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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6 雅加达鞋里的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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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跨大陆帝国，在它的欧洲对手中间最为古老，维持时间最长，崩溃得最快，在它身后留下了最多的杀戮和破败。它的持久性归因于葡萄牙自身的落后和贫穷，这种贫穷落后排除了工业化的美国、法国、英国与荷兰那种雄心勃勃的现代化殖民政策的可能性；也归因于它的战略位置——位于西班牙的腋窝，地中海的出入口，数世纪以来这为它赢得了英国海军力量的撑腰。其崩溃最速，是由于萨拉查独裁统治怪异的长命，以及它同时打三场“越南”战争的疯狂决定——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几内亚比绍，它们彼此相隔数千英里，上阵的是半雇佣的、前职业的军队，毫无获胜希望。1974年4月，幻灭的军官在里斯本发动政变，一年之内，帝国完蛋了。然而杀戮和破败仅仅间接地是里斯本的责任。莫桑比克忍受的长达12年的凶残“内战”，是南非精心策划和提供资金的。比勒陀利亚和华盛顿应为安哥拉的20年冲突承担大部分罪责。而葡属东帝汶（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外面的半个小岛）的大屠杀，是印尼前将军苏哈托的独裁政权干的好事，起初有美国的鼎力支持，后来在较小程度上又得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诸国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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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萨拉查独裁政权垮台的时候，在帝国这个偏远的前哨站里，尚未发展出什么反殖民主义的游击队抵抗。尽管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葡萄牙就盘踞于此，近代的道路和交通体系却几乎一片空白；土著人口有六十余万，多是泛灵论者，压倒多数是文盲，说着两打甚或更多的地方语言。极少数有文化修养的精英实际上是混血儿，不仅有葡萄牙人和当地人的后裔，还有偶尔部署在该岛的非洲士兵的后裔；他们位居寥寥无几的葡萄牙教士和官僚阶层之下。没有立法机关，没有政党，只有一家出版社的雏形。不消说，去殖民化的意思连一星半点也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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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斯本掌权的左倾军官们全神贯注于葡萄牙自身的动荡政局，以及非洲领地上的种种问题，那里生活着相当数量的葡萄牙殖民者。东帝汶差不多被抛弃了，听其自生自灭。当科斯塔·戈麦斯将军（Costa Gomes，那时的共和国总统）晚些时候宣称他曾以为它最终将变得像果阿，毗邻的印尼人会和平并吞这片领土的时候，他不是在装腔作势。尼赫鲁在1960年派遣部队进驻果阿，滴血未溅。但他是有仁慈之心的人，是一个民主国家自由选举出来的领袖；他赋予果阿人他们自己的自治邦政府，鼓励他们充分参与印度政治。在每一方面，苏哈托都与尼赫鲁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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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4月之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雅加达政府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去控制东帝汶，就差入侵了。羽翼未丰的东帝汶各政党的领导人受到诱骗、贿赂和威胁，他们之间的敌对加深了，被人操纵了。这些阴谋在1975年的一场政变中臻于顶点，那次政变有印尼做后台，是两大政党中较保守的一个即UDT（帝汶民主联盟）发动的。但这次政变很快遭到它的左翼对手革阵（Fretilin，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反击，由此爆发了一场短期内战，数千人丢掉性命。UDT领导人越过边境逃往印尼的西帝汶，革阵掌控了这个殖民地，开始走向正式独立，据许多外国观察家说，这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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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留给印尼扩张主义者们的唯一选择就是入侵了，它在1975年珍珠港纪念日准时发起，那时来访的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离开才几个钟头。这次袭击是一场乱了套的屠杀，印尼军队自相开火，在东帝汶首都帝力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暴行。东帝汶军队装备的是高质量的、北约发放的武器——那是从葡萄牙驻军手里获得的，他们的表现可圈可点；革阵政府守住了它的阵地，守护了绝大部分民众——让雅加达节节受挫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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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苏哈托、他的高级将领们，还有他无所不能的情报机构，选取了这个行动方向？最简单的答案是，他们认为这事易如反掌。入侵之前大约六周，有关东帝汶的军事政策的两个核心创制者，阿里·穆托波（Ali Murtopo）将军和穆达尼（“Benny”Murdani）将军，访问了我所在的大学，他们谈笑风生地向焦虑不安的发问者保证，“三周内一切将尘埃落定”。基辛格本人建议雅加达“搞快点”。但是，此外还有别的考虑因素。印度支那在几个月前刚刚“陷落”，依靠1965—1966年间对无数印尼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人）灭绝人性的屠杀而掌握雅加达大权的将军们，不能容忍有个独立的“左倾”国家居于卧榻之侧。也有石油前景的因素：东帝汶沿海探明存在着辽阔的海底油田——1973年秋世界油价翻了两番，而1975年初，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有无法偿还的百亿美元之巨的债务，这使得那种前景尤为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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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的角色至关重要，甚至重要得假如不是它，这次入侵可能原本不会发生。侵略中所用的武器大概90%来自美国。虽然1958年的一份美国—印尼协定明确禁止将它们用于印尼领土以外，华盛顿对这次违反协定之事睁只眼闭只眼，尽管中情局明明白白告诉它雅加达准备入侵了。1977年，为了对革阵的山区防御阵地实施大规模空中打击，孤注一掷的印尼军队企图获得OV-10“野马”反游击战攻击机，这时卡特政府秘密提供了飞机，却向国会和公众撒谎说，军用装备禁运令已经下达。在联合国，美国大使莫伊尼汉（Patrick Moynihan）全力以赴集聚支持力量，阻止联合国的外交干预——他在回忆录里夸耀了他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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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因素合起来决定了华盛顿的政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的越战时期的当权派对苏哈托感激不尽，因为后者在1965—1966年扫除了社会主义集团之外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合法的）共产党（而且不费美国人一滴血），还因为后者随后推行的经济政策，让资源丰富的印尼向外国投资与贸易门户大开。其次是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战略盘算，当时苏联军事（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力量正如日中天。印尼盘踞在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道上，苏哈托提出秘议，允许美国核潜艇通过印尼海域，而如今这海域包括了东帝汶沿海的深水海峡，于是核潜艇不会浮出水面让苏联卫星监测到：这等报价美国人难以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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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底，雅加达预备好了一次决定性的防线突破，特别要用它的“野马”攻击机扔炸弹、燃烧弹和化学脱叶剂，摧毁内地的田野和村庄。数以万计的村民被迫逃进印尼控制的沿海平原，在那里他们被驱赶到印尼军方控制的阴惨惨的“重新安置”收容所里。1977—1979年间，全部东帝汶人口约有三分之一死于饥馑、传染病，以及无情的战斗。如彼得·凯里（Peter Carey）指出的，这个死亡人数就比例而言远远高于波尔布特的当代柬埔寨。[304]但是印尼政权长期封锁这个岛屿，让它隔绝于世；美国驻雅加达大使也和该政权合谋，不让国会和美国公众知道这个悲剧。在这期间，革阵政府的几乎所有高层领导人，包括能干的军事指挥官洛巴托（Nicolau Lobato），都被杀或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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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0年代伊始，大多数关注东帝汶的观察家们相信，斗争差不多结束了。然而今天，东帝汶比过去二十年里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真正的独立。荷兰人从十七世纪早期到二十世纪早期统治着东印度群岛，没遇到多少麻烦，主要是因为在1700年到1900年间，荷兰像葡萄牙一样，是个软弱、贫穷的帝国主义小国，它在欧洲的战略位置使它成为伦敦的有用附庸。然而到1900年，荷兰资本主义的引擎正全速运转，在海牙，“新帝国主义思维”深入人心。这意味着大规模资金投向殖民地通讯基础设施。它意味着——诚然是在比较保守的程度上——对原住民的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它还意味着一个警察国家的创生，这种国家能够以1880年代后期无法想象的方式进行监视和镇压。从发展、教育和约制的这种爆炸性结合中，印尼民族主义骤然生长出来，不过几十年的工夫，就要了荷兰统治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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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和他的将军们，唉，他们太不熟悉自己国家的近代史了，结果他们在1980年代动手做的事情，跟荷兰人在本世纪初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而且，像一切“次生帝国主义者”（second imperialists）那样，他们决心要暴露他们所取代的老迈帝国主义的缺陷。巨额资金被投向东帝汶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但绝非完全是为了军事目的。他们建起了一个精心安排的学校等级体系，最后建了一所大学。入学学生人数比葡萄牙时代高出50倍，文盲率从1972年的90%降到1990年的42%。他们指望这将帮助灌输印尼语言、“新秩序”国家意识形态及对雅加达的忠心。在阴险的天主教徒特务王——穆达尼将军庇护下，一个镇压机构创立了，它很快就凌驾于法律之上，因为它被屏蔽在外部世界以及大多数印尼人的视线以外。它无恶不作：系统的刑讯、失踪、无限期监禁，不一而足。1980年代的这些后果，全然就是1920和1930年代荷属东印度出现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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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0年，葡萄牙时代沉闷的、小小的帝力，人口增长了不下五倍。识字的、受过教育的东帝汶人群体发展起来并极大膨胀，雅加达的殖民主义类型的经济却只为他们提供了有限的、低下的工作。这些年轻人熟练掌握了印尼语，就像七十年前年轻的印尼民族主义者精通荷兰语一样，这样他们谙熟他们的统治者，凭借印尼语，又有多种渠道接近印尼知识阶层和印尼新闻界，并通过这两者接近外部世界。此外，他们认识到他们正在被殖民化，尽管苏哈托政权吹嘘说在推进同化上大获成功。这一现实的最显著表现莫过于此：雅加达频频提到，他们对印尼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忘恩负义”。遇到麻烦的殖民主义者总是提到土著的忘恩负义，民族主义者从来不会。1977—1979年的大屠杀留在年轻东帝汶人的童年记忆中，他们还直接经历了1980年代的有计划镇压。就这样，雅加达大大加深和扩展了东帝汶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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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另一项政策，即鼓励天主教化，苏哈托政权不经意地削弱了自身的目标。1965—1966年的大屠杀部分地被合理化为一场反对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十字军东征，紧接着，政府坚决主张所有印尼人都属于某个有组织的、世所公认的宗教。政府自身对好战的伊斯兰教心存疑虑，鼓励人们改宗东帝汶天主教会，那时政府有千般理由信任它。天主教的军官和文官在这个国家的安全机构里是一股强大势力，势单力孤的天主教少数群体总是暗地里仰仗这个政权保护他们，对付穆斯林。到这个十年末期，东帝汶势不可挡地成了天主教的，这尤其是因为天主教会是唯一的机构，可以给人们提供某种有限的保护，不受军队之害。然而这时，一个意外的问题产生了。在沉重的外界压力下（除了贪图石油的澳大利亚之外，没有哪个国家承认印尼是合法兼并东帝汶），梵蒂冈决定直接管理东帝汶的教徒，而不是依靠印尼的主教团。急速壮大的东帝汶教会配备了本土教士，他们习惯于使用当地的混合语，即德顿语（Tetun），开展教区工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葡萄牙语跟外部世界交流。如同早期爱尔兰的情形那样，教士阶层变得认同于一个受到粗暴殖民化的种群的民族主义。最能代表这种转变的人，是表面上怯生生的年轻人卡洛斯·西门内斯·贝洛（Carlos Ximenes Belo），他1983年被任命为帝力主教，到这个十年末，他已成为他的同胞们的忍耐力的一个大无畏的、直言不讳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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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88年底，苏哈托在撤销了穆达尼的总司令职务后断定，东帝汶形势一片大好，某种有控制的公开化（glasnost）的时刻已经到来。这片国土小心翼翼地向普通印尼人开放，甚至向外国游客开放，一位年轻有为的新教徒将军鲁迪·瓦鲁乌（Rudy Warouw）被派去推行一种“怀柔”政策。但是时机不当，这种举措无论如何都来得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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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曾令苏哈托成为华盛顿宠儿的冷战正走向终结。葡萄牙加入了欧洲共同体，它的饱受良心折磨之苦的领导人开始运用否决权阻止欧共体同东盟发展商贸关系，因为印尼是东盟最大的成员国。1990年8月，萨达姆·侯赛因侵入、“并吞”（absorb）了首鼠两端的科威特酋长国，引发了1991年2月的大规模国际军事行动，旨在——据官方说——阻止他做出苏哈托1975年干的那种事，即占领与“合并”（integrate）一个小邻邦。在非洲，面对厄立特里亚民族主义者的军事威力，门格斯图（Mengistu）的埃塞俄比亚正土崩瓦解，这又是极似东帝汶的一个案例。而自从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197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迄今，国际人权运动的势力有增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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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帝汶的“开放”，成千上万的印尼投机客（carpetbagger）涌入这片国土，想利用政府政策和外国捐赠者造就的商业机会。私有企业这种和平的“二次入侵”被年轻的东帝汶人普遍解释为雅加达策划的诡计，要把他们降低为他们自己国土上人口统计学的少数群体，这样一旦就其前途举行公民投票，苏哈托政权可以指令一个可靠的多数群体赞成合并。外来访客的出现，最有名的是1989年晚些时候教皇约翰·保罗的到访，给东帝汶人造成这样的感觉：他们还没有被外部世界遗忘，而他们也找到越来越多的机会与之交流。他们首次开始组织争取独立的示威，虽然惨遭镇压，但还是清楚表明，斗争焦点已从山区疏疏落落的武装集团转向了大批的城市化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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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1月12日凌晨，转折点到来了，由年轻人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和平游行队伍穿过帝力走向圣克鲁斯教堂的公墓，向一位年轻活动家的坟墓献花，那位活动家最近刚被印尼保安部队杀害。出于至今尚不明了的多种原因——很少有人相信是瓦鲁乌将军下的命令，约两百人的全副武装的军队出现了，居高临下朝着被公墓高墙所困的哀悼者射击。至少有二百五十人当场被射杀，另有许多人受了重伤，其后失踪的不下三百人。这类大屠杀以前常常发生，但这一次被两个勇敢的英国人施塔尔（Max Stahl）和考克斯（Steve Cox）录了像拍了照，他们设法将这些胶卷偷运出境。施塔尔的录像带先在英国电视上播出，然后全世界都播放了，结果它比堆积如山的书面证据有着更为直接的政治冲击力，那些书面证据是各种人权组织积累起来的，记录了过去十六年印尼的野蛮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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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的喧哗如此嚣嚣，苏哈托被迫断然解除瓦鲁乌将军和他的直接上司、锐意进取的第九军区司令官的职务。（由此一个进程开始了，东帝汶不再是军事晋升的快车道，它摇身变成了精明的军官们避之犹恐不及的地方。）当沙纳纳·古斯芒（Xanana Gusmão），这位诗人、洛巴托死后地下游击队的传奇领袖，最后于1992年底落入军队之手的时候，判他死刑根本不可能了。他是由该政权恭顺的司法系统审判的，不过是在多少还算公开的法庭上，先被判处无期徒刑，随后改判二十年徒刑。（正是像这样子，在1948年底，荷兰人发现不可能判处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死刑，因此将他下狱。苏加诺很快挣脱囹圄，把他的国家带入议定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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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克鲁斯惨案以后，虽然镇压依旧，东帝汶却第一次成为印尼国内一个公开的政治议题。因为到这个时候，政府对信息的近乎垄断开始崩解，这要感谢CNN，尤其要感谢传真和电子邮件革命。官方声明的调子日渐趋于守势。外交部长阿里·阿拉塔斯（Ali Alatas）告诉印尼新闻界，东帝汶就是“我们鞋里的沙子”，苏哈托则说它是“我们脸上的丘疹”——这些说法，他们决不会用到他们真心以为属于印尼的任何省份。破天荒第一次，较有勇气的印尼记者亲身去调查，看看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雅加达有些日报刊载了若干“小故事”，它们其实是对一个受践踏社会的稍稍改头换面的经验描述。爪哇沙塔亚瓦札那（Satyawacana）大学知名的环保主义者阿迪宗德罗（George Aditjondro）公开陈词支持东帝汶独立，而且当政府不许他出席在葡萄牙举行的有关东帝汶的国际会议时，他拒不服从政府禁令。这时候政府骚扰他，但不敢监禁他。印尼政治东帝汶化的尤为显著的证据在1994年底出现了：正当苏哈托欢迎参加APEC峰会的克林顿与其他国家元首之际，一群东帝汶学生闯入了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的大院，场面壮观，策划精细。数日之内，雅加达都市区司令官、机敏而胸怀大志的亨德罗（Hendro）将军被解职，他是三年内第三位栽在东帝汶人手上的将军。除了听任这些学生被安全护送出去流亡葡萄牙，政府一点儿辙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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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雅加达的这一戏剧性行动的成功，在东帝汶产生了强烈反响，它在那儿被当成“历史如今站在年轻人一边”的又一信号。后果之一是东帝汶青年与控制了地区市场、多数是穆斯林的投机客之间暴力冲突日益频繁，最后以1995年10月蔓延该领地大部的城市骚乱而告终。成百的——也许是成千的新移民被迫逃回他们西里伯斯岛和爪哇岛的家乡。那个政权，先前已经宣布有改善的状况容许撤回大量驻军，眼下感到不得不派遣新的部队；后果则可想而知——大肆逮捕和野蛮行径，而这不过代表了走进死胡同的政治。爪哇的少数死硬派穆斯林知识分子，愤愤然接受他们逃跑回来的同宗教友的目标，要求惩办那些“不忠的基督徒”，这时苏哈托却玩不起伊斯兰牌：他的政治和军事伙伴中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太多了；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与有势力的印尼华族商人也是如此。他也知道，要削弱他的政权，最快莫过于让宗教间暴力的燎原之火四处蔓延，超出东帝汶，燃遍印尼的种族—宗教群类的大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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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导致美国政策有一种显著的（尽管是逐步的）转变。在维也纳召开的上次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美国投票反对印度尼西亚；国务院阻止向它出售某种军用飞机。克林顿在东京G7会议上温和地责备了苏哈托，旗帜鲜明地支持在加利（Boutros-Ghali）秘书长主持下重启印尼—葡萄牙会谈。与此同时，长期得到两党支持的国会关注点，微妙地从东帝汶人的人权转向了他们的自决权。在这一转向中，苏哈托的上了年纪、印尼普遍骚乱日渐增多的迹象，还有统治精英中间的勾心斗角，无疑都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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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雅加达来说没有出路。重返1970年代末的残酷无情，那想都甭想；而1980年代的“发展”恰恰带来的是东帝汶民族主义和天主教信仰的增强。表明了对这一绝境的意识的，莫过于新近出版的穆达尼将军的回忆录。这本书主要是作者的政治和军事勋业的自吹自擂的一览表；但是对东帝汶事务他三缄其口，只说了1975年那搞砸的入侵，这被归咎于未指名的督办者。或许最终的突破点将不得不等到苏哈托政治或身体的死亡，尽管他过去已经显示了现实主义与出人意外的改弦更张的能力。没有哪个似乎可能的继任者将有这样的力量或能力，得以长久抵抗印度尼西亚帝国主义冒险事业的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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