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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真蒂尼》那种开化的百科全书知识彻底消失了。加多罗科及其创造者对名物清单和它们所表征的各色学问了无兴趣。如今只有一种要紧的知识——那个至善男人（the Perfect Male）的神秘知识，加多罗科以愤激的狂热和下作、有毒的机智为之辨析捍卫。在该诗长长的第二部分里，他的神学对手们代表了完全处于《真蒂尼》梦想之外的某种东西：逆喻的“错误知识”。前一世纪心安理得的调和早已烟消云散了，它曾支持将苏非派神秘主义和前伊斯兰的印度教—爪哇传统灵活地熔于一炉。看起来像是这古老的文化猛地分裂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半：麦加指引的伊斯兰正统教义，与范艾克伦不无理由地称之为一种爪哇（文化）民族主义的东西，它走投无路，利齿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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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性生活描写作为该诗最后部分的核心内容，连篇累牍、不厌其详地突出了《真蒂尼》沉默地加以忽视的一切：臭味、炎热、黏液、流血、沮丧、怀孕、生育。加多罗科只有一个（还是女性的）性伴侣，他用极其粗野甚至粗暴的方式跟她交合。[290]同样昭然若揭的是，这种性事只有一个目的：繁衍一个新的加多罗科，萌芽中的至善男人，准备有朝一日取代他的父亲加入爪哇的宗教战争。与此迥然不同的是，在《真蒂尼》中，宗教和性爱间的关系无外乎戏谑和挥霍，就像这一段情节例示的一样：色博朗在同两个十几岁的伊斯兰教学生度过一个口交和互相手淫的不眠之夜后，若无其事地起床去引导伊斯兰学校清晨的祈祷。[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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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幻梦般的舞台布景。《真蒂尼》的抹煞范围被急剧扩展，完美爪哇变成了一种阴森可怖的月面风景画。荷兰人一如既往地不见踪影（尽管荷兰语外来词汇的出现频率显著增加）。加加尔王国只提到一次，就在第1节，而它的“伟大国君”在第11节后永远消失了。飘散无踪的，还有那全部演员、魔术师、乐师、工匠、商贩、耍木偶的，以及喧闹村民们，他们是挤满了《真蒂尼》每篇每页的。加多罗科和德马甘杜尔形影孤单地经历他们的漫游生活。这样子照明下的舞台，爪哇看起来有如一块超现实的国土，上面的路标只有鸦片烟馆、岩洞、山脉和伊斯兰学校。一幅想象的而非理想化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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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切本质上都不能使《加多罗科神秘书》成为“经典作品”的候选。让这首诗不同凡响的东西，是在第2章第8节初次暗示出来的，那时读者得知，历经四年的倒悬于榕树上的冥想之后，这位年轻的主人公“获得了瓦尤（wahyu）和技艺/去驳倒他的同胞，言词犀利/虽未学修辞，他却深悉/论辩的百般巧计/不学作文，文学艺术尽藏心底”。[292]因为恰恰是《加多罗科》对“一切文学艺术”愤怒的、颠覆性的利用，表明了它的作者属于最后一批绝望的旧爪哇文学行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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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看看开篇的诗行：“这里要讲的故事/牵涉一个王国，威名赫赫/它纵横广袤，号加加尔/它的伟大国君，兴起兵戈/骁勇善战，无往不克/陛下的尊号，讳称/苏克斯玛大王/君威凛凛统四方/率土之滨同服色。”[293]这一节单独来看，是叙事诗标准的传统开头，应当悠悠然地、不吝笔墨地讲述宫室之美、国家之富，如此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省略了，在十八行诗内，我们读到了对当作行走的阳具的加多罗科的描写。这里的敷衍了事当中有一种极度的傲慢（仿佛在说，“你和我心照不宣，今天的爪哇没有威名赫赫的王国、战无不胜的国王，或者宾服的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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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再看看，作者如何熟练自如却出于迥然不同的非传统目的，使用《真蒂尼》的高雅风格的那种引人联想的头韵和一语双关的谐音。譬如，在第5章第34—35节，当加多罗科的对手骂他是“无尾狗”时，他利用asu（狗）与asal（起源，源头）间的谐音来反败为胜，将侮辱解释成一个深刻的真理：他其实就是那至善男人。[294]又如第4章第32—33节，主人公通过玩弄klèlèt的双重涵义（既指“鸦片丸”，又指“粪团”），诙谐地做了一个神学反驳。[295]很难用英语表达这种奇特、刺耳的诗意，它突然涌现，乃是由于单词“粪块”和“狗”与行云流水般的传统文学妙笔猛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对爪哇文学而言还很新颖的一种多调性。不过读者始终意识到，这一多调性是非常真诚的，既不是无聊地显摆格调，也不是自觉地嘲讽经典著作的传统。狗、真理、神、谜语、鸦片、穆罕默德、粪团——哪一样都不比其余各样享有特权的文学关系。这首诗的词语依然“在此世内”，是它的真理的组成部分。没有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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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罗科》的多调性并未到此结束。我们须记得，这首诗像那个世纪以前的所有爪哇诗篇一样，是创作来歌唱的，即便不总是大声唱，起码也是低声哼。它的十二章与其说靠主题区以别之，不如说更要靠七种音乐性的韵律形式间的转换，要创作出色彩各异的十二章，端赖这些韵律形式：阿斯玛兰达纳（Asmarandana）、锡农（Sinom）、米奇尔（Mijil）、丹当古拉（Dhandhanggula）、甘布（Gambuh）、基南蒂（Kinanthi）和庞库尔（Pangkur）。至少从进入十九世纪以来，它们就有一些广为接受的用途：人们觉得，要利用它们的音乐来唤起和反映不同的气氛，因应于不同的题材和主题。[296]《加多罗科》的作者着手系统地瓦解所有这些习惯的联系。于是，举例来说，诗里用阿斯玛兰达纳将加加尔和苏克斯玛的荣耀出人意料地一扫而光，而这种韵律被从多方面说成是“专注的、忧愁的、悲伤的，然而是失恋那种忧愁或悲伤。适合涉及爱情之痛的故事”及“［唤起］哀愁”。[297]丹当古拉，在诗里被用于粪团和鸦片丸的深奥探讨，据说它是“可变通的……如若用于教导的目的，嘹亮晓畅；如若用于爱情的狂热，妩媚动人”；而“轻快，怡然……则对收束一首诗很有效”。人们认为米奇尔“适合道德教育，但也适合爱情故事”，它却被用在加多罗科和伊斯兰教师之间第一次谩骂性的争吵。最扎眼的是第5章第58、59节，加多罗科的敌手称他和他的母亲是“猪屁眼儿”（silité babi），主人公以牙还牙，原物回敬，这里是用锡农韵创作的，而我们得知，这种韵律的特点是“友好，清亮”，“适合道德教诲”。[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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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情形下，效果就是让书面词语跟甜美歌声的圆润色质猛烈摩擦。[299]这本书的独特力量恰好来自它在形式和内容间割开的伤口。这类专业技巧使人想起了一个孤独的芭蕾舞女演员，在悬崖边上单足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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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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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罗科神秘书》作成后不久，爪哇殖民地的变迁开始加速，这首先是由欧洲（即便是落后的荷兰）产业制度的深化与通讯革命刺激而成的。1870年代初，由于荷兰的自由主义改革者与强大商业利益所施加的压力，垄断的“强迫种植制度”被废除了。瓦砾之上，来了大群大群的种植园主、商人、律师、医生和新式文官。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加快了他们的行程，而电报通讯的推广让他们同宗主国保持着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络。一家当地报刊于1860年代开始发行，它先是被荷兰人掌控，但很快有越来越多的欧亚混血儿、华人和原住民参加进来。[300]1880年代铁路修起来了，原本打算将外销的糖从爪哇内地的广大种植园运出去，可是不久，每年都要运送数百万的爪哇乘客。[301]与它们一道出现的，还有国家主办、国家资助的学校教育体系的萌芽，这是（到那时为止）荷兰人干预印尼群岛约三百年里的头一回。[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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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后不久，初生民族主义的迹象清晰可见了，它是晚近殖民地资本主义所造就的新型专业人士孕育出来的：编辑和记者，机械工人和会计人员，学校教员和药剂师，政客和调查员。随着新世纪的缓缓流逝，主要多亏了印刷业和印刷资本主义，这类人从文化、社会和经济上被安放在这样的位置上：从事百科全书派那种专业知识的整理工作，反抗巴达维亚的旧制度。就像众多人士（苏加诺、苏多摩博士、萨里尔［Sjahrir］、司马温［Semaun］等）的演讲和著述明确表达的，这些专业人士的梦想在我们是耳熟能详了：“至善印尼”——沿着黄砖路走的某段或短或长的路程。[303]然而如今，“至善爪哇”、“至善男人”都成了暗淡的想象物，鉴于“至善印尼”的梦想如同一切新的意识形式一样，随身携带着自己的健忘症，就更是如此了。因此我们更有理由采纳马克·吐温的忠告，回头去研究旧爪哇的毁弃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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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6 雅加达鞋里的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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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跨大陆帝国，在它的欧洲对手中间最为古老，维持时间最长，崩溃得最快，在它身后留下了最多的杀戮和破败。它的持久性归因于葡萄牙自身的落后和贫穷，这种贫穷落后排除了工业化的美国、法国、英国与荷兰那种雄心勃勃的现代化殖民政策的可能性；也归因于它的战略位置——位于西班牙的腋窝，地中海的出入口，数世纪以来这为它赢得了英国海军力量的撑腰。其崩溃最速，是由于萨拉查独裁统治怪异的长命，以及它同时打三场“越南”战争的疯狂决定——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几内亚比绍，它们彼此相隔数千英里，上阵的是半雇佣的、前职业的军队，毫无获胜希望。1974年4月，幻灭的军官在里斯本发动政变，一年之内，帝国完蛋了。然而杀戮和破败仅仅间接地是里斯本的责任。莫桑比克忍受的长达12年的凶残“内战”，是南非精心策划和提供资金的。比勒陀利亚和华盛顿应为安哥拉的20年冲突承担大部分罪责。而葡属东帝汶（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外面的半个小岛）的大屠杀，是印尼前将军苏哈托的独裁政权干的好事，起初有美国的鼎力支持，后来在较小程度上又得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诸国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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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萨拉查独裁政权垮台的时候，在帝国这个偏远的前哨站里，尚未发展出什么反殖民主义的游击队抵抗。尽管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葡萄牙就盘踞于此，近代的道路和交通体系却几乎一片空白；土著人口有六十余万，多是泛灵论者，压倒多数是文盲，说着两打甚或更多的地方语言。极少数有文化修养的精英实际上是混血儿，不仅有葡萄牙人和当地人的后裔，还有偶尔部署在该岛的非洲士兵的后裔；他们位居寥寥无几的葡萄牙教士和官僚阶层之下。没有立法机关，没有政党，只有一家出版社的雏形。不消说，去殖民化的意思连一星半点也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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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斯本掌权的左倾军官们全神贯注于葡萄牙自身的动荡政局，以及非洲领地上的种种问题，那里生活着相当数量的葡萄牙殖民者。东帝汶差不多被抛弃了，听其自生自灭。当科斯塔·戈麦斯将军（Costa Gomes，那时的共和国总统）晚些时候宣称他曾以为它最终将变得像果阿，毗邻的印尼人会和平并吞这片领土的时候，他不是在装腔作势。尼赫鲁在1960年派遣部队进驻果阿，滴血未溅。但他是有仁慈之心的人，是一个民主国家自由选举出来的领袖；他赋予果阿人他们自己的自治邦政府，鼓励他们充分参与印度政治。在每一方面，苏哈托都与尼赫鲁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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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4月之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雅加达政府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去控制东帝汶，就差入侵了。羽翼未丰的东帝汶各政党的领导人受到诱骗、贿赂和威胁，他们之间的敌对加深了，被人操纵了。这些阴谋在1975年的一场政变中臻于顶点，那次政变有印尼做后台，是两大政党中较保守的一个即UDT（帝汶民主联盟）发动的。但这次政变很快遭到它的左翼对手革阵（Fretilin，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反击，由此爆发了一场短期内战，数千人丢掉性命。UDT领导人越过边境逃往印尼的西帝汶，革阵掌控了这个殖民地，开始走向正式独立，据许多外国观察家说，这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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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留给印尼扩张主义者们的唯一选择就是入侵了，它在1975年珍珠港纪念日准时发起，那时来访的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离开才几个钟头。这次袭击是一场乱了套的屠杀，印尼军队自相开火，在东帝汶首都帝力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暴行。东帝汶军队装备的是高质量的、北约发放的武器——那是从葡萄牙驻军手里获得的，他们的表现可圈可点；革阵政府守住了它的阵地，守护了绝大部分民众——让雅加达节节受挫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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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苏哈托、他的高级将领们，还有他无所不能的情报机构，选取了这个行动方向？最简单的答案是，他们认为这事易如反掌。入侵之前大约六周，有关东帝汶的军事政策的两个核心创制者，阿里·穆托波（Ali Murtopo）将军和穆达尼（“Benny”Murdani）将军，访问了我所在的大学，他们谈笑风生地向焦虑不安的发问者保证，“三周内一切将尘埃落定”。基辛格本人建议雅加达“搞快点”。但是，此外还有别的考虑因素。印度支那在几个月前刚刚“陷落”，依靠1965—1966年间对无数印尼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人）灭绝人性的屠杀而掌握雅加达大权的将军们，不能容忍有个独立的“左倾”国家居于卧榻之侧。也有石油前景的因素：东帝汶沿海探明存在着辽阔的海底油田——1973年秋世界油价翻了两番，而1975年初，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有无法偿还的百亿美元之巨的债务，这使得那种前景尤为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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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的角色至关重要，甚至重要得假如不是它，这次入侵可能原本不会发生。侵略中所用的武器大概90%来自美国。虽然1958年的一份美国—印尼协定明确禁止将它们用于印尼领土以外，华盛顿对这次违反协定之事睁只眼闭只眼，尽管中情局明明白白告诉它雅加达准备入侵了。1977年，为了对革阵的山区防御阵地实施大规模空中打击，孤注一掷的印尼军队企图获得OV-10“野马”反游击战攻击机，这时卡特政府秘密提供了飞机，却向国会和公众撒谎说，军用装备禁运令已经下达。在联合国，美国大使莫伊尼汉（Patrick Moynihan）全力以赴集聚支持力量，阻止联合国的外交干预——他在回忆录里夸耀了他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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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因素合起来决定了华盛顿的政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的越战时期的当权派对苏哈托感激不尽，因为后者在1965—1966年扫除了社会主义集团之外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合法的）共产党（而且不费美国人一滴血），还因为后者随后推行的经济政策，让资源丰富的印尼向外国投资与贸易门户大开。其次是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战略盘算，当时苏联军事（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力量正如日中天。印尼盘踞在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道上，苏哈托提出秘议，允许美国核潜艇通过印尼海域，而如今这海域包括了东帝汶沿海的深水海峡，于是核潜艇不会浮出水面让苏联卫星监测到：这等报价美国人难以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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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底，雅加达预备好了一次决定性的防线突破，特别要用它的“野马”攻击机扔炸弹、燃烧弹和化学脱叶剂，摧毁内地的田野和村庄。数以万计的村民被迫逃进印尼控制的沿海平原，在那里他们被驱赶到印尼军方控制的阴惨惨的“重新安置”收容所里。1977—1979年间，全部东帝汶人口约有三分之一死于饥馑、传染病，以及无情的战斗。如彼得·凯里（Peter Carey）指出的，这个死亡人数就比例而言远远高于波尔布特的当代柬埔寨。[304]但是印尼政权长期封锁这个岛屿，让它隔绝于世；美国驻雅加达大使也和该政权合谋，不让国会和美国公众知道这个悲剧。在这期间，革阵政府的几乎所有高层领导人，包括能干的军事指挥官洛巴托（Nicolau Lobato），都被杀或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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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0年代伊始，大多数关注东帝汶的观察家们相信，斗争差不多结束了。然而今天，东帝汶比过去二十年里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真正的独立。荷兰人从十七世纪早期到二十世纪早期统治着东印度群岛，没遇到多少麻烦，主要是因为在1700年到1900年间，荷兰像葡萄牙一样，是个软弱、贫穷的帝国主义小国，它在欧洲的战略位置使它成为伦敦的有用附庸。然而到1900年，荷兰资本主义的引擎正全速运转，在海牙，“新帝国主义思维”深入人心。这意味着大规模资金投向殖民地通讯基础设施。它意味着——诚然是在比较保守的程度上——对原住民的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它还意味着一个警察国家的创生，这种国家能够以1880年代后期无法想象的方式进行监视和镇压。从发展、教育和约制的这种爆炸性结合中，印尼民族主义骤然生长出来，不过几十年的工夫，就要了荷兰统治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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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和他的将军们，唉，他们太不熟悉自己国家的近代史了，结果他们在1980年代动手做的事情，跟荷兰人在本世纪初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而且，像一切“次生帝国主义者”（second imperialists）那样，他们决心要暴露他们所取代的老迈帝国主义的缺陷。巨额资金被投向东帝汶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但绝非完全是为了军事目的。他们建起了一个精心安排的学校等级体系，最后建了一所大学。入学学生人数比葡萄牙时代高出50倍，文盲率从1972年的90%降到1990年的42%。他们指望这将帮助灌输印尼语言、“新秩序”国家意识形态及对雅加达的忠心。在阴险的天主教徒特务王——穆达尼将军庇护下，一个镇压机构创立了，它很快就凌驾于法律之上，因为它被屏蔽在外部世界以及大多数印尼人的视线以外。它无恶不作：系统的刑讯、失踪、无限期监禁，不一而足。1980年代的这些后果，全然就是1920和1930年代荷属东印度出现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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