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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第一回合交战中,人们注意到如下细节[262]:老练的色博朗浑不费事地驾驭了阿迪帕蒂的阴茎。他被描写成“灵活熟练地做着花样百出的动作”(aluwes awasis ing satata taténing pratingkah)。他在被动的鸡奸中的“技巧娴熟”(baudira)远超他的朋友努尔维特里。他其实被表现为“积极地被动”。这一对儿据说是在从事一场“甜蜜的战斗”(adu manis)。不断使用反身性动词形式突出了他们活动的相互性:“他们扭成一团翻滚着,从相反方向猛挺对方”(dia-dinia dinaya-daya/dinua-dua)。阿迪帕蒂的性器被色博朗久经沙场的括约肌“挤压着”(sinerot)。年轻男子的“反应”“不输于”(tan wiwal dènya kiwul)他的搭档。在有个时刻,他用毕恭毕敬的格罗摩语(krama)[263]忠告老男人“冷静点儿”(ingkang sarèh kéwala),仿佛是说,“如果你想长于床笫之欢,就得控制自己的节奏”。他被描述成“筋疲力尽的”(lempé-lempé),但他的疲乏是一位有成就的体操运动员在艰苦训练后的疲乏。(书中说阿迪帕蒂几乎同样疲倦。)黎明时分努尔维特里进房来站在这一对儿边上,俏皮地取笑他的伙伴,这时色博朗报之以快活的咧嘴眨眼,满不在乎地宣称“咱俩是五十步笑百步”(aran wong wus padha déné)。最后人们看到,作者意指色博朗和努尔维特里之间串通一气,暗算了阿迪帕蒂。色博朗“悄悄向他打个手势”(ngeblongken),意思是说,他们成功蒙骗了这个贵族。当后者傻乎乎地自满于他认为的对两个年轻戏子的性支配,而放声大笑时,这对家伙狡猾地实现了他们的目的:钱、宠爱、随意出入这个行政中心女人们的闺房、对他们雇主的心理制服(他如今已被装进色博朗的角色颠倒的圈套里了),还要加上性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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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节清楚地表明:(1)色博朗被(有意)描绘成一个老于性事的行家(就这个词的褒义来说);(2)当他断言被插入的一方比插入方能得到更大快感时,他不是在撒谎——前者实在得有正确的知识(ngèlmu)和经验;(3)他从始至终保持了雄性气质,迎合他的搭档就好比一个优秀的拳击手、摔跤手,或舞蹈家。没错,他的动作太轻盈了,阿迪帕蒂觉得那些动作像是一个艳丽妇人做出的,但是色博朗从未在心理上“屈服”于那个老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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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过来的鸡奸在几乎每一方面都代表了一种鲜明的对比。[264]阿迪帕蒂允许年轻的冒险家用科柯语——表示亲密和平等的语言层次(koko-kinoko kéwala)跟他说话,从而首先交出了他的社会和政治优势地位。继而他又求教知识,为此他承认了自己的无知,实际上他是向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请求指点。书中特地强调了色博朗阴茎令人难忘的大小,暗中对照了不曾言及的他搭档那东西的尺寸。阿迪帕蒂被描述成“彻底服帖”(anjepluk)。更要紧的是,他明确地说已经“忘了他的男人身份”(supé priané),“感觉像个女人”(lir dyah raosing kalbu)。回想一下,当色博朗正被鸡奸的时候,我们得知,在他的鸡奸者眼里他似乎是个妇人,或者比妇人还好。相比于色博朗熟练接纳了肛门插入,那个老男人却表现出无力忍受最初的疼痛。“他泪流满面,哀哀求饶”(barebel kang waspa/andruwili sesambaté)。“噢,停下……够了……求求你,不要……拔出来……呜……呜……请停下”(lah uwis aja-aja//wurungena baé adhuh uwis)。的确,他如此丧失自控,竟不由自主地尿(kepoyuh)在床垫上了。色博朗心里“为之一动”(ngres tyasira),加快了他的抽插,好让这磨难快些结束。(拿这个与色博朗早先的建议对比一下:那时他本人被鸡奸,劝他的搭档放慢一点。)最后,阿迪帕蒂“累得瘫倒”(ngalumpruk marlupa capé),而那年轻人只对他觉得抱歉(sungkawa),全未提到什么疲累困乏。阿迪帕蒂自己是鸡奸者的时候,他也是体力耗尽。不用说,色博朗也熟知用捣碎的草药敷治贵族肛门的正确方法。没有欢乐的玩笑,这一幕就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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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成对相映的鸡奸,每一方轮流扮演插入者和被插者的角色,表明了色博朗才是他主人的主人。在男人间性交的方方面面,他都是一个老练的行家,从不失去他的控驭自如或男人身份。事实上,恰是因为他保留了这些品质,他才能够以明显的诚实,坚持说从被插入中获得的快感强于从插入中得到的。他迫使他的老爷先是接受了语言上的平等,然后接受了性屈服。另一方面,甚至当阿迪帕蒂是鸡奸者的时候,他也没有占到上风。而当他被鸡奸时,他表现得像个处女,或刚入门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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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理当记得,《真蒂尼》一书有数千节诗,我们这里成对相映的鸡奸仅占其中的一打诗节左右。我们不是在讨论某种《爪哇领主查特莱的情人》。这个阿迪帕蒂并未体验到性唤醒,对他的年轻伴侣不爱亦不恨。一旦他的直肠治愈,他能重新舒服地坐着,这个行政中心的生活又恢复如初。色博朗最终被驱逐了,但只是由于他被发现对阿迪帕蒂的小老婆们太放肆。因此很难相信这双重鸡奸的情节是什么就性论性的文句,或者具体点说是关于同性恋的文句。如果我们简单地比照着看看变戏法,或许能更好理解它真正想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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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提到,变戏法是《真蒂尼》中形形色色的诸多流浪者和跋涉者常备节目的基本内容。色博朗是书里首次出现的这等人物,但是他的烟火制造术,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不久后将被其他老手盖过。不管特定的“大师”是哪位,所有的戏法表演共有某些一般特征。它们始终是奇观展示(tontonan)——就是说,变戏法的人与他的同伙是被花钱请来,在更多庆祝活动的背景下,面对观众展现他们的奇才。它们总是伴有音乐,时常伴有特定类型的舞蹈和舞者,也惯常伴有点燃的香烟缭绕。“变幻”(turn)的类型大致落入三类:(1)无生命的物体,在某个时段内,搞得好像有了它们自己的生命似的。比如,一个捣米杵似乎在装它的容器内上窜下跳,一把弯刀和镰刀又砍又劈,都没有人力作用。[265](2)各种物体暂时改变了性状。例如,山尖状的熟米饭(tumpeng),或某些树叶,或不熟的椰子,用一个kurungan(半球形的柳条笼子)罩上;笼子拿开时,它们分别变成了花束、海龟和蛇。重新罩上笼子,然后再揭开,这些物体还原成了原先的真实形态。[266](3)让吓人的事情发生,然后又一笔勾销。这类变幻太有趣了,值得举三个典型例子细细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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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庆祝活动期间,色博朗将他的乐师之一绑住手脚,再连同一个车轮放入柳条笼子里。[267]当其他乐师奏起基南蒂威腊特鲁纳(Kinanthi Wiratruna)曲子,香烟袅袅升起的时候,色博朗与他的异性装扮的舞者围着柳条笼子转了七圈。拿开它时,那个被缚的乐师已解开绳索,正骑在一头老虎的背上。旁观者惊怖逃窜,在这过程里彼此踩踏。阿迪帕蒂稳坐不动,可是他确实问色博朗,“老虎是不是真的”(apa nora anemeni ingkang sima)。得到保证说不是的,他就吩咐年轻的魔术师“马上打住”(yèn mengkono nuli racuten dèn-ènggal)。老虎和骑虎人回到笼子里。当笼子第二次揭开的时候,只见绑缚着的乐师和车轮,原模原样。在另一场表演里,几根燃着火的巨大高跷(égrang)突然闯入站满观众的观看大厅,它们仿佛你追我赶,彼此交战。[268]看起来好像整幢建筑快要葬身火海,几乎人人都惊慌失措。这时现场一位见多识广的老者告诉剧班,他们做得过头了,必须结束表演。一个异性装扮的舞者腰带轻拂,就让炽燃的高跷顿时无影无形。然而结果是,在躲避虚幻火焰的奔逃中,有个小孩被踩踏得不省人事。[269]这下那个老者又命令魔术师救伤弭患。他们中有两个人上前将小孩平放在一张席子上,拿一把锋利的大刀将他身体割成两半。男孩的母亲悲痛得发狂,扑倒在尸体上,这时魔术师砍下了她的头。惊骇莫名的观众相信他们目睹的一切太真实了,真实得可怕,所以他们断定色博朗的人是恶灵附体了。这时候两具尸体被寿衣覆盖起来,异性装束的舞者绕着尸体转,从花环上摘下花儿来撒着,那花环构成他们戏服的一部分。转眼间,母亲和儿子活过来了,健康如初。第三个例子,色博朗剧班有两个小演员,贾迈尔(Jamal)和贾米尔(Jamil),他们表演一场决斗。[270]战斗过程中,贾迈尔的前额被一根撬棍击中。他倒在地上,淹没在血泊中,这时他的对手冲上来,拿重石砸他的头和躯干。又一次,观众吓得六神无主。接着,遵照这位优秀魔术师的指令,贾迈尔的尸体用长布裹起来,易装的演员围着它有唱有跳,伴随着轻柔的昂格隆(angklung)合奏和飘扬的香雾。[271]原本喘着气动弹不得的贾迈尔登时坐起来,生气勃勃,安然无恙。而且,正如哪怕是最恐怖的奇观展示在演出后总会发生的那样,观众最后报以满场欢呼。(很常见的是,变戏法和它的音乐的联合效果是要唤起失控的性欲;观众里有些人互相摸胸部和阴部,甚至当众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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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这些戏法,特别是第三类戏法,我们作何解释?换一种问法,哪种学问(ngèlmu)正在施展?甚至“变戏法”这个词(conjuring)是这些sulapan变幻的恰当称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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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谈论一种不寻常的职业专门化,这种看法可以从两个方向加以证实。首先,sulapan既非超自然事件亦非着魔的病症。如果我们想想哇扬戏剧目、编年史、民间故事——或者哪怕是雅加达今天的闲言碎语,真实权力(kasektèn)的行使总是在世上产生现实后果,造成不可逆转的变化。王国衰亡了,王子和妖怪被杀了,邪恶的村庄男孩永远变成了猴子,流血政变(成功的和失败的)确实发生了。相反地,sulapan一点不会撬动这个世界,一切始终要复归原形。活人很快“被杀”,又同样快地复活了。树叶变成了海龟,然后又变回了树叶。什么都没有真正改变。每一“变幻”都缺少后果,就像我们前边考察过的那些戏剧性鸡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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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sulapan和kasektèn彼此全然不同,能说变戏法和着魔也是如此吗?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明显截然不同。在色博朗的奇观展示期间,观众误解了所看见的东西,魔术师造成的可怖幻象使当时看起来是他们真的着魔了。因为着魔如同kasektèn,的确影响这个世界。另一方面,对色博朗的人所表演的许多变幻,《真蒂尼》书中赋予了明确的名称——比如gabus,réog和jaran képang,甚至到今天,它们指的还是带来出神着魔的具体仪式表演。然而假如某些sulapan变幻与某些形式的着魔可能外观上相似,它们的内在本质却被认为根本有异。在sulapan(一种商业表演)中,说来说去,凡事都在人的直接掌控下,而如果处在着魔状态中,人的控制则(至少暂且)让位给精灵世界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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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sulapan显眼地包含了一种特有技术和专门词汇。《真蒂尼》不厌其烦地告诉读者,每场表演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乐器组合,什么曲子,什么舞蹈风格,什么戏装。道具几乎一成不变——柳条笼子、焚香、某类饰带。有些变幻有其自身的专业名称。也许这一切最突出的是racut这个词的使用,它或可译成“终止”(演出)或者“驱散”(幻影)。就我所举的例子来看,总是只有寥寥几个观众(一般是老人)没有上当,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在观众仓皇逃散时,他们可能像阿迪帕蒂一样乐不可支,但是他们设法确保事情不至于太出格。表演者于是被告知,把这些幻景收“回口袋里”。而且,同结束着魔状态通常所需的仪式和时间相比,racut总是多么简单啊(差不多像是关闭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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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真蒂尼》中对技巧说过些什么,我们并非置身于金赛(Kinsey)或霍迪尼(Houdini)的世界(尽管兴许离卡里奥斯特罗[Cagliostro]的世界不远)[272]。色博朗被鸡奸的时候,书里没有告诉我们,他用了哪几块肛门肌肉让阿迪帕蒂如此满足,或者他是怎样达成肌肉控制的。同样,我们也从未被带到幕后,了解获得sulapan效果的实际方法。有时候读者对它们多大程度上是造出来的效果也不明就里。因为虽然色博朗向阿迪帕蒂保证他的老虎不是真的,但书里也无动于衷地将一刀两断的男孩观众及他身首异处的母亲说成是死人。或许我们应该用“魔法师”(magician)这个词替代“魔术师”(conjuror)。因为前者融混了两种古老含义:手法精湛的变戏法的人,他运用巧妙而普通的手段造成神奇的幻象;真正的神怪现象的涉猎者,但他为了愉悦观众,仍然是无用地耗费他的能量。由此看来,色博朗和他的魔法师伙伴的技巧,在十八世纪晚期爪哇的文化景观中,占据了一个独特位置。它们不是伪造者的技巧,但也不是有着kasektèn那种普遍、位高权力之人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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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重新与十八世纪法国做一比较不无裨益。关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确定无疑的事情是,它旨在提供资料。它的词条是带着解释的目录,解释了世界怎样运转,依什么原理运转。它的目标是传播启蒙思想,传播到尽可能广远的整个世界。但是《真蒂尼》的目录什么都不解释。它们提到了知识,可是这些知识依旧差不多是神秘莫测的。只有那些已经具备必要学问的人才能正确读懂它们。爪哇平常百姓的启蒙——更别提全世界的启蒙,是这部书惦念的最末一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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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便如何呢?鸡奸和魔法可能是快活的源泉,但很难认为哪一个对任何社会(即便是旧爪哇社会)的生活不可或缺。我在这里浓墨书写它们,是因为它们惹人注目地让它们的高超修习者卓然有别于其他社会阶层。这里的鸡奸把老手与权贵分离开来,魔术同样把行家和民众分离开来:对民众来说,色博朗学问的奥秘就像他们领主的kasektèn一样高深莫测,也许尤有过之。鸡奸和变戏法的无用与不必要也有助于劝阻这样的想法:随随便便认定旧爪哇是一张无缝之网,彼此相扣的功能性角色,或者相互强化的恩主—附庸关系(patron-client ties)之网。(其他类型的学问,比如木偶操纵术或医药,正因它显得有用,融入了社会,所以可能导致它的解释者放松对成见的提防。)它们在《真蒂尼》中丰富多彩的世俗展示,连带着林林总总的其他知识,表明某种新事物呼之欲出,一种对爪哇人领导权的可察觉的要求,虽然也许不是完全自觉的要求,这可以说是ngèlmu(学问)联盟对kasektèn(权力)的罢黜。同样很重要的是,色博朗像《真蒂尼》中别的能手一样,施展学问来换钱。[273]领主与农民的旧爪哇日薄西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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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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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样样清晰。也许是太清晰了。因为我此前看待《真蒂尼》,就好像它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或者一篇准民族学论文,允许我们推断它的记载几乎是直接抄录了十八世纪晚期爪哇的生活。自然地,乐师们真的弹着他们的佳美兰,达朗确乎操纵着木偶,而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者们定然指导着年轻的桑特里。可是真有这样一些色博朗吗,他们优雅地鸡奸了他们高贵的雇主,让村民被他们用魔术变出的幻景吓得狼奔豕突?谁能确定?另一方面,假如这首长诗反映的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专业梦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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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博朗的长技的不必要性可能诱使人们认为,它们是“真实”传统生活的总目里叨陪末座、可有可无的因素。但是更宽广地综览《真蒂尼》,我们会立即发现它的梦想性质。它里边栩栩如生描绘的性生活也暗示了某种如梦似幻的东西。因为虽然书中塞满了数十起交媾,它们发生在各种类型、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却只有一次提到了怀孕或生育,并且只是淡淡地顺带一说。(这就是书里同性恋和异性恋情节能够看起来如此不动声色就事论事地相似的原因。它的兴趣在精湛的性技巧上,包括——顺便提一下——女人的高超性技艺,而压根不关心人口统计学或社会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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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比生殖的缺席更大的缺席。我们先前谈论过,爪哇统治阶级被以某种方式从读者视域里边缘化了(如果不是排除的话),除了阿迪帕蒂这个例外。更引人注目的还是外国人的不可见。1625年阿莽拉加王子逃离吉里国的王室之家,那时联合东印度公司已在巴达维亚建起了它的帝国亚洲总部(1619),从吉里沿爪哇北部海岸只需直线西行450英里就到了那里。到《真蒂尼》最终成书的时候,荷兰人盘踞爪哇已有两个世纪了,可是书里边只能觅得区区几个荷兰语外来词的踪影。字里行间没什么东西暗示了1670—1750年间大动干戈的烽烟弥漫,在这些战事中,爪哇历史上破天荒头一遭,横行劫掠的不单有荷兰人和爪哇人,还有布吉雇佣兵(condottieri)、马都拉军阀,以及巴厘雇佣军。这里丝毫没有承认,自1740年以来,爪哇北部海港全都“在法律上”落入了东印度公司之手;或者承认,得胜的马打兰王国早就已经分裂成三个小而弱的内陆公国,它们的统治者统统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274]没有战争,没有瘟疫,没有捐税,没有徭役,没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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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对《真蒂尼》大部分而言,爪哇呈现为幻境似的乌托邦:繁荣、知足、宽容、政治自主、性事精致的农村共同体衍生繁茂,专业人士在其间随意漫游。他们游历的时候,向民众、也向同行展露他们的知识,受到无与伦比的尊重乃至心悦诚服的敬畏。没有政治阴谋,没有恐惧,没有对高贵的笨蛋的俯首帖耳,没有对无能而贪财好货的治人者的耻辱倚赖。[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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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完美爪哇”——受到它的术业有专攻的行家的仁慈协调,正是它的特征,显露了《真蒂尼》刚刚萌芽的激进主义的限度。色博朗可能在性事上主宰了他的主人,并调戏后者的妻妾们,但是他的主宰是魔术师的那种主宰。如前所述,当阿迪帕蒂的直肠愈合以后,生活就恢复到这一对儿上床之前的状态。什么都没变。这些专家们的仁慈是作为传统知识大家的那些人的仁慈。它有力地对比映照了哲学家们(philosophes)讨人喜欢的恶毒,后者的知识根本不是传统的,反而或隐或显地是革命的。在爪哇,完美社会是在旧制度之前;在法国,它将随着旧制度的废除而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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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真蒂尼》的诗学强调了它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在大多数时候希望统治阶级和外国压迫者消失不见,而不是去攻击他们。它的语调始终如一地冷静、温和、欢快——从来不是疏离、狂暴或绝望。它的作者们并不假意谦虚,对那时爪哇文学文化中可资利用的全部风格形式、韵律品类和复杂的修辞手段表现得驾轻就熟。但是这种棒极了的驾驭从不反讽性地运用,它几乎总是起着使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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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罗科神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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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贝伦德似乎合理地论证的那样,全本《真蒂尼》的写作完成于1814年,那么这大概是如此一部博大、悦目、克制的爪哇杰作得以出现的最后的可能历史契机。因为在1812年,莱佛士的人马长驱直入日惹(Yogyakarta),废黜了苏丹,将版图分割为两个小公国,就像东印度公司1750年代在邻近的梭罗干过的那样。而且,在全部四个公国里,他牢牢控制着统治者的财政生命线,即税款包收机构,自此以后从巴达维亚指挥它们。[276]1816年,由于维也纳会议上的复杂交易,荷兰卷土重来,替代了莱佛士:借维也纳会议的光,奥伦治的威廉接替了路易·波拿巴,成为他的家族第一个君王,并被授予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的属地,算是对英国永久占领锡兰、好望角及其他很有价值的地盘的补偿。中爪哇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迅速恶化,引起1825年蒂博内哥罗王子揭竿起义,由此发生了五年爪哇战争,该地区大部饱受蹂躏。战争的高昂损失、尼德兰自身的濒临破产(这是拿破仑时代的苛捐杂税和1830年比利时的脱离造成的),导致了那一年野蛮盘剥的“强迫种植制度”(Cultuurstelsel)的设立,在1831年到1877年间给荷兰国库搜刮了有8.23亿荷兰盾之巨。[277]为了确保不再有更多的政治动乱,巴达维亚把一系列言听计从、平庸无能、游手好闲的青年王子扶上了中爪哇的小型御座。在这漫长历程里,kasektèn(实际权力)及其认定的拥有者越来越丧失可信度,以至于到1873年,梭罗的最后一位宫廷诗人龙加瓦西塔临终之时绝望地写到“典范无存”。[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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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背景资料可能有助于解释《真蒂尼》和《加多罗科神秘书》(Suluk Gatholoco)之间的惊人差别,后一本书是爪哇文化下一部伟大的幻影集。内在证据清楚显示,这首长诗作于1854—1873年间的某个时候(最大可能是在1860年代),也许是一位佚名作者独力完成。[279]假如说《加多罗科》是一部经典,它也不过是那种地下的经典。当1873年著名的传教士—学者普恩森(Poensen)让这首诗的(大幅删节的)版本大白于印刷时代的天光下的时候,他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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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的观点看,这本书没多少价值……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端详它的精神,那么作者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的荣誉和美德观念,以及什么食物是人类可吃的这类事情上的切合实际的看法,显示作者是个入世很深的人,全然缺乏诸如《务朗·列》(Wulang Rèh)、《特卡瓦蒂王子》(Sèh Tékawardi)等作品那种深刻的宗教气质;从而也缺乏后者的文质彬彬。事实上,他常常招来我们的厌恶,因为他放纵自己把鸡毛蒜皮的事儿都诉诸笔端,而且以污秽不堪的方式细说人们羞于启齿的事情。[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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