的；而向前、后、左、右、上、下凝视的这种行为，将给我的内心带来素净的鲜活。[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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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不同寻常的地方不是舅父的行为，对埋头于kebatinan（神秘主义）文化的冥想实践的一个爪哇普里亚伊来说，那种行为太平常了。相反，异常之处在于苏多摩竟然会把那种行为说成是古怪的——然后接着表示它成了他的第二天性。我揣想，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古怪”这个词：舅父的行为在少年苏多摩眼里显出的古怪，他那时“还不是爪哇人”；新的“观察自我”在记录内在自我（batin）的久远经验时感到的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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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多摩的邦义尔岁月第二个有意思的方面，是他谈起的在他那所精英小学里的活动：“我的老师及荷兰同学从未羞辱过我——事情完全相反。可是如果我听见有人对其他爪哇学生说侮辱性语言，比如penthol[193]或者‘爪哇人’——我那听着这话的耳朵就起火了。而且如果有什么不公正的［tidak adil］情境，我也会出头，这样我就常常跟那所学校的孩子们打架。我从没赢过，因为荷兰学生比我的朋友们高大强壮，他们会轻轻松松把我打趴下。”[194]这种叙述很切合实情。但在回忆录里这是初次，苏多摩正面地谈到自己，纵然带着点嘲弄。读者在前面的段落里已经获悉，苏多摩父亲的性格正是心系公正（keadilan）。[195]因而我们可以说，年轻的苏多摩开始长得越来越像他先辈的品质了。但是他也主动表示荷兰教师和同学没有欺负他；“事情完全相反。”须明白这不是自夸荷兰人对他的社会接受性，[196]而是以此说明争取公正的斗争必须无涉于个人利益（pamrih），[197]这很要紧。因为在爪哇传统里，一个人寻求公正不是为了自己，而要出于对他的darma（义务，责任）的信守。因而这个故事就有了双重意义：它既表现了对殖民地社会种族不公的日渐增长的（社会学）意识——从中发展起来一种逐步壮大的民族主义运动；也表现了一个塑造中的“深挚的”爪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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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过他与荷兰学童的冲突之后，苏多摩描述了他返回格贝的假期。回到外祖父家里“就是生活在调皮捣蛋找乐子的自由里。在那儿我受到娇惯和表扬，直至我觉得自己是个真正了不起的小孩”。[198]然而他紧接着记载的事，却是他对雷电的日常恐惧。暴风雨来临时，他会跑去把头埋在外祖母的腿上。但这时他的外祖父会抓住他的手，“轻言细语地”对他说：Lé,kowé aja wedi karo bledhèg.Kowé rak turunan Ki Ageng Séla,mengko bledhèg rak wedi dhéwé.苏多摩把这话给他的非爪哇语读者翻译成这样：“孩子，[199]别怕闪电。难道你不是基·阿庚·斯拉的子孙吗？想必闪电将慢慢怕你。”苏多摩最后说：“由于他话里的坚定信念，渐渐地我摆脱了对雷电的恐惧，不管它们的轰鸣有多吓人。”[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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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紧随在苏多摩败在荷兰儿童手下的记叙之后，很难不从中看出，它遮遮掩掩地暗示了印尼人广泛地反对荷兰人的斗争——“不管它们的轰鸣有多吓人”。但是此外，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的勇气来自记忆——对一个人出身的记忆。往回长才长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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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在题为“我为什么听从了父亲的愿望”一节里，[201]苏多摩转向他成为STOVIA一名学生的原因。这里，他描述了他父亲和外祖父就他的前途问题发生的激烈冲突。外祖父拼命想要苏多摩做大官。他素来敦促这个孩子说，假如他父亲试图送他进医科学校的话，一定要拒绝。他的父亲深为土著仕宦生活的挫折与屈辱所苦，宁愿儿子不涉此道。苏多摩为什么听随父亲意愿呢？他给我们讲了两条理由，令人略感吃惊的是，他还告诉我们各条理由是在几岁上生效的。八岁的时候，他天真地被STOVIA学生的白色校服打动了，那看起来比政府官员穿的黑衣神气多了。第二个理由是在他大约十三岁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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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父亲是草埔（Glodok）的副韦达罗，有一次刚巧我在家。清晨一大早我父亲就得坐bèndi[202]去马格丹（Magetan）。凌晨四点钟左右，我母亲已经坐在炭火前，烤制早餐面包，我和弟弟也醒了。我们看见父亲从他房里出来，已经穿好官服，到我们面前站定，抱怨身为普里亚伊却为地方土著政府效命的人的地位［derajat］……因为我父亲一直抱怨啊抱怨啊，我就问他：“爸爸，那你干嘛做这工作呢？”我的问题立即得到回答：“要是我不做这工作，你们大家还能吃上面包和黄油吗？”[203]korban（受难者）这个词和它的意思我还懵然不解，但在我内心深处的自我［batin］里，我倾听到它，我万分敬仰我的父亲。“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我父亲接着说，“我要我的孩子们长大后谁也别做地方土著政府的普里亚伊。”[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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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话里，我们依然看见苏多摩是个“还懵然不解”（belum mengerti）的孩子，或许人们会注意到，“还懵然不解”这个短语他从未用在后来接受的任何西式教导上面。但是这儿的叙述比事件更为异乎寻常。因为虽然我们可以肯定，“历史地看”，苏多摩的父亲是用爪哇语跟儿子说话的，可是在这里他的言语呈现为印尼语。[205]我们还注意到，苏多摩被korban这个词迷住了，而它并没有在他父亲讲的句子里出现！某种意义上说，发生了什么事一清二楚。在他的记忆里，苏多摩一定在回想父亲用爪哇语讲的话，其中极有可能包含ngurban这个词。这是爪哇语中道德与情感色彩浓厚的单词之一，意思是为了实现某个伟大目标，或者帮助身陷困境的什么人，而隐忍待发。它恰好应和了苏多摩在邦义尔的那位舅父的教诲。[206]于是少年苏多摩就对一个他还不懂的词语刻骨铭心，他还没“意识”到它，但对它的领悟以后将使他“成为爪哇人”。然而此处的奇异之事是语际滑落（interlingual slippage）。因为这句印尼话几乎不大显出暗含着的道义交换（moral exchange）的意味，那种道义交换的确主要是在爪哇语的语境下才有意义。如果说苏多摩前面把他外祖父的话译成了印尼语，那么现在，也许不由自主地，他掉转了方向，从印尼语回溯爪哇语。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苏多摩对他领会的训诫语焉不详。事情可能是，苏多摩有点理解他父亲所做的牺牲，出于感恩和敬仰，同意去上医科学校，而不做“地方土著政府的普里亚伊”。或者也有可能，ngurban观念的提点——为了某种更高目标，给思想和欲望指点方向——导致他逼迫自己进入一种制度，它将永远把他摒于旧爪哇官僚精英和传统地位等级体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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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部分将我们带到STOVIA。作者的尊容——肮脏，淘气，懒惰，挥霍——更加绘影绘形。他什么都吊儿郎当，因为假如他被开除了，他的外祖父会很高兴，而他的父母不管出什么事都会支持他的。[207]我们对那西化的教室里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一些恶作剧。但是这部分的结尾是这些言深意远的话：“即使我依旧挥霍、倔强、顽皮，但在我父亲去往永恒时间之前约一年，仅仅在那时我才明白，我不用抄袭（nurun）也可以成就学业，因此我渐渐有了这种觉悟（kesadaran）：靠抄袭学习是学习的堕落。”[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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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之下，这似乎分外简单明了：一个懒惰的男孩慢慢懂得作弊不好，幼稚傻气。但我认为不止于此。苏多摩的语言，特别是nurun和kesadaran这两个词，提示了两种不同的复杂性。他先使用印尼语单词meniru（模仿，抄袭），然后在括号里加上爪哇语词源nurun，由此递给我们一个暗示。[209]一方面，这看似清楚地影射了“模仿”西方的现代化过程的全盘问题，那些问题困扰了苏多摩一代的印尼领导人。[210]苏多摩1930年代的读者无疑会在整个殖民经验的背景下来理解“靠抄袭学习是学习的堕落”这句话。kesadaran是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关键词，它被用于这个小小的课堂插曲，这表明了该叙述更广泛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记得turun（传宗）观念在爪哇文化中的重要性。做一个真正的turunan（后代）意味着不抛弃先祖的性格或品质。模仿，就其趋近这种性格的意义而言，对爪哇道德观的系谱至关重要。[211]我们已经看到，苏多摩迄今为止所受教育的最要紧部分，就是他以外祖父、舅父或父亲为榜样，学着模仿的那些时候。因此上边引的这段话，给了我们一种意味深长的印象：他的双重教育南辕北辙，其象征就是“模仿”在荷兰语和爪哇语中的对立意义。在荷兰教室里，“不用抄袭”表示“抄袭”了荷兰文化，易言之即认真吸纳了它的价值观；然而这意味着不模仿爪哇传统，后者赞美模仿。但是它也预示了民族主义的解决办法——凭借不模仿先祖来模仿他们。凭借成为好印尼人来做好爪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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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来到苏多摩回忆录的道义中心，这部分他称之为“性格的改变”［Perobahan Perangai］。[212]它的内容简单却出人意料，而且实际上，大概为了特别强调，还讲了两遍。苏多摩已经习惯了抄袭他那些更用功的同学的作业。然后有一天，一位老师问了全班两个问题，一个是代数题，一个是物理题。苏多摩看到谁都没准备好回答，即便最聪明的也没有，他就举起手来，不过是想搞笑，却发现他不知怎的竟知道正确答案，“让自己大吃一惊”。这种突如其来的能力发生在这样一种有趣的背景下：“学校校长在我的班上建立了一个新制度，坚持应当自始至终教授数学，以便学生们能够持续不断地使用他们的智力……读者须知，我们班级到目前为止一直教的是只要有丁点智力（intellect）就能听懂的课程，假如这人记性［geheugen］够用的话。”[213]在这叙述里，教学法的改变同苏多摩的发现联系起来：“‘嘿，’我想，‘这么说我也有脑子了。’”换言之，一旦荷兰课程停止死记硬背的学习和模仿，苏多摩就开始觉察到自己的品质和能力。[214]“从那时起，我渐渐变得羞于再抄袭［nurun］。”[215]正是随着这种对羞耻的觉悟（某种程度上是“成为爪哇人”，不过是在西方课堂的环境里），苏多摩表明他的性格已经改变了，这样他马上就可以写道：“仅仅是在我父亲离我而去的大约两年前，他的表情上才显出他对我抱有希望。这可以理解，因为那时我的性格开始改变了。从童年一直到当时，我的生活始终仰赖他人。”[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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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在此时，他与父亲的关系特征也开始变化。他不再是只有要钱的时候才写信回家，而是跟父亲通信，讨论他弟弟妹妹的正确教育问题。“我父亲开始有些尊重我了，我则贴近了他的内心。在这个幸福的状态下，憧憬着家族兴旺的美好前景，在一个理想瑰丽的时刻［zaman］，突然之间，万万没有想到，在1907年7月28日，一封电报发来，告知我父亲的死讯。”[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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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苏多摩先前说到他和父亲的关系一点也不亲近，[218]对他丧考翌日的情感描述可能看起来相当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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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同情我那时天降大难？[219]只有这个世上那些跟我同病相怜的人了。哪怕在那时候，更甭提现在了，我都无以言表我心中的忧思和灰暗；我最亲近的朋友，虽然他们分担了我的悲伤，却也宽慰不了我。我想到了我母亲的命运，我想到了随着父亲的去世，我那些弟弟妹妹的命运。就好像他们失去了保护伞，失去了依靠的支柱，失去了一切，他们发展所需的全部希望和根基。我们做错什么了吗？天主公正吗？……那时候父亲的逝世在我包含了这种意义：仿佛我遭到了惩罚，始料未及又无比严厉，它意味着丧失尊严，屈辱，和其余种种……我觉得人们改变了对我和我家的态度。恭敬之辞，慷慨之举，甘言蜜语，还有我们一些熟人的和蔼可亲，都显得并非真心实意，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虚饰——而这是我父亲去世的影响所致。[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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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安慰这家人的人们常常偷他父亲的财物，闲话他的债务，猜测他给孩子们留下多少财产。“因此我感到烦恼和痛苦，我感到很丢脸，我感到荣誉扫地，我感到我活得像个被剥得赤条条的人，当着众人一丝不挂……在这痛不欲生的时刻，看起来似乎阳光失色的当口，在这个时候，只有我的外祖父和舅父减轻我的负担。”[221]在学校，他举止大变：不再挥霍、淘气和懒惰——以致他和朋友间裂开了一道鸿沟。“这样我的生活改变了。夜里，是星星和月亮做我的朋友，帮助我凝神聚气［mengheningkan cipta］，如此我才能作为长子成功实现我的责任……”[222]“我的思想和情感变得脱离了它们的环境，追寻它们生活的另一条航线，向着另一个方向进发，那将带给它们繁花似锦的机会。”[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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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多摩如今成了这个受损家庭的一家之长，不得不承担起必要的责任。然而在他对那个时期的描述中，有趣的是他对外界（lahir）和内心（batin）的新感觉，以及他自称亲自体验到的与世界的分离。[224]这种分离铺好了道路，通向一个结局：它不是在回忆录里描述成那般模样，而是在上文所引的段落里预示出来。因为苏多摩而今想要“迎合”他父亲，履行家庭和传统的道义责任。[225]但是他要靠“找到另一个方向”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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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月以后，1907年底雨季开始时，瓦希丁医生（Dr.Wahidin Soedirohoesodo）抵达巴达维亚暂作休整，长久以来他在募资，帮助有才智的年轻爪哇人完成西方教育。逗留期间，他去STOVIA向学生们演讲。以下是苏多摩如何描写那次相会的，自那以后没几个月至善社就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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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瓦希丁医生的相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有着安详的面容、睿智的举止和谈吐，还有解释他的理想时的坚定信念。他抑扬顿挫而文静的（rustig）［爪哇语，sarèn］嗓音，让我的思想和精神为之一宽，带给我新的理想和一个新世界，它们似乎能慰藉我受伤的心灵。跟瓦希丁医生谈话，聆听他的志向……消除了为我自己的私人需要所限的那一切狭隘感情和目标。这个人（one）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感到自己兴奋不已，震颤遍及通身骨肉，这个人视野开阔了，感情高尚［halus］了，理想优美了……总之，这个人感受到了他在世上的最高义务。[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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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的自传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此时苏多摩刚刚十九岁，至善社尚未成立。书的余下部分记录了苏多摩的朋友、仆人，尤其是妻子的功劳。从这些书页里人们可以推断他往后生活的某些东西，但那不是书写的中心了。在苏多摩看来，我想，本质的东西都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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