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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种三流的爪哇“庞大固埃”的这幅素描，说服不了最显赫的殖民地学者—大官胡格伦治，他公开指责这首诗是“一个肯定有鸦片瘾的爪哇神秘主义者的异教空想”！[281]一点也不，自由主义的学者—官僚林克斯1909年发表意见说，这首诗是“对所有那些传授秘义者的长篇废话的厉声讥讽”。[282]直到1951年，范艾克伦（Philippus van Akkeren）才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加多罗科》，还附上了译文，全面的、重要的注解，以及独具慧眼的、人类学化的主题分析。[283]那时候，他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到来及随后1945—1949年间的民族革命所迫，已经放弃了他在东爪哇的传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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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只出过一个版本即1889年的一种有限的泗水版本，那时没引起什么注意。[284]可是在1918年，这首诗成了波及整个爪哇的一场论战的中心，当时发表在Djawi Hiswara——伊斯兰联盟（Sarékat Islam，其时最得人心的反殖运动）梭罗分部的机关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它的几段话，特别是在有段话里，与书同名的那位主人公坚持说，他频繁出入鸦片烟馆，是对先知穆罕默德的忠实仿效。接着，就在那时很活跃的印尼语报刊和爪哇语报刊上，一场携怨带恨的争吵展开了，而以泗水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而告终，那场示威是由仓促建立起来的大德先知穆罕默德军（Army of the Most Reverend Prophet Muhammad）组织的。这支军队——哎哟——没有武器，所以不得已满足于向总督请愿，要让Djawi Hiswara的编辑判刑。[285]从此以后，这首诗就永久转入地下，没有哪个印尼出版商胆敢去冒这样的危险：被烙上叛教者或色情作品出版者（理由见下）的污名。[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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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腔怒火所为何事？共有397章的《加多罗科》一书的情节既简单又奇特。第一部分，包含了第1、2章的短短13节，向读者介绍了主人公加多罗科及其形影不离的仆从德马甘杜尔（Dermagandhul），说主人公是加加尔国王苏克斯玛（Suksma Wisésa）的独子。国王对孩子畸形、可憎的面目大为骇异，下令他在与世隔绝的冥想中度过他最初的十六年，陪伴他的只有德马甘杜尔。十六年之期满了，这个小伙子回到家里，他的父亲立刻“剪掉”了他的头发。但是由于这个仪式只让他更见丑陋，他又动身去过另外四年的苦行生活，在一株神圣的榕树上像蝙蝠似的倒悬着。这第二次冥想的报偿是天下无双的擅长语言的天赋。国王于是赐他加多罗科的大名，派他出去体察世界，告诫他要提防危险的敌手，女隐士佩尔济瓦提（Perjiwati），她在一个山洞里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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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3—5节对加多罗科和德马甘杜尔的体貌描写，坦率提示了他们的名字所表达的含义。[287]Gatholoco是gatho（阳具）和ngloco（摩擦，手淫）的复合词；Dermagandhul则将derma（紧贴）和gandhul（悬吊）组合起来，指谓睾丸；而Perjiwati的词根是Parji（女性外阴）。换句话说，主人公及其侍从是能走会说的阴茎和阴囊，在某个层次上这首诗可以看作男人性发展的一个寓言。[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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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包括第3—6章的共191节，记叙了加多罗科游历途中的活动。在一场场赌博和一次次盘桓于鸦片烟馆之间，他卷入了一长串尖刻的争论，同“正统的”伊斯兰教师（guru santri）争辩神、人、天、伊斯兰教义和其他许多事物的真实本性。凭借他的智慧和渊博学识（ngèlmu），每一次他都得胜了。一回又一回地，伊斯兰教师甘拜下风，羞愧难当地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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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包括第7—12章的共193节，讲述了加多罗科同佩尔济瓦提和她的四个侍女的相逢。在解答了这五个女人提出的一系列难解之谜以后，他获得权利，可以进入佩尔济瓦提迄今无人穿透的洞穴。德马甘杜尔试图尾随而进，可是挤不进去。第一部分的主题复现了，因为加多罗科与佩尔济瓦提间的“激战”是性交的几乎不加遮掩的描述。九个月后，一个男孩出世了，丑得恰似乃父，不过父母都很宠爱他。诗歌接着简要思索了这一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本质，结束了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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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罗科神秘书》的观点和性质，最好是跟《真蒂尼》并列起来理解。首先，我们注意到两个主人公的差异。阿莽拉加王子是旧爪哇名家的一个宽容、高尚的典范。[289]他英俊、文雅，擅长调和爪哇（印度教）—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性力充沛，传统艺术修为高深。他怀着兄长般的兴味对待顽皮的色博朗和他的戏班子。两者都是体面人。加多罗科则独树一帜。他不但不遵从爪哇英雄的任何传统模式（风雅的武士—骑侠、苦行的智者—僧人、穆斯林圣人，或者秉执正义的国王），而且好像他是被故意塑造成阿莽拉加的反面。如第2章第3和11节，第4章第1—5节所显示的，他是一根丑陋、散发着臭味、满嘴脏话、好抽鸦片、爱唱反调、通晓哲学、行走着的阳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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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真蒂尼》那种开化的百科全书知识彻底消失了。加多罗科及其创造者对名物清单和它们所表征的各色学问了无兴趣。如今只有一种要紧的知识——那个至善男人（the Perfect Male）的神秘知识，加多罗科以愤激的狂热和下作、有毒的机智为之辨析捍卫。在该诗长长的第二部分里，他的神学对手们代表了完全处于《真蒂尼》梦想之外的某种东西：逆喻的“错误知识”。前一世纪心安理得的调和早已烟消云散了，它曾支持将苏非派神秘主义和前伊斯兰的印度教—爪哇传统灵活地熔于一炉。看起来像是这古老的文化猛地分裂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半：麦加指引的伊斯兰正统教义，与范艾克伦不无理由地称之为一种爪哇（文化）民族主义的东西，它走投无路，利齿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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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性生活描写作为该诗最后部分的核心内容，连篇累牍、不厌其详地突出了《真蒂尼》沉默地加以忽视的一切：臭味、炎热、黏液、流血、沮丧、怀孕、生育。加多罗科只有一个（还是女性的）性伴侣，他用极其粗野甚至粗暴的方式跟她交合。[290]同样昭然若揭的是，这种性事只有一个目的：繁衍一个新的加多罗科，萌芽中的至善男人，准备有朝一日取代他的父亲加入爪哇的宗教战争。与此迥然不同的是，在《真蒂尼》中，宗教和性爱间的关系无外乎戏谑和挥霍，就像这一段情节例示的一样：色博朗在同两个十几岁的伊斯兰教学生度过一个口交和互相手淫的不眠之夜后，若无其事地起床去引导伊斯兰学校清晨的祈祷。[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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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幻梦般的舞台布景。《真蒂尼》的抹煞范围被急剧扩展，完美爪哇变成了一种阴森可怖的月面风景画。荷兰人一如既往地不见踪影（尽管荷兰语外来词汇的出现频率显著增加）。加加尔王国只提到一次，就在第1节，而它的“伟大国君”在第11节后永远消失了。飘散无踪的，还有那全部演员、魔术师、乐师、工匠、商贩、耍木偶的，以及喧闹村民们，他们是挤满了《真蒂尼》每篇每页的。加多罗科和德马甘杜尔形影孤单地经历他们的漫游生活。这样子照明下的舞台，爪哇看起来有如一块超现实的国土，上面的路标只有鸦片烟馆、岩洞、山脉和伊斯兰学校。一幅想象的而非理想化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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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切本质上都不能使《加多罗科神秘书》成为“经典作品”的候选。让这首诗不同凡响的东西，是在第2章第8节初次暗示出来的，那时读者得知，历经四年的倒悬于榕树上的冥想之后，这位年轻的主人公“获得了瓦尤（wahyu）和技艺/去驳倒他的同胞，言词犀利/虽未学修辞，他却深悉/论辩的百般巧计/不学作文，文学艺术尽藏心底”。[292]因为恰恰是《加多罗科》对“一切文学艺术”愤怒的、颠覆性的利用，表明了它的作者属于最后一批绝望的旧爪哇文学行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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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看看开篇的诗行：“这里要讲的故事/牵涉一个王国，威名赫赫/它纵横广袤，号加加尔/它的伟大国君，兴起兵戈/骁勇善战，无往不克/陛下的尊号，讳称/苏克斯玛大王/君威凛凛统四方/率土之滨同服色。”[293]这一节单独来看，是叙事诗标准的传统开头，应当悠悠然地、不吝笔墨地讲述宫室之美、国家之富，如此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省略了，在十八行诗内，我们读到了对当作行走的阳具的加多罗科的描写。这里的敷衍了事当中有一种极度的傲慢（仿佛在说，“你和我心照不宣，今天的爪哇没有威名赫赫的王国、战无不胜的国王，或者宾服的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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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再看看，作者如何熟练自如却出于迥然不同的非传统目的，使用《真蒂尼》的高雅风格的那种引人联想的头韵和一语双关的谐音。譬如，在第5章第34—35节，当加多罗科的对手骂他是“无尾狗”时，他利用asu（狗）与asal（起源，源头）间的谐音来反败为胜，将侮辱解释成一个深刻的真理：他其实就是那至善男人。[294]又如第4章第32—33节，主人公通过玩弄klèlèt的双重涵义（既指“鸦片丸”，又指“粪团”），诙谐地做了一个神学反驳。[295]很难用英语表达这种奇特、刺耳的诗意，它突然涌现，乃是由于单词“粪块”和“狗”与行云流水般的传统文学妙笔猛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对爪哇文学而言还很新颖的一种多调性。不过读者始终意识到，这一多调性是非常真诚的，既不是无聊地显摆格调，也不是自觉地嘲讽经典著作的传统。狗、真理、神、谜语、鸦片、穆罕默德、粪团——哪一样都不比其余各样享有特权的文学关系。这首诗的词语依然“在此世内”，是它的真理的组成部分。没有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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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罗科》的多调性并未到此结束。我们须记得，这首诗像那个世纪以前的所有爪哇诗篇一样，是创作来歌唱的，即便不总是大声唱，起码也是低声哼。它的十二章与其说靠主题区以别之，不如说更要靠七种音乐性的韵律形式间的转换，要创作出色彩各异的十二章，端赖这些韵律形式：阿斯玛兰达纳（Asmarandana）、锡农（Sinom）、米奇尔（Mijil）、丹当古拉（Dhandhanggula）、甘布（Gambuh）、基南蒂（Kinanthi）和庞库尔（Pangkur）。至少从进入十九世纪以来，它们就有一些广为接受的用途：人们觉得，要利用它们的音乐来唤起和反映不同的气氛，因应于不同的题材和主题。[296]《加多罗科》的作者着手系统地瓦解所有这些习惯的联系。于是，举例来说，诗里用阿斯玛兰达纳将加加尔和苏克斯玛的荣耀出人意料地一扫而光，而这种韵律被从多方面说成是“专注的、忧愁的、悲伤的，然而是失恋那种忧愁或悲伤。适合涉及爱情之痛的故事”及“［唤起］哀愁”。[297]丹当古拉，在诗里被用于粪团和鸦片丸的深奥探讨，据说它是“可变通的……如若用于教导的目的，嘹亮晓畅；如若用于爱情的狂热，妩媚动人”；而“轻快，怡然……则对收束一首诗很有效”。人们认为米奇尔“适合道德教育，但也适合爱情故事”，它却被用在加多罗科和伊斯兰教师之间第一次谩骂性的争吵。最扎眼的是第5章第58、59节，加多罗科的敌手称他和他的母亲是“猪屁眼儿”（silité babi），主人公以牙还牙，原物回敬，这里是用锡农韵创作的，而我们得知，这种韵律的特点是“友好，清亮”，“适合道德教诲”。[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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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情形下，效果就是让书面词语跟甜美歌声的圆润色质猛烈摩擦。[299]这本书的独特力量恰好来自它在形式和内容间割开的伤口。这类专业技巧使人想起了一个孤独的芭蕾舞女演员，在悬崖边上单足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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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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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罗科神秘书》作成后不久，爪哇殖民地的变迁开始加速，这首先是由欧洲（即便是落后的荷兰）产业制度的深化与通讯革命刺激而成的。1870年代初，由于荷兰的自由主义改革者与强大商业利益所施加的压力，垄断的“强迫种植制度”被废除了。瓦砾之上，来了大群大群的种植园主、商人、律师、医生和新式文官。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加快了他们的行程，而电报通讯的推广让他们同宗主国保持着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络。一家当地报刊于1860年代开始发行，它先是被荷兰人掌控，但很快有越来越多的欧亚混血儿、华人和原住民参加进来。[300]1880年代铁路修起来了，原本打算将外销的糖从爪哇内地的广大种植园运出去，可是不久，每年都要运送数百万的爪哇乘客。[301]与它们一道出现的，还有国家主办、国家资助的学校教育体系的萌芽，这是（到那时为止）荷兰人干预印尼群岛约三百年里的头一回。[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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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后不久，初生民族主义的迹象清晰可见了，它是晚近殖民地资本主义所造就的新型专业人士孕育出来的：编辑和记者，机械工人和会计人员，学校教员和药剂师，政客和调查员。随着新世纪的缓缓流逝，主要多亏了印刷业和印刷资本主义，这类人从文化、社会和经济上被安放在这样的位置上：从事百科全书派那种专业知识的整理工作，反抗巴达维亚的旧制度。就像众多人士（苏加诺、苏多摩博士、萨里尔［Sjahrir］、司马温［Semaun］等）的演讲和著述明确表达的，这些专业人士的梦想在我们是耳熟能详了：“至善印尼”——沿着黄砖路走的某段或短或长的路程。[303]然而如今，“至善爪哇”、“至善男人”都成了暗淡的想象物，鉴于“至善印尼”的梦想如同一切新的意识形式一样，随身携带着自己的健忘症，就更是如此了。因此我们更有理由采纳马克·吐温的忠告，回头去研究旧爪哇的毁弃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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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6 雅加达鞋里的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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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跨大陆帝国，在它的欧洲对手中间最为古老，维持时间最长，崩溃得最快，在它身后留下了最多的杀戮和破败。它的持久性归因于葡萄牙自身的落后和贫穷，这种贫穷落后排除了工业化的美国、法国、英国与荷兰那种雄心勃勃的现代化殖民政策的可能性；也归因于它的战略位置——位于西班牙的腋窝，地中海的出入口，数世纪以来这为它赢得了英国海军力量的撑腰。其崩溃最速，是由于萨拉查独裁统治怪异的长命，以及它同时打三场“越南”战争的疯狂决定——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几内亚比绍，它们彼此相隔数千英里，上阵的是半雇佣的、前职业的军队，毫无获胜希望。1974年4月，幻灭的军官在里斯本发动政变，一年之内，帝国完蛋了。然而杀戮和破败仅仅间接地是里斯本的责任。莫桑比克忍受的长达12年的凶残“内战”，是南非精心策划和提供资金的。比勒陀利亚和华盛顿应为安哥拉的20年冲突承担大部分罪责。而葡属东帝汶（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外面的半个小岛）的大屠杀，是印尼前将军苏哈托的独裁政权干的好事，起初有美国的鼎力支持，后来在较小程度上又得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诸国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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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萨拉查独裁政权垮台的时候，在帝国这个偏远的前哨站里，尚未发展出什么反殖民主义的游击队抵抗。尽管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葡萄牙就盘踞于此，近代的道路和交通体系却几乎一片空白；土著人口有六十余万，多是泛灵论者，压倒多数是文盲，说着两打甚或更多的地方语言。极少数有文化修养的精英实际上是混血儿，不仅有葡萄牙人和当地人的后裔，还有偶尔部署在该岛的非洲士兵的后裔；他们位居寥寥无几的葡萄牙教士和官僚阶层之下。没有立法机关，没有政党，只有一家出版社的雏形。不消说，去殖民化的意思连一星半点也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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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斯本掌权的左倾军官们全神贯注于葡萄牙自身的动荡政局，以及非洲领地上的种种问题，那里生活着相当数量的葡萄牙殖民者。东帝汶差不多被抛弃了，听其自生自灭。当科斯塔·戈麦斯将军（Costa Gomes，那时的共和国总统）晚些时候宣称他曾以为它最终将变得像果阿，毗邻的印尼人会和平并吞这片领土的时候，他不是在装腔作势。尼赫鲁在1960年派遣部队进驻果阿，滴血未溅。但他是有仁慈之心的人，是一个民主国家自由选举出来的领袖；他赋予果阿人他们自己的自治邦政府，鼓励他们充分参与印度政治。在每一方面，苏哈托都与尼赫鲁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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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4月之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雅加达政府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去控制东帝汶，就差入侵了。羽翼未丰的东帝汶各政党的领导人受到诱骗、贿赂和威胁，他们之间的敌对加深了，被人操纵了。这些阴谋在1975年的一场政变中臻于顶点，那次政变有印尼做后台，是两大政党中较保守的一个即UDT（帝汶民主联盟）发动的。但这次政变很快遭到它的左翼对手革阵（Fretilin，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反击，由此爆发了一场短期内战，数千人丢掉性命。UDT领导人越过边境逃往印尼的西帝汶，革阵掌控了这个殖民地，开始走向正式独立，据许多外国观察家说，这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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